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和策略的理论

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和策略，始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关注的重要问题。伴随着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发展与历史条件的变化，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及斗争策略思想也在不断地变化发展。

19世纪70年代以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思想，主要是暴力革命的思想。这是他们在对历史上历次社会革命，特别是对近代英国、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及1848年欧洲大革命进行深入考察，并客观分析无产阶级革命所处的现实环境和条件后得出的结论。在1848年革命失败之后的“极沉闷”的历史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总结革命经验，撰写了《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同盟书》、《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著作，系统地阐述了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理论和策略。这包括：高举民主派左翼的旗帜，做“最极端的民主派”，争取和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建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用把人民武装起来的最重要的方法实现“人民主权”；批判资产阶级议会主义，揭露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实质，阐述关于议会斗争的策略；第一次提出“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的口号^[1]，明确地概括马克思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的新贡献，一是“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二是“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三是“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产阶级社会的过渡”^[2]；阐述了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不断革命”的思想，论述了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并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必须利用自己的阶级专政，实现对社会主义的彻底改造，“直到人类社会制度的最后形式——共产主义得到实现为止^[3]”；阐发了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和工农联盟的思想，作出关于农民的阶级地位及其对革命的一般态度的分析，作出关于联合农民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的重大意义的论断，论述了实现工农联盟的可能性的思想、工农联盟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的思想；从“终极的经济原因”和经济、政治、军事、社会诸因素的角度以广大世界的视野对50年代欧洲革命前景作了考察等等。归结起来说，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和策略的理论经受了革命实践的检验，又得到了重大发展，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革命形势的消长规律和革命党人的正确策略的科学表述和论证，给国际无产阶级留下了极为宝贵的遗产。

19世纪50年代末以后，马克思为在新的经济危机和革命到来之前，“至少把一些基本问题搞清楚”^[4]，写下的一系列经济学手稿，并于1867年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1版，使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得到最全面、最深刻的论证，从而为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和策略的理论奠定了最深厚的科学基础。马克思所著的《法兰西内战》等著作，对巴黎公社的经验作了深刻总结，进一步阐述了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国家政权，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思想，论证了公社建设的基本经验：人民当家做主、对国家公职人员实行选举、监督和罢免制；反对特权、公职人员只领取相当于工人的工资；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立法和行政的机关，公社应当成为全国各地的政治形式并组织民族的统一；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完全改变的历史过程等等思想，丰富和发展了新型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学说。

19世纪70年代是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资本主义开始由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过渡。针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不断巩固和发展，资本主义社会冲突和阶级矛盾相对趋于缓和等新变化，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和策略做出了新的阐释。他们在强调暴力革命重要性的同时，进一步提出了各国工人阶级要根据本国实际情况选择适当的革命方式和途径的思想，提出了用和平手段取得政权的可能性。1871年，马克思在谈及当时的各国革命形势时曾指出，在英国，工人阶级面前就敞开着表现自己的政治力量的道路。凡是利用和平宣传能更快更可靠地达到这一目的的地方，举行起义就是不明智的。用什么方式来达到结局，应当由这个国家的工人阶级自己选择。1872年，马克思在《关于海牙代表大会》的演说中再次提出：“工人总有一天必须夺取政权……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断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如果我对你们的制度有更好的了解，也许还可以加上荷兰——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5]

恩格斯也在同各种冒牌社会主义和机会主义思潮的斗争中，撰写了《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法德农民问题》，以及《卡尔·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等著作，分析、研究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形势和策略，提出了许多新的思想观点。恩格斯对1848年至1849年革命中制定的斗争策略进行了总结，坦诚承认在1848年革命期间关于革命运动的条件和进程的看法上“曾经错了”、“只是一种幻想”。“我们关于1848年2月在巴黎所宣布的‘社会’革命即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和步骤的观念，带有回忆1789—1830年榜样浓厚色彩，这是很自然和不可避免的。”^[6]自1848年以后的几十年历史充分说明，当时欧洲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远没有成熟到可以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因此，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实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历史的发展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借以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过时了。”^[7]无产阶级大军为达到最终的奋斗目标，还远不能以一次重大的打击取得胜利，而不得不慢慢向前推进，在严酷顽强的斗争中夺取一个一个的阵地。

恩格斯结合历史条件的变化和阶级斗争的新形势，阐述了无产阶级要利用资产阶级民主制和普选权进行合法斗争的必要性和意义。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相对和平稳定的时期，那种以起义和街垒巷战实行突然袭击，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做法，现在已经不合时宜。利用普选权，开展议会内外的合法斗争，一个一个地夺取所能夺取的阵地，已经成为无产阶级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因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巷战十分不利于无产阶级，而对政府军却十分有利。而且各国政府军队的武器装备得到了很大的改进，而各国无产阶级自巴黎公社失败以后已有数十年没有掌握武器了，无产阶级丧失了物质的保卫手段。因此“在起义者方面，一切条件都变坏了。人民各个阶层都同情的起义，很难再有了。”^[8]为此，无产阶级必须改变过去那种认为普选权对于工人只是“陷阱”和政府的“欺骗工具”的看法，而应当把它看做是工人“解放的手段”之一。恩格斯对德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充分利用普选权一步步地扩大了自己的阵地，并取得重大胜利的实践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德国工人的一个伟大贡献就在于，他们给了世界各国同志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向他们表明了应该怎样使用普选权。恩格斯指出，由于无产阶级有成效地利用了普选权，并将它作为自己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发挥了作用，结果弄得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恩格斯还指出，开展议会斗争是有原则、有条件的，开展议会斗争的主要任务就是不停地促使这种力量增长到超出现政府制度的控制能力，不让这支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被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如果德国社会民主党充分利用合法形式长期不懈地做好动员和组织群众的工作，保持现有的发展势头，“我们在本世纪末就能夺得社会中等阶层的大部分，小资产阶级和小农，发展成为国内的一个决定力量，其他一切势力不管愿意与否，都得向它低头。”^[9]

恩格斯肯定利用普选权和开展合法斗争，但这决不意味着他把议会斗争视为惟一手段。恩格斯强调指出：在决战时刻尚未到来之时，无产阶级不应贸然实施“枪响剑鸣”，只宜采取合法斗争策略以集聚力量；但利用普选权决不是“放弃自己的革命权”。“须知革命权总是惟一的真正‘历史权利’，——是所有现代国家一无例外都以为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惟一权利。”^[10]“我根本没有说过什么‘社会党将取得多数，然后就将取得政权’。相反，我强调过，十之八九我们的统治者早在这个时候到来以前，就会使用暴力来对付我们了；而这将使我们从议会斗争的舞台转到革命的舞台。”^[11]然而，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和德国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却乘机散布，恩格斯阐述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利用合法手段来实现革命目的的理论，是恩格斯晚年“放弃暴力革命”、“用议会斗争代替阶级斗争”的真实凭证。尤其是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依此为依据，竭力鼓吹放弃革命道路，单纯依靠合法的和平手段来实现社会主义。对伯恩施坦的观点，罗莎·卢森堡、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列宁等都进行了批判，认为恩格斯并没有放弃暴力革命的道路，恩格斯的思想与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是根本对立的。恩格斯在临终前也曾声明：“我认为，如果你们宣扬绝对放弃暴力行为，是决捞不到一点好处的。没有人会相信这一点，也没有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政党会走得这么远，竟然放弃拿起武器对抗不法行为这一权利。”^[12]随着历史条件的不断变化，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工人政党纷纷宣布放弃暴力革命的道路而主张以合法的议会道路来实现社会主义，而在另一方面，继苏联之后出现的社会主义国家无一不是通过暴力革命建立起来的，这就使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和策略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它要求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一问题作出进一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