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儿童村事件再调查

□首席记者　穆云平

调查背景

付广荣自述：其在2000年初，她在到辽宁省女子监狱做帮教时，受一些女犯人的托付，开始照顾犯人的孩子，随着孩子的增多，她说自己出资160万元在东陵区建立了阳光儿童村；2002年时，又在儿童村里面建立了辽宁省法制道德教育基地，并由此被不同层面的人简称为“付妈妈”。

然而自从2003年付广荣拍卖“付妈妈”月饼商标始，至2004年各级媒体开始对阳光儿童村的儿童生存状况进行调查，阳光儿童村的不为人知的一面也浮出了水面。

2004年5月23日和5月24日两天，沈阳的一家媒体与付广荣代表的儿童村方面进行了言行较为激烈的“沟通”。至此，付广荣是纯洁的天使还是利用社会善心的骗子？或者，谁来保证慈善事业在阳光下健康发展？谁来堵住善举背后明显的制度缺陷，甚至人类可能难以避免的私欲？这些问题，成为华商晨报记者独立调查的基石。

5月25日，记者在阳光儿童村，独家对话了付广荣，毕竟，这是还原所有真相的第一步——我们甚至相信，真相远远没有结束……

钱的来源：捐款都给收据了吗？

记者：儿童村成立近4年，一共得到了多少捐款？

付广荣：具体数目记不起来了，应该在60万到70万之间。

记者：捐款者都是些什么人？

付广荣：有学生，有老板，还有单位进行集体捐款的。

记者：数额都是多少？

付广荣：从几元钱到上万元不等。

记者：儿童村给每一个捐款者都打收据了吗？

付广荣：像那些大公司、大老板，一次性就捐款上万元，他们捐款时一般都有电视台录像，想在当中有一点自私的想法是根本不可能的。至于收据，当然要出具了。

记者：那些小额捐款的人也得到收据了吗？

付广荣：大部分都给收据。

记者：是大部分还是全部？

付广荣：有的捐款者来捐款时，我恰好不在儿童村，而会计也正好不在，当然就没有人给出具收据了；还有一些捐款者，根本就不要收据，你给他他都不要。

记者：你和会计都不在儿童村，捐款谁来接收呢？

付广荣：我说不清楚，如果捐的是物，儿童村会直接收下。

（记者旁白：对话中，对于无收据的捐赠如何入账，账目公开的形式甚至如何接受监督，付广荣的表述不是十分清晰。）

钱的去向：捐上来的钱怎样分配？

记者：捐来的钱百分之百用到孩子们身上了吗？

付广荣：是。

记者：我看到儿童村里面有两幢楼，一幢2层小楼是阳光儿童村，另一幢3层的大一些的楼是辽宁省法制道德教育基地，这两幢楼是怎样建成的？

付广荣：2层小楼建于2000年左右，花费160万元左右，是我自己的钱。3层大楼建于2002年左右，还没有完全完工，预计要花费300万元，现在已经花进去240万元，还有60万元需要投入。

记者：240万元是哪里来的？

付广荣：其中200万元完全是向（沈阳市）第十一建筑公司借来的，另40万中，有20万元是我自己拿的，还有20万元是从捐款里拿出来的。

记者：不是说捐款百分之百用到孩子身上了吗？

付广荣：建辽宁省法制道德教育基地也是为了孩子们，辽宁省法制道德教育基地与阳光儿童村是不可分割的，我的最终目的是以儿童村为载体，建立辽宁省法制道德教育基地，唤醒更多人远离家庭暴力，这也是我的历史使命！

记者：你的吗？

付广荣：不是我的，是社会的，我已经在宣传册上面明文写了儿童村的资产将来要全部捐献给社会。

记者：当初热心人捐款时的意愿是把这些钱用到孩子身上，并不是让你建基地呀？

付广荣：我已经使孩子们生活得很好了。

记者：好的标准是什么？

付广荣：孩子不冻、不饿，比在正常家庭生活得要好。

记者：正常家庭的生活是什么？

付广荣：我一个月给孩子杀一口猪，每逢节假日都给孩子做8~10个菜，总之是比正常家庭生活得好。

记者：这是你自己认为的，现在如果我当场捐出100元钱，其中有百分之几会花到孩子身上？

付广荣：我没办法算这样一笔账，儿童村并不是天天有捐款，有时还缺钱呢！

（记者旁白：建筑公司是垫款还是借款？违背捐赠人的初衷意味着什么？这些都需要一点点地由权威部门来认定，花钱上的漏洞并非空穴来风，关键是谁来监管。）

到底是谁的家：儿童村的性质到底是什么？

记者：我看到儿童村里面有两幢楼，一幢楼是阳光儿童村，另一幢楼是辽宁省法制道德教育基地，我知道你可以在这两幢楼里面随意办公，你的职务到底是什么？

付广荣：我既是儿童村的村长，也是基地的主任。

记者：在权力分配上有不同吗？

付广荣：两个地方我都管，我一边抚养孩子，一边唤起更多人远离家庭暴力。

记者：具体到钱上面，你又怎么管呢？换句话说，就是热心人捐来的钱，儿童村分配多少，基地分配多少？

付广荣：这我说不清楚。

记者：这是不是意味着儿童村的管理存在着问题呢？

付广荣：儿童村在这个上面的管理确实存在着问题，两年前到现在，我一直在向省里反映这个问题，希望能够派一名管理人员来儿童村，但迟迟没有解决。

记者：这么说你是承认管理上存在问题了？

付广荣：管理的确有问题，但这没必要放大，就像一个人，谁能没有毛病呢？只要我不存在违法乱纪的事，就无所谓。

记者：你到相关部门给儿童村注册了吗？

付广荣：儿童村无法注册。

记者：为什么？

付广荣：它不属于慈善机构。

记者：那儿童村的性质是什么呢？

付广荣：我说它是一个家，一个寄养因家庭暴力犯罪而流散到社会的儿童的家。

记者：家这个概念，是不是意味着你是家长，家里的一切都听你的？

付广荣：……

记者：基地的性质是什么？

付广荣：我认为它是一个点，一个学习的点，一个教育更多人远离家庭暴力的学习的点，我认为儿童村的教育意义更重要。

焦点中的焦点：儿童村以后的路

记者：你刚才说还有60万元需要投入，你已经借了200多万元，这60万元你将来怎么解决呢？

付广荣：我给5个单位当法律顾问，再加上我出书的钱，应该可以解决一部分；另外，我还打算给儿童村拍电视剧，再搞一个付妈妈的品牌。

记者：你到底是律师、是商人，还是慈善家呢？

付广荣：……

记者：我看见基地的后面，正有一个建筑物在建筑中，那是什么？

付广荣：是儿童村的厨房和客房。现在的厨房有些简陋，不符合儿童村的要求，按照基地的规划，应该有配套的厨房。

（记者随后到厨房看了看，发现确实是简陋，厨房房屋低矮，锅台四周只抹着泥巴，菜板也仅仅是一小条木头，做饭的还是一口大锅，厨房的设施与基地里面的布置天上地下。）

记者：基地在2002年建成，为什么厨房这样简陋呢？

付广荣：当时资金存在问题。

记者：花费200万元的大楼能建，你说花费14万元的展览中心能建，为什么两年来一个厨房会缺资金呢？

付广荣：这只是个临时厨房。

记者：是正式的厨房不重要吗？

付广荣：正式的厨房现在正在建。

记者：可现在仍然缺资金呀？

付广荣：……

记者：客房又是做什么的呢？

付广荣：经常会有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基地展览中心参观，最多时，一天的人数超过4000人，有些路远的参观者晚上没法回去，我就打算建几个客房供他们居住。打算象征性地收10元、8元，也可能不收。

记者：儿童村变成了展览馆，而且还有客房，还要收费，你认为这样做恰当吗？

付广荣：儿童村也不容易，现在还有欠款，我的最终目的是在保证孩子正常生活外，通过孩子教育更多人远离家庭暴力。

对话秦家园

记者：儿童村吃得好吗？

秦家园：好，根本就不吃酸菜。

记者：我没问你酸菜，你为什么先提酸菜呢，是不是有人告诉你这样对记者说？

秦家园：没有。

记者：你上台演讲过几次？

秦家园：很多次。

记者：演讲稿是谁写的？

秦家园：付妈妈安排的一个老师写的，然后教我们念。

记者：演讲是在上学期间吗？

秦家园：是。

记者：那落下的功课呢？

秦家园：……

记者：你平时有零花钱吗？

秦家园：有。

记者：有多少？

秦家园：不知道。

记者：为什么？

秦家园：零花钱在老师那里，我用的时候再去要。

记者：付妈妈怎样给你零花钱？

秦家园：过年时给压岁钱，然后存到老师那里。

（记者旁白：5月24日在记者采访中得知，儿童村内上学的孩子在学校内出现了集体“请假”的情况，这种情况在这个学期内还是第一次。）

记者手记

谁来审计儿童村

付广荣有一双灵活的眼睛，“藏”在眼镜片后面，时而哭，时而怒，时而笑，这样的神情，记者在采访中全都见到了。

付广荣什么时候哭呢？

当她向记者倾诉某报纸对她的“失实报道”时，泪水会顺着鼻翼流下来，这时候，付广荣都会自然地抬起手擦一擦，“我容易吗，我为了谁呀？”她这样反问记者。

付广荣说自己不容易，缘于4年多来，她亲手抚育了40余个孩子，没有令他们流浪街头，没有令他们冻着、饿着。她渴望理解。

不过，对某些事情而言，仅有理解还不够，还需要理性。

“整我实际上是在整这些孩子，我倒下了，看谁来收养这些孩子？”说起这句话时，付广荣会怒。

付广荣怒起来的时候，还会对记者说，其实你们都是观念太落后，我这样办儿童村，是因为我眼光看得更远，人有多大魄力才能做多大事呀！

付广荣不齿于记者说的儿童村与基地掺和到一起有些不妥这个说法，“难道做慈善就必须得饿肚子吗？我要向国际SOS村靠拢……”

付广荣笑起来时，脸上洋溢着青春。

这个时候，她会优雅地给记者拿出盖有相关部门公章的文件，“看，我不是非法的吧？”她说完后总会抿嘴笑一下。

除却经常见到的付广荣的三种表情外，一种难以捉摸的神态也会时常伴随着这个正遭受争议的女人，那是当记者问起“你认为儿童村的管理完善吗？热心人的捐款全用到孩子们身上了吗？每个捐款者都得到收据了吗？”这些尖锐的问题时。

付广荣的回答要么仅仅是“是”或“否”，字数很少，要么就是长篇大论，滔滔不绝，但圆满通常也会有不尽如人意的时候，那是付广荣在回答儿童村的性质时，付广荣的眼镜片后面会放出迷茫的光，她只能用“家”和“点”这两个模糊的概念来作答。

什么是“家”呢？什么又是“点”呢？付广荣也回答不清楚。她最后只能说，会把儿童村的一切捐献给社会。

到底存不存在问题呢？如果有，到底是多大的问题呢？这是个大问题。

“审计部门不出来也得出来了。”许多专业人士认为。

媒体呢，是不是也该了解所有账目的来源与去向，甚至召开一个有更广泛公众参与的大型听证会？我们应该让道德的归道德，法律的归法律。

总之，我们不希望有什么东西把眼睛迷住，因为，我们相信良知将最终胜出。

（原载于《华商晨报》2004年5月26日）

写在后面

从付广荣到郭美美

阳光儿童村的系列调查报道，是2004年引起极大反响的一组报道，它先后引来了《南方周末》、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中文台的记者进行后期补充采访，还有多家杂志的记者齐聚沈阳，关注事态的进展。

现在回想起来，它在当时之所以发出了这么大的动静，主要在于儿童村事件，挑战着的其实是社会的诚信底线，是对慈善公益领域的信任危机。

事实上，关于慈善公益领域的信任危机，近些年已经不止出现过一起。久远一点的，除了阳光儿童村事件，还包括1999年的胡曼丽事件，2002年青基会事件；近在咫尺的，是发生在2011年的郭美美事件。这些事件无一例外全部掀起了轩然大波。

目前中国整个慈善组织有三类：第一类是以基金会为代表的慈善机构，是指利用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捐赠的财产，以从事公益事业为目的，按照规定成立的非营利性法人。目前已有2000多家，公募基金与非公募基金差不多各占一半，这一类所占的比例比较大。多数基金会都必须在民政部登记注册。

第二类是红十字系统。这是一个非常强的，有国际、国家的红十字法做保障的系统。中国红十字会是国际红十字会的会员，并于1993年10月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

第三类是慈善会系统。中华慈善总会1994年成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备案注册。

除了这三大类之外，还有公益捐助站点（慈善超市），全国目前差不多有3万多个，是经常性的捐助站点，解决老百姓日常捐赠的问题，也是政府扶持的。另外，还有一些专业性的慈善服务组织，通常称为草根组织，有的注册，有的没有注册，比如关注自闭症的“星星雨”，还有关注脆骨病的“瓷娃娃”。

在过去20多年，中国公益慈善组织主要瞄准受益人的需求，对捐赠人的需求、动机、内心感受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捐赠人常常被忽略，知情权、监督权被剥夺。善款的使用情况，大部分捐赠人无从知晓。因为善款流向及慈善机构本身行政支出不透明，导致很多人对捐款的信心不大。

为什么我们的慈善机构公开透明的运作机制一直以来就这么难建立呢？除了中国民间慈善事业层次还比较低、公益组织缺乏人才、管理欠规范之外，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在向社会募款时，呈现为社会组织面貌；在使用善款时，遵循行政运作机制；在决策时不独立，在问责时无责任人。

这在很大程度上模糊了公益组织的责信机制，甚至使其成为聚敛社会资源的途径，而不是公益组织应扮演的“散财之道”。因此，民众所希望的“透明”存在现实障碍。

从付广荣到郭美美，“汹涌舆情”正是指向了利用慈善名义而谋取不当暴利的商业组织，同时还有不透明、不规范的慈善机构与慈善行为。

整个中国慈善公益组织被质疑的公信力，才更需引起我们的忧虑。如何进一步完善慈善事业，是当下中国面临着的迫切问题。（穆云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