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员 刘兴伟
一张大榜公示了在商场里曾被抓获的“小偷”，有人说大快人心，有人说似乎不妥，专家更是指出了这一“简单”事件的侵权性质。
众说纷纭中，值得我们去反思的却不该仅限于这一张公示牌。
违法者受到法律制裁，本是一件该让人拍手称快的事，但是，如果附加上他们本不该承受的道德之重，便让人感到些许凉意。
如果仅从法律角度出发，该事件自然难逃侵权的嫌疑。但另一方面，我们绝对有理由相信，商场如此行为并非是出于恶意，大部分论者似乎也认同这一观点。然而，事实上，这种认同的背后却是民粹思想的折射。
不可否认，在不少人的潜意识中，或多或少都存在着一些民粹主义的阴影，甚至让法制观念患上了民粹综合征。类似于“毕竟是他们先犯了法”的表述，或许就是民粹综合征的表现。这种对人身权利的蔑视，是由于法制观念的缺失；而对人身权利的侵犯，更是往往成为民粹法制观的伴生品。
众所周知，即便是法院的审判也无法肆意剥夺犯人的人身权利。人从出生开始，其所具有的人格权与身份权便受到法律的保护。绝不能因为这个人“犯了法”，便无视他们的人格尊严与权利。除了民粹法制观，实在没有什么能让这种侵犯看上去如此“天经地义”。
而将犯罪嫌疑人的违法行为下意识地进行升级，更是法制观念民粹综合征的典型症状。从商场还没完全弄清楚这些人是否真的触犯了刑法，便匆匆将他们定性为“犯罪分子”，这种症状便可见一斑。这种在法制理性之外的升级，定然不是商场恶意为之，而是我们在法制观念上长久存在的欠缺所致。
人们常常喜欢将治安状况归结于“犯罪分子”的作为和威慑力的多寡，在这样的法制观念下，难免有“英雄主义者”愿意为社会的治安添加那么点儿“威慑力”。
有当事人向商场反映人格权受到伤害时，商场却认为这是一个好兆头，“这说明我们的震慑行为起了作用，小偷害怕了。”或许这是出于民众缺乏安全感，总觉得我们的威慑力还不够，但要知道，历史上宽恕为政的也不乏太平盛世，可见威慑力跟社会治安并没有太大关系。
而与民众在治安上缺乏安全感相伴的，却往往是旁观者的道德优越感。看到有不法人员落网，我们总下意识地想在道德上去“划清界限”，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对侵犯他们人身权利的做法采取漠视的态度，甚至如果愿意去踏上一脚，拿出“痛打落水狗”的架势便更像个“好人”了。实际上，这种对于人身权利的麻木，已经将我们的理性出卖给了盲从。
理性之于民众抑或商家都是可贵的，更可贵的是我们对于人身权利与尊严的敬畏。打击违法犯罪行为，维护社会治安，是每个公民的良好意愿，但是在这意愿中却该多一些法律意识和人文关怀，而不是用道德的威压来代替法律的惩戒。
（原载于《华商晨报》2009年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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