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的陷阱与误区

在复杂多变的现代社会中推动变革，领导者必须首先超越思想观念上的局限，进而走出变革认识上的陷阱与误区。

一些公众期望值原本很高的改革方案，出台之后非但没有得到高度评价，反而破坏了政府的公信力，打击了公众对改革的信心。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改革方案由各部门自行制定，并未遵循“多方协商、集体决策”的原则，既没有真诚、广泛地征求社会的意见，也没有真正执行必要的第三方评估程序。某些部门和地方甚至秘而不宣，致使方案带有严重的不彻底性，对改革的持续推进造成致命伤害。

例如养老金并轨方案的出台。2014年3月28日，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一位前副部长向媒体披露，“机关和事业单位将来都要纳入到养老保险缴费的行列”。这一消息让很多对养老金并轨抱有期待的公众感到欣喜，以为养老的“公平时代”即将来临。然而，该部委的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一名副主任随后回应，公务员养老金并轨方案还在讨论之中，仍未形成定论，“之前传出的消息不可靠”。一时间，质疑声此起彼伏，相关部委的好评率也高开低走。到了2015年1月，养老金并轨方案突然落地，由于事前未经充分评估、讨论，公众普遍感到难以接受。

又如，2014年12月29日，深圳市政府突然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关于实行小汽车增量调控管理的通告》，抛出“限购令”，在颁布了限购政策仅40分钟后，就派出了上万名警察进驻各家4S店封店，让4S店与深圳市民措手不及。而此前，市政府主要领导和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相关负责人则多次表态，深圳将以市场手段治堵，不会采取行政手段限购。这个突然袭击式的失信之举，使市政府在市民心目中的形象一落千丈。

变革本质上是一种间接投资，也即通过潜移默化地提升人的素质，以期产生更大效益、获得更多回报。由于存在不确定性，这种投资可能是最有价值的投资，但也是世界上最昂贵的投资。很多变革领导者往往急于求成，恨不得用三五天时间就立竿见影，企图通过变革快速解决一切问题。这种做法往往忽视变革的规律性、时序性与关联性，例如缺少明确的战略目标、只注重出台一些成文的制度、方案很少涉及组织与流程等，片面地认为“只要变革，就能收到成效”。结果，往往会摧毁组织原有的核心优势，撕裂历时多年构建起来的关系网，触动组织内部大范围的利益格局，进而制造内部的激烈对抗情绪，致使变革遭遇到极大的内部阻力。

2014年5月22日，河北省涿鹿县启动了“三疑三探”教学改革。改革发起者、县教科局局长郝金伦，这样解释改革的初衷：“为使几万学子不用背井离乡，就能获得更优质的教育。”但由于对改革推进方式和节奏把握欠妥，挫伤了学生、家长以及一线教师的积极性，使他们产生了质疑、排斥和抵触的情绪。2016年7月5日，300余名家长走上街头，坚决要求叫停改革并罢免郝金伦；当天下午，涿鹿县委常委会议迫于压力，决定全面停止“三疑三探”模式教改。7月12日，愤而辞职的郝金伦发表了激情演讲，将此事件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他哀叹改革就像“万里行军，回头一看，孤军深入，既无援兵，又无粮草”！一场方向正确的改革，仅仅两年就宣告失败，不能不让人唏嘘叹惋。

改革要获得可持续发展，需要解决两大根本问题，一是动力问题，二是手段问题。以四川省平昌县为例，2001年试点乡镇党委领导班子“公推直选”，2006年获得第三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这项党内民主改革的直接动因，是当地农村干群矛盾突出、对立情绪严重。实践证明，“公推直选”也的确在群众对干部的支持上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当改革环境发生变化、改革动力转变为官员政绩之后，不同看法和新的挑战就随之而来了。

新的挑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县里部分干部开始抱怨，主政者为了个人的进步，很少顾及其他人的利益；其二，改革者一旦更多考虑个人晋升，就很有可能超越现实条件，加快推动更激进的改革举措。这种政绩盲动，势必导致改革脱离正规，驶入到更高风险的领域。比如，从2002年到2003年，平昌县委将61个乡镇撤并为27个，力度之大前所未有。但此后众说纷纭，也给县委造成了困扰，最终又从27个乡镇反弹到43个。

显而易见，由于不自觉地排斥了公众的主动参与，这项改革事实上变成了一把手的政绩工程。2008年，时任县委书记被迫远走他乡，改革参与者则走的走、换的换，留下的也大都被边缘化了，“公推直选”更是成为禁区。这就揭示了现有体制的一个悖论：改革的启动和推进，呼唤具有创新意识、手中掌握实权的领导者；如果完全依赖权力高度集中的领导者，又很有可能导致改革走进死胡同，人走茶凉、人走政息。

通常认为，要使改革可持续、可推广，必须使这种改革制度化。这种观点把制度神话了，有“泛制度化”的嫌疑。制度化当然是平衡多元利益主体的理想的、规范的渠道，但只有在各方力量大致均衡的前提下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力量对比一旦失衡了，制度将不可能被遵守。因此，仅仅靠制度显然不够，还需要执行制度的人，制度和人缺一不可。

2004年5月，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诞生了“公众全程监督政务”的改革。这项改革的发动者、时任区长王天琦，为了保证改革能够持续进行，一揽子推出了30多个文件。2005年年底，他在一次座谈会上表态：“如果人亡政息了，那就不是好制度。如果我们都走了，新上任的官员不想做都不行，这就达到目的了。”但是，改革者2006年调任睢宁县之后，这项改革在贾汪区名存实亡了。最明显的例子是，王天琦在任一年多时间，全区召开4次民众质询会议，但自从他调离之后的两年时间，这样的会议再也没有开过，区政府网站也删去了改革信息。可见，一项改革要想持续下去，除了需要具体、管用的制度，还需要强有力的制度执行者，更需要让普通民众有获得感，能够监督政府、与政府平等对话。当然，这又涉及另外一个话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