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价劳动力”与“低技术陷阱”

与珠三角年均20%多的GDP增速比起来,在深圳打了8年工的农民工刘太平几乎没有感觉到自己的工资有什么变化。刘太平抱怨企业对他们太抠了:赚了那么多钱,却只给我们这么一点点工资。他不会想到,正是他们十多年不变的低工资,成为了珠三角吸引外来投资的最大砝码——虽然这是不应该的,也是不合理的。

改革开放以来,“廉价劳动力”是经济界使用频率最高的语汇之一。这个词组经常被用在谈判桌上,被写进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小册子,被列在专家们的论文中,频繁地被媒体转述、引用……它几乎就是竞争力的代名词。

客观而言,在过去二十多年里,我们的确依靠劳动力低廉的优势,吸引了大量资本,从“三来一补”开始,启动了外向型经济,催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这在珠三角和长三角经济发展历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上世纪整个90年代,我们被“廉价劳动力”的核心力量“民工潮”所包围,依靠这些廉价劳动力所生产出来的产品,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在市场上横冲直撞,战果累累。

不过,累累硕果之下也有难言之隐。在企业,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掩盖了技术、管理上的不足,产品技术含量不高、档次低,没有不可替代性;在地方政府,劳动力低廉的优势的放大,掩盖了政府服务、监督管理上的疏漏,缺乏推进科技产业进步的积极性。

长期以来,部分沿海地区主要依靠技术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实现经济高速增长。企业只赚一点“人工钱”,也就是靠压低工资、减少改善劳动条件的必要投入实现低成本,以此获得订单,赚取利润。广东省总工会的一项调查显示,以珠江三角洲为例,近些年来,在这里发展起来的企业,基本上是以加工和组装为主。2002年广东一般贸易出口比重不到三成,而进料加工和来料加工产品的加工贸易占了71.8%。由于受国际贸易条件限制,加上国内市场狭小,这些产品只能以极低的价格出口。在这样的企业中,流行的说法是:只有靠压低工资,才能有利可图。

而“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低工资高竞争力”,正使中国经济陷入一个低技术的陷阱。因为中国的劳动力太便宜,厂家不愿意投资更新技术、提高工人的素质,因为新技术虽然节省人力,却需要投资,而投资充满风险。如果人力太便宜,那么买设备的钱还不如用来多雇几个工人合算。即使是一些掌握新技术的外商,在中国设厂也宁愿多雇些廉价工人,少用昂贵的先进设备,这大大影响了中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低工资、低教育、低技术、低劳动生产率、高劳工淘汰率,已成为我国现有经济发展模式附带出来的严重问题。

“这有点像饮鸩止渴。”一位人力资源专家分析说,劳动力越便宜,企业越不愿意投资新技术、新设备。另一方面,为了保证产品竞争力,工人工资就不会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无限供给”以及“低劳动力成本”的优势,便成为了制约企业发展的一大“瓶颈”。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张丽宾认为,出现“民工荒”的沿海发达地区,实际上陷入了一个“低技术的陷阱”——由于劳动力极其廉价,导致投资者和生产者尽可能地少用先进设备和技术。城市对待农民工,只注重即时使用,不加以培养,使这一群体待遇低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廉价劳动力’与‘低技术陷阱’正进入一个恶性循环。”有经济学家分析认为,劳动报酬越低,越难留住技术工人,企业也越难提升自身的技术水平,只好请来大量的廉价劳动力,降低生产成本,打价格战。但随之而来的却是中国经济结构改革陷入泥潭,中国企业只能在国际工业“食物链”的最底层苟延残喘。而现在的国际企业竞争,早已不再是劳动力成本的“价格战”竞争,而是以比拼技术含量、创新力为核心的综合能力竞争。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社会消费水平的整体提高,劳动力成本、尤其是东部地区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已是不争的事实。是顺应潮流提高劳动力待遇、完善用工条件,提高企业管理、运作效率以降低成本,还是坚持走低工资——低素质员工——低档次产品的老路?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各级政府和各类企业认真思考的问题。作为一个以劳动密集型立国的发展中国家,一方面我们在享受廉价劳动力带来的众多消费品,大量的外汇储备,以及整个国家国力的提升;另一方面大约有一亿左右的农民工正像克鲁格曼所说的“靠汗水,在勤勤勉勉地劳动”。如果说25年前我们需要运用丰富的劳动力完成现代化所需的原始积累的话,那么今天我们同样需要告别这种方式实现人的“现代化”。死守廉价劳动力优势已经开始阻碍社会的发展。发展经济学所揭示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正在不断得到印证。低工资→低教育→低技术→低劳动生产率→高劳动淘汰率→低工资,已成为一种恶性循环。现在迫切需要的是要有一种力量来打破这种循环。我们可以看看日本的经验。在上世纪50年代,日本的战后经济起飞主要靠的是廉价、肯干、守纪律的劳动力。但60年代初,日本主动放弃这一优势,寻求高工资、高福利、高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战略。这不仅使日本在经济上与欧美比肩后仍然有巨大的发展后劲儿,而且在进入人口老龄化之后,仍然维持着强有力的国际竞争力。

许多的专家把“民工荒”现象视为一个警讯,它提醒中国该认真思考改变经济增长的模式了。同时,“民工荒”也是中国进行经济结构改革的一个机会。中国过去的高增长主要是靠生产要素的高投入,既有资源的投入,也有劳动力的投入。而近年来出现的铁矿、煤炭等资源价格上升,水资源短缺,以及“民工荒”现象等都显示,中国的这种投入型增长道路已经快走到头了。尤其是对农民工“简单利用、忽视保护”的模式已经不适应中国经济的发展了。中国经济应该转向以技术进步为中心的低消耗、高效率的增长。这种增长要求的不是劳动力数量的增加,而是劳动力素质的提高。

要提高劳动力素质,让中国的经济走出“低技术陷阱”,就必须提高农民工的劳动报酬。有关人士警告,低工资实际上是上述恶性循环的开始。尽管许多农民工已经意识到自己的知识和能力需要提高,但几乎没有可能进行学习“充电”,因为自己微薄的工资仅能维持生活。同时,高昂的教育收费提高了进城务工人员和贫困人口接受教育的门槛,形成这一庞大人群的“教育荒”,进而导致“技工荒”的出现。要打破这种恶性循环,过去大量使用廉价劳动力为主要竞争力的地区与企业,就要从改进技术设备、增加农民工工资、改善管理上下工夫,真正走现代工业化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