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上,从巴黎公社到十月革命,无产阶级都是通过城市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中国无产阶级要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究竟应该走什么道路,这是一个关系革命的前途与命运的问题。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毛泽东同志认真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状况,深入研究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坚决地抛弃了城市中心论的框框,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入农村,在农村保存、恢复和发展革命力量,建立人民军队和革命根据地,进行长期的革命战争,探索出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崭新道路。
毛泽东同志关于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逐步形成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创造。1927年7月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举行的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就主张农民自卫武装“上山”,预料“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所谓“上山”,就是准备将革命工作的重点,从敌人统治力量较强的城市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较弱、革命较有基础的山区去。这年10月,毛泽东同志率领秋收起义的队伍到达井冈山地区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发动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创立了第一个典型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在毛泽东的影响下,许多党的领导人都深入到农村中去进行武装革命斗争。毛泽东在总结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其他革命根据地斗争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指出:“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无疑义地是正确的”[9]。这就从实践上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
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只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主要是由三方面的情况决定的。其一,中国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决定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残酷性。因为敌人异常强大,革命力量只有在长时间内聚积和锻炼成为一个足以最后战胜敌人的力量;因为敌人镇压革命异常残酷,革命斗争只能采取武装斗争的形式,并且需经长期的磨炼和发挥自己的顽强性,才能坚持自己的阵地和夺取敌人的阵地。其二,中国革命战争实际上是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战争。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的土地革命,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只有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才能避开强大的敌人,建立工农武装,形成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并以此为依托去反对以城市为依托的敌人。其三,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不仅使农村包围城市成为必要,而且使实践这条道路成为可能。农村经济的落后,使农村可以对城市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在经济上自给自足。强大的敌人长期占据着中心城市,农村则又成为反动统治的薄弱环节。这样,红色政权可以凭借这种经济特点和反革命营垒内部的不统一而获得生存和发展。同时,中国农村的广大地区也为这种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回旋的余地。因此,中国革命就有可能在农村区域首先获得胜利,进而以革命的农村包围反革命的城市,最终达到夺取反革命城市的目的。这条革命道路的革本内容是: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农村根据地的建设。这三个基本内容密切联系而不可分割,共同构成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整体。
毛泽东在开创农村包围城市这一革命道路的初期曾经说过:“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10]历史的发展完全证实了毛泽东的预言。以井冈山为中心的土地革命战争,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以延安为基地的抗日战争,使党的力量、人民军队的力量以及其他革命势力转弱为强,抗日根据地的广泛建立和发展,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准备了充分的条件,以至在解放战争中很快就把发动内战的国民党反动派置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在敌我力量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党和毛泽东及时提出了由乡村转入城市,夺取全国胜利的战略决策,终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国性胜利。
毛泽东提出以农村包围城市为特征的中国式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运用和发展。这条道路在我国已被证明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它给各国人民特别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的革命斗争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但不可将它作为一种必须遵守的模式强加于人。毛泽东同志1956年9月25日在同拉丁美洲一些党的代表谈话中说:“中国革命的经验,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经验,对你们许多国家不一定都适用,可供你们参考。我奉劝诸位,切记不要硬搬中国的经验。任何外国的经验,只能作参考,不能当作教条。一定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的具体情况这两方面结合起来。”[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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