我在人民政协中的经历

我在人民政协中的经历⁽¹⁾

我一生的经历和政协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在抗战中期（1940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直注视和关心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1946年初的旧政协，也是我关注过的焦点之一，当时我参加浙江大学的进步学生运动，保卫政协决议也是内容之一。全国解放后，新的人民政协的召开是全国政治生活中极为重大的事件。20世纪50年代初，我从事科学团体和民主党派工作，也可以说是政协范围内的基层性工作。后来我又成为第五、第八、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和第八、第九届常委，直接参加了政协的活动，其中我深深感到人民政协在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中所发挥的重大作用，自己也受到了深刻的教育，现对此作一简单的回顾。

1946年初，我随浙江大学龙泉分校迁返杭州，当时是大学二年级学生。8年抗战胜利，我们都很兴奋，大家都希望会有一个和平、民主的新局面。然而内战的阴影已笼罩着大片国土，国民党反动派企图用战争的手段消灭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计划已经开始了。但迫于各方面的压力，他们不得不做出某些姿态，在重庆举行了有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后称旧政协）。同学们都非常关注这个会议，注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反动派在会议上的激烈斗争。会议通过了停止内战和进行一些初步的民主改革的决议，但国民党反动派不顾全国人民的意愿，继续发动内战和破坏政协决议。停止内战和执行政协决议成为全国人民迫切的要求，反内战、争民主的学生运动蓬勃发展，杭州的大、中学生也冲破重重障碍，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我自己也努力参与和推动这些活动。就这样，旧政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随后，全国内战全面爆发，旧政协的决议已荡然无存。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推倒了三座大山。1949年10月，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由各民主党派、各界人民中的代表人士参加的新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确定了“共同纲领”，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随后举行了开国大典，毛主席在天安门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新政协为人民政权的前奏，全中国人民为此欢欣鼓舞。新政协是建立在各党派、各群众团体的基础上的，在筹备期间，分别举行各种人民团体的会议。我当时在杭州浙江大学任助教，并从事“科学工作者协会杭州分会”的工作，担任党支部书记。1949年夏天，得到省委的通知，中央邀请苏步青、蔡邦华、王淦昌、贝时璋、程孝刚等五位著名学者去北京参加“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议”，我陪同省交际处的同志，把通知送到这几位专家手中，他们都非常高兴地去参加会议。后来知道，首届政协科技界委员就是在“科代会”上协商产生的，浙江大学农学院院长蔡邦华教授成为全国政协委员。

20世纪50年代初，我在浙江大学主要从事数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也从事科学团体的工作。因为是从事科学团体工作的地下党员，和浙江科技界的许多前辈专家接触非常频繁。1951年，浙大党总支决定要我担任浙大党总支统战委员并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担任杭州市委委员并帮助民盟在浙大的发展工作，苏步青、谈家桢先生就是在那个时候加入民盟的。他们后来担任了民主同盟的高层领导，又在政协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时我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政协，但始终在做统战工作，为政协的建设效力。

我直接参加政协是从1977年第五届政协开始的。粉碎“四人帮”后政协恢复活动，委员由各界有代表性人士组成，有许多都是在“四人帮”肆虐时的受迫害人士。我曾是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只开过一次会，“文化大革命”开始，它就停止活动了。“文化大革命”中召开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知识界的许多人士都已被打倒，当然不能参加。恢复第五届政协，很多被打倒的有代表性人物被推荐为政协委员，重新走上政治论坛，大家政治热情很高，在会上纷纷控诉“四人帮”罪行和讲述自己被迫害和抵制的过程。大家还踊跃发言为拨乱反正提出建议，还纷纷表达自己建功立业的决心，一派新生气象。我当时在委员中算年龄较轻的。上海委员去北京开会是坐火车去的，路上需要20小时左右，随行的工作人员很少，于是我和另一位阮雪榆委员就临时负担起照顾老人的义务，帮助拿行李，照顾上下车，大家相处非常愉快。

随后，我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六届、七届），因而不参加政协活动了，这时我的“老伴”胡和生被推选为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在教育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到北京开会是同机集体去的。胡和生委员做得很认真，在组内常向前辈学者，如张光斗、唐敖庆先生等请教。当时她了解到有高级职称的女科教工作者退休年龄比男性低，是55岁，而一般来说这个年龄段仍属她们发挥作用的最优时期，许多人都要求继续工作。胡和生对此深有体会，她自己那时已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无退休年龄的规定，深知高龄女性在科技工作中有很大潜力，便联合了何泽慧等委员，提交一份提案，建议把高级职称的女科教工作人员的退休年龄定为60岁。这一提案后来为有关部门接受，这对调动广大女科教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她们的作用，有很大的影响。

1988年，我被任命为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主要工作地点是安徽合肥，到了1992年，根据任期，我在一年之后就要离开合肥了，在酝酿全国人大代表时，显然不能占安徽省的名额。安徽和上海两地的领导经过研究，认为应继续发挥我在参政议政中的作用，推荐我担任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常委。这个建议后来得到通过，于是我重新回到政协并担任常委。1993年，我参加了第八届政协第一次大会，胡和生也继续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我们两人分属教育一组和教育二组，我担任教育一组的召集人。

随着形势的发展，政协工作的水平有很大的提高，要抓住各个领域中的重大问题，建言献策。就教育组而言，先后就国家对教育的投入、教师队伍的断层现象，重视基础研究，拖欠中小学教师工资等等问题开展了深入的讨论，我们的工作方式往往是先在小组里进行一般性讨论，领会政府工作报告和常委会工作报告的精神，委员们同时也提出当前工作中面临的实际问题。由于委员们都来自教育工作的第一线，对教育工作的规律和实际情况有深入的了解，发言的水平一般都很高，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心议题和多项提案，不但对实际情况有深刻的分析，而且对解决办法也提出了有效的建议，从而在参政议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第八届后期到第九届，政协大会中还有一项特别的活动。在政协开幕后、人大进入讨论前，中央领导同志分别到各界听取委员们的意见和建议，就教育界而言，江泽民、李鹏、李岚清、陈至立、朱开轩等同志都来过。为此，我们教育组举行了联席会议，准备了有分量的发言，好使领导同志更深入地了解实际情况和委员们的建议。举例来说，关于国家对教育的投入过低的问题，几乎是每次会议的主题之一，通过和领导同志的直接交流，委员们了解到我们是“穷国办大教育”、“财政收入增长跟不上GDP的增长”等等问题，困难的确很大。大家运用集体智慧建言献策，促成了教育经费的增加应快于财政收入、吸收各方面力量的投资兴办教育等等解决的途径。又如，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在会上呼声很高，特别是科技界意见比较集中，这也促成了国家基础研究重大项目计划的提出和实施。

政协是一所大学校，我和胡和生都有幸担任了3届全国政协委员，分别是第五、第八、第九届和第七、第八、第九届。上海市政协也组织全国政协委员在上海参加政协的活动。这给我们以很好的学习条件。在其中，我能够直接听到最高层次的政治报告和许多领导同志的讲话，这是学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的极好机会，我们也有机会和许多委员成为朋友，学习他们的高超见解和实践经验。在上海的多项视察活动，也使我们具体了解到突飞猛进的建设成就和实际存在的问题。政协活动是我们一生经历中的很重要的部分。现在我们因超龄而不担任政协委员了，但仍然关心政协的各项活动，我们相信人民政协会继续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注释】

(1)此文刊载于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人民政协纪事》，2004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