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理论

毛泽东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无疑是他在第一次革命转折关头的重大贡献。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提出,并不等于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理的理论的形成。它们两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们之间的联系就在于两者都属于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革命道路时的重大理论成果,都是中国共产党人用血的代价在不同阶段换取的宝贵经验,“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革命道路的初级成果,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是“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继续和发展,它包含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两者之间的区别就在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尚未最后解决党的工作重心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的问题。就是说,“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可以沿着正确方向继续发展,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工农武装割据”也可能只是配合城市斗争。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理论,不仅包括“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而且必须解决农村与城市斗争的关系,确立党的工作重心在农村而不是在城市,那么,在革命转折的关头,毛泽东在什么时候突破城市中心论,明确以农村为中心的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时,理论界大致有四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在赣南、闽西时期,毛泽东就基本形成了以农村为中心,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基本形成的标志是1930年1月5日发表《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党内通讯)第二种观点认为1930年10月罗坊会议上提出“诱敌深入”的方针,到1931年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是这条道路形成的时间。第三种观点认为,毛泽东从城市中心向农村中心认识的转换,是在1930年至1931年下半年完成的;第四种观点认为毛泽东1936年12月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是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基本形成的标志。除此之外,个别的还认为1938年至1939年毛泽东的《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文章是这条道路形成的标志。

上述学术观点的同时存在,是一件好事,它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人们思想解放的产物,也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政策的结晶。对于各种观点无须品评和裁决。但本书作者还是坚持第一种观点,即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发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标志着毛泽东基本确定了农村工作是党的工作重心的思想。

1928年12月,彭德怀等率领红五军到达井冈山同红四军会师,从而扩大了井冈山的革命力量。但是,当时井冈山不仅面临着湘赣两省敌人“会剿”的敌情,而且经济十分困难,为了打破敌人围攻,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商定要采取“围魏救赵”的战术以摆脱敌人。即: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向赣南出击,彭德怀率红五军及红四军的第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率部离开井冈山,3月,进占闽西长汀。这个时候,蒋、桂战争即将爆发,毛泽东分析形势,提出在赣南、闽西建立根据地,形成新的“工农武装割据区域。毛泽东的建议为当时的党中央所不理解。2月7日,中共中央给毛泽东、朱德写信,强调城市工作的重要,认为“党在城市中的无产阶级基础削弱了”,工农群众的组织和斗争都还未有健全的“较平衡”的发展,今后“党的主要工作是建立和发展无产阶级基础(主要是产业工人支部)”。实际上是认为农村的斗争超过了城市,今后要加强城市的斗争,“没有城市斗争,农村不可能取胜”。因此,来信要求“将红军武装力量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界各乡村中发动农民的日常斗争”,“避免目标集中”,“被敌人消灭”;认为“朱毛两同志留在部队中目标既大徒惹敌人更多的注意”,因此,“决定朱毛两同志离开部队来中央”。^[6]

中共中央来信的精神和毛泽东的建议大相径庭,一个强调加强城市工作,一个坚决要在井冈山更大的区域里建立农村根据地;一个是来自中央的压力,一个是自己的切身体会。毛泽东如何解决这一矛盾的呢?毛泽东在收到中央来信后,就立即写信给中共中央,以他特有的勇气和胆识尖锐地指出:“中央此信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他依据对中国国情的深刻了解,再次强调了坚持农村斗争的重要性,指出:“抛弃城市斗争,沉溺于农村游击主义是最大的错误,但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领导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样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发展超过工人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针对中央要毛泽东、朱德离开红四军,毛泽东明确表示,他们不能离开红四军,要在赣南、闽西地区,利用军阀混战的有利条件,逐步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以促进革命高潮的到来。信中虽然也有“无产阶级基础之建立,中心区域产业支部之创造,是目前党在组织方面的最大任务”,农村的斗争“是帮助城市”。^[7]等提法,这反映了毛泽东没有最后突破“城市中心论”的框框,但毛泽东此信的中心思想是强调农村工作的重要性,要求创造与扩大红军,要求巩固、扩展农村革命根据地。

中共中央二月来信在红四军领导层中产生了不同的反响。毛泽东在他的回信中已经明确地表示他的观点。但有的领导者同毛泽东的认识有分岐,缺乏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的深刻观念,主张四处流动游击,加上有人从中挑拨,这就使红四军领导人之间围绕要不要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和如何建设军队的一些原则问题,出现了严重的分岐。6月下旬召开的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未能正确解决上述问题,毛泽东被迫离开了红四军领导岗位。8月,中共中央听取陈毅如实汇报红四军的情况后,在中共中央“九月来信”中,决定由毛泽东继续领导红四军的工作。12月,在毛泽东主持下,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通过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议。这个决议成为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件。

井冈山根据地一年多的实践,李文林领导的东固根据地的经验,赣南、闽西根据地的开辟,其他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工农运动发展的不平衡,以及红四军党的“七大”以后红四军出击闽中和挺进东江的失利,促使毛泽东进一步考虑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党的工作重心问题。他认为从中央到红四军领导人,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是有距离的。为了进一步阐述他的主张,1930年1月5日,他写了《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党内通讯。论述了中国国情及党的工作重心必须转到农村的问题。

中国国情是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客观依据,因此,毛泽东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通路的理由首先包括对中国国情的分析。第一,毛泽东指出,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帝国主义迫切争夺中国,引起帝国主义同整个中国各种矛盾的加剧,亦引起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的加剧,从而造成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一天天扩大,一天天激烈的混战,反动势力之间的矛盾和混战,给中国革命的力量提供了在四周白色政权中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的可能性。第二,毛泽东在对江西政治经济情况的分析中,得出这样一种认识,即反革命力量较弱,帝国主义影响比较小一点的地方,才是中国革命的出发点。比较起来,农村中反革命力量弱些,而城市中的反革命力量则相对强大。因此,中国革命首先应该在农村发展,由农村到城市,毛泽东指出:党内一些领导人对建立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之所以认识不足,就在于他们对中国的国情没有认识清楚。如果认清了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就会明白红军游击队和红军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

在对中国国情分析的基础上,毛泽东阐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具体政策。他指出:“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李文林式、贺龙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的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指出有的领导人,“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动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再来一个全国武装起义,那时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范围的大革命。他们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8]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的高潮一定会到来,我们绝不能太悲观,但中国革命的进程将会是曲折的,艰苦的,我们切不可犯急性病。

在这篇通讯中,毛泽东在认识上产生了一个飞跃:第一,他完全摆脱了“城市中心论”思想。当时全党都在探索促进革命高潮到来的策略,党中央是主张以城市为中心,加强工人运动来促进革命高潮,而毛泽东是强调红军和红色政权“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实际上提出了以农村为中心的思想;第二,以农村为中心,红军的任务也不能是到处流动游击,只能是走建立红色政权,深入土地革命,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巩固和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道路。虽然文章中没有用农村包围城市这样的文学来表述,但上述内容实际上表明这一思想已基本形成。

当然,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理论,也同其它事物,其它理论一样,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作为一个开放性的体系有一个形成,发展,不断丰富,不断系统的过程,强调1930年初毛泽东就已经基本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并不排除在以后的日子对这一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在解决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时间和形成标志后,还必须科学回答毛泽东在形成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历史进程中的历史方位问题。也就是要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在提出革命道路理论中的作用。在我国一度把毛泽东神圣化、偶像化,把形成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看成是毛泽东一个人的贡献,其他人非但没有对这条道路理论作出贡献,反而是这条正确的革命道路的反对者。显然,这是不符合历史的,它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左”的指导思想在研究中共党史中的反应。

中共十一届三中会会以后,广大理论工作者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党的历史上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但是不能不注意到,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出现了“非毛化”倾向。在分析和评价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时,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毛泽东与党的其他领导人对立起来,出现了抬高别人,贬低毛泽东的倾向,似乎毛泽东对革命道路理论没有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仅仅是总结别人的经验而己。这种观点也是不符合历史的。这种观点无疑受到了当时的政治气候的影响。

如何看待毛泽东在探索革命道路中的贡献,必须明确两点:一是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大革命失败后,英勇的中国共产党人不畏强暴,不怕牺牲,武装反抗国民党。在艰苦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从不同的角度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并取得不同程度的成果。周恩来、朱德、瞿秋白等作了较大的贡献,一些地方党的负责人也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如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提到的方志敏、贺龙、李文林等,他们各自在自己的根据地进行有益的探索。中共中央把许多地方武装起义,创建红色政权的经验进行总结和推广,对农村根据地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所以说,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另一点是在探索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作出的贡献最杰出。当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疯狂屠杀共产党人时,毛泽东毅然决然地到农村中去,领导被压迫的群众,建立工农革命军,开展游击战争,创建工农政权。在实践的基础上,毛泽东不仅善于总结自己的经验,而且善于总结别人的经验,并将自己的经验以及别人的经验上升为理论,从理论的高度,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提出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对此,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决议》指出:“毛泽东在这个时期内(指第一次历史性转折关头中——引者注),不但在实践上发展了第六次大会路线的正确方向,并正确解决许多为这次大会所不曾解决或不曾正确解决的问题”,“在他的指导和影响之下,红军运动已经逐渐发展成国内政治的重要因素。”

历史表明,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表现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气魄,表现出伟大的首创精神,他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对马克思主义作出重大贡献。而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开创,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已经基本形式。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理论成为了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发展,人们将会更清楚地认识毛泽东在开创农村包围城市革命路中所作的贡献是千古不朽的。

【注释】

[1]《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五)第449—450页。

[2]《毛泽东书信集》第5—8页。

[3]《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63页。1991年人民出版社第二版

[4]《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6页。

[5]《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4页。

[6]《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9),第29—37页。

[7]《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02—105页。

[8]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7—1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