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理性主义幸福观

在幸福观上，以理性主义为思想基础，将幸福渗透于人的灵魂深处，关注人类内在的精神追求和完满，不重视甚至摒弃物质上的享受和满足，强调人类的精神幸福。

（1）幸福与美德一致

赫拉克利特主张一种理想的人生，认为人生的目的就是追求理想的幸福生活，而幸福在于智慧。追求幸福、避免痛苦是人的感觉的必然结果。他以蜘蛛捕蝇为例说，蜘蛛坐在蛛网中央，只要一个苍蝇碰断一根蛛丝，它就立刻发觉，很快跑过去，好像因为蛛丝被碰断而感到痛苦似的。他说人也是这样的，“人的灵魂当身体的某一部分受损害时，就连忙跑到那里去，好像它不能忍受身体的损害似的，因为它以一定的联系牢固地连接在身体上面”。也就是说，人是通过感觉而得知痛苦的，只要人的任何一个部分受到损伤，感觉就会报告灵魂，采取办法，避免或减轻痛苦。然而，赫拉克利特特别强调高尚的灵魂，即有智慧的灵魂。在他看来，幸福在于智慧，“如果你不听从我本人而听从我的‘逻各斯’，承认一切是一，那就是智慧的”。也就是说，人有了智慧就能够认识逻各斯，这是一种永恒的光荣，也即幸福。幸福，在于智慧，在于人的精神生活，精神的快乐要高于肉体的快乐，高级的快乐要高于低级的快乐。他十分鄙视肉体感官的享乐，他说，“（猪）在污泥中取乐”，“如果幸福在于肉体的快感，那么就应当说，牛找到草料吃的时候是幸福的”。这句话鲜明地表达了赫拉克利特的幸福观立场。

苏格拉底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伦理学的序幕。他在伦理思想史上提出“美德即知识”的著名命题。他告诉人们，道德依赖于知识，没有知识也就没有德行，人只有具备有关道德的知识，才能做善事，而且人只要具备有关道德的知识，就必然会做善事，这是苏格拉底幸福观的理论前提。苏格拉底指出，人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欲望，但有的人并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而把本不属于幸福的东西当成是幸福。因此，圆善的追求要依赖人的知识。如果掌握了幸福的知识，就会知道如何去追求幸福。

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他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苏格拉底关于幸福的理论。他提出了著名的理念论。在柏拉图那里，万事万物都各有自己的理念，而各种理念本身又构成了一个等级分明的“理念世界”，其中最高的理念世界就是善的理念，善的理念是各种理念得以派生的终极根据，也是各种理念的“摹本”的感性事物共同追求的最高目标。柏拉图认为，对于最高的善的理念的追求，是抵达幸福的唯一途径。人为了能够得到神性的幸福，必须追求最高的理念，善是人追求幸福的有效手段，只有抵达最高理念的人才能是真正幸福的人。柏拉图认为，快乐和幸福是两回事。快乐属于感性领域，它可以是情欲，也可能是感官享受，但单纯的感性快乐，如果没有心灵、记忆、知识（理性）的参与，就不是真正的幸福。一个人如果要获得真正的幸福，就必须首先克制自己的情欲和享受，必须用智慧和德性去追求美德和至善。由于人的肉体和感官的快乐是暂时的，不值得留恋，而人最高的理念——至善是永恒的，值得我们终身追求。因此，一个有道德的人，就是一个能用理性控制情欲的人，自然也就是幸福的人。

亚里士多德是西方伦理学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他继承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伦理思想，但又没有把自己局限在两位老师的思想框架内，他的幸福理论是有其特殊之处的。亚里士多德把幸福定义为合于德性的现实活动，他认为，一个人虽然具有善的品质，但是如果他的这种善的品质不能产生善的效果，那么，也就不能称之为幸福。一个人的幸福并不在于他拥有或具备某种东西，而是要看他是否在善的引导下去实施现实的活动。只有使德性渗透于行动之中，才能获得快乐，才能赢得真正的幸福，“合于德性的行为，使爱德性的人快乐”。

亚里士多德把实现幸福的途径归结为两个，一个是从心智的角度出发，去抵达知德的境界；一个是从实践的角度出发，去抵达德行。心智方面的幸福主要是指一种思辨的活动，它以理性沉思活动本身作为目标，对思想加以思想。同时，幸福是一种合于德性的现实活动，从这种活动中获得悠闲自适而又持久不变的愉悦，从而获得理智的生命，这是一种最高的幸福。

（2）幸福就是德性本身

17世纪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承认物质上的幸福，但又认为物质幸福仅在正当、合理的限度内才构成幸福的条件，那些被外因诱惑而追逐感性享受的人们，不可能享受真正的灵魂满足，因而也就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幸福。具有真知识的人们，依照必然性生活，主动地、自由地生活，享受着灵魂的满足，这样的人当然就是幸福的人。人在社会中生活，应当做一个高尚的人，过一种圆满的符合人性即符合理性的生活。同时，这种生活也最能使人的理性不断得以完善，从而得到最大的快乐和最高的幸福。因此，他说：“幸福不是德性的酬报，而是德性自身。”斯宾诺莎肯定个人的自我保存、个人利益和幸福，但是他也主张用理性来指导人们的行为。他承认，自我保存是道德的基础，“道德的原始基础乃在于遵循理性的指导以保持自己的存在。因此一个不知道自己的人，即是不知道一切道德的基础，亦即是不知道任何道德”。理性指导下的自我保存，要求每个人都爱自己，都寻求对自己有益的东西，都寻找一切能够引导人们达到较大圆满性的东西。理性并不排斥个人的利益和幸福，恰恰相反，由于有了理性的参与和指导，人们能够获得更多的个人利益和个人幸福。斯宾诺莎一方面承认追求快乐对于人生的意义，一方面强调理性生活对获得幸福的重要作用，人应当用理性控制自己的感情欲望，用理性对事物的善恶做出恰当的判断，这样人们就能够得出共同的善恶观念，人们之间的利益和幸福就会彼此一致。用理性指导生活，不仅不会损害人们的利益和幸福，相反，由于克服了因情感判断而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对个人利益和幸福的满足更有好处。实现个人幸福的最佳途径是把个人利益和他人利益、社会利益结合起来，在利他的同时利己，把个人幸福与公共福利统一起来。“因此，我说人要保持他的存在，最有价值之事，莫过于力求所有的人都和谐一致，使所有人的心灵与身体都好像是一个人的心灵和身体一样，个个都团结一致，尽可能努力去保持他们的存在，人人都追求全体的公共福利。”

（3）幸福存在于至善之中

康德的幸福观是在坚信道德自律和道德法则的信念下提出的。他说：“有两种东西，我们愈时常、愈反复加以思维，它们就给人心灌注了时时在翻新、有加无已的赞叹和敬畏：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法则。”

康德并不否认感性世界中人的需求和幸福，他承认人有各种各样的感性活动，但是他也认为人的本质不是感性而是理性，理性“不但也要考察本身为善或为恶的东西（只有不受任何感性利益所影响的纯粹理性才能判断这一层面），而且还要把这种善恶评价从祸福考虑完全分离开，而把前者作为后者的最高条件”。道德的特征在于理性的善恶评价，而且这是判断幸福与否的前提条件。在康德看来，善良意志是幸福的条件，幸福存在于至善之中。他认为，道德的标准不是行为的目的，不是行为的效果，而只能是行为的意图（即动机），任何一个行为首先必须符合道德动机，遵照道德律令。必须把善良意志作为善的前提和条件，用善良意志来指导具体的善的行为。一个人如果想获得持久的、真正的幸福，必须具有理性，具有善良意志。而具有普遍道德价值意义的善良意志，不能从经验主义者所说的人的本性中找到，也不可能来自上帝的意志和某个权威，而是来自人的理性本身。“在世界之中，一般地，甚至在世界之外，除了善良意志，不可能设想一个无条件善的东西。”善良意志本身就具有价值，就具有人所追求的最高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