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减轻农民负担调查报告

农民用现实回答了共和国领导人的疑问:中央文件很好,部门文件好“狠”!

农民,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哪个部门都可以管农民,哪个单位都可以卡农民,谁都可以向农民要钱,谁都可以向农民摊派。河南省统计,近几年全省下发有关农民负担文件116个,涉及向农民收费的项目182个。湖南省攸县调查,向农民收费的部门达21个,项目达98项,收费相当于乡村统筹的5倍。该县小塘村人均收入449元,而人均负担112.75元,占了1/4。什么审计所、环保所、卫生所、灭鼠站、打狗队、绿化组、防暴队、电影队……数不清,也弄不明,反正都要钱。“七所八所无所不要,七站八站无站不占”。

湖南有一个地区,拖拉机从买车到开车,要进八大衙门,办十个证照,交费近百元。车子一开,收费又来,一台拖拉机每年要交22种费,计1028元。

河北廊房地区农民找有关部门调解纠纷,乡里要20元,县里要50元,还要另附招待费。

湖南临湘市小源村反映,他们快结不起婚生不起孩子了。农村青年领结婚证要交12种费用共461元。其中计划生育押金250元、计划生育押金公证费30元(笔者至今不懂其含义)、婚检费20元、准生证20元、结婚证12元、《新婚指南》2.6元、结婚申请表0.3元、纪念章6元、红蜡烛2元、预收接生费48元、村计划生育押金50元、福利有奖募捐20元。湖南省政府早就明文取消准生证费,但许多地方照收不误,一胎68元,二胎100元。

江苏省建湖县冈东乡村民每亩负担超过200元,除此之外还要从学生身上再刮一遍。该乡农民寄给《人民日报》一份“征费通知单”,上面一次向学生征收的经费就有:养老金费保险30元;烈士陵园捐款10元;卫生保健费7.5元;《家长导报》征订费12.5元。真正地想得周到!不但给“祖国的花朵”搞了养老保险,解了后顾之忧,还把学生家长也负责“培养”起来了。

向农民要钱,似乎成了天经地义的事。《农民日报》一记者在江西采访一位乡长。乡长说,乡政府100多人,招聘的有60 - 70 人,一年补贴就是7-8万元。钱从哪里来?“跟农民要!”。

辽宁省铁岭市有乡镇干部10 940人,平均每乡75人;有村干部和非生产人员45870人,平均每村30人。他们一年的补贴款就达3971万元,农民人均负担15元。

向农民要钱,没有商量的余地,没有讨价还价的可能,连名目都不要。你本来已经做了结扎手术,但计划生育费不能不交;你家本来未喂一头猪,但屠宰税不能不负担;你不看电影,但电影费不能少交……农民叹日:过去一批二斗,现在一罚二扣。

更有甚者,现在的收费,不管合不合理,应不应该,都要强讨强要,甚至动用武力。干部带队,公安押阵,地痞流氓当打手。

1993年5月31日,湖南省湘乡市新研乡党委副书记周祚群、团委书记肖学文来到向韵村潘群英家,逼迫潘群英交100元“计划生育连环费”(后减半为50元),269元“建校集资费”。潘群英在1983年就做了结扎手术,故对交连环费想不通。周祚群见此就要动手搬她家的东西,潘群英只好拿出170元,并找人借款50元,共交了220元。两天后,周、肖两人再次带人上门收尾欠款,潘群英实在无钱可交,他们便强行搬她家的电视机和自行车,潘群英争夺不过,并被掀翻在地,她苦苦哀求了20分钟无人理睬,绝望之中,当着乡干部的面,跳塘身亡。

1992年11月9日,河南省平舆县两路口村党支部书记蔡天偿带领乡村组干部19人,来到村民蔡玉堂家,以收村集资办电尾欠款为由,拿走他家芝麻25.5斤,小麦198斤,在有人又要拿另外半袋芝麻时,蔡玉堂与其争夺,有人吓唬他:“把他捆起来”,他只好罢手,但心情沉重。他所在的村民小组,人均负担已达到上年纯收入的16.1%,是国家控制标准的3倍多。第二天早晨,上学的学生发现他已吊死在门口的梨树上。

1993年元月1日,湖南省祁阳县潘家埠区派出所准备新建办公大楼,差资金10多万元,区委决定抓罚款补足建房资金缺口。乡长王方解带20多人,选定太子村女村民彭满秀为罚款对象,罚她交教育费100元,加罚“登门费”100元。他们将彭满秀家的一头肥猪强行赶走。彭满秀的丈夫高先明悲愤交加,于1月5日,喝农药死亡。

有被逼死的,还有被打死的。1998年10月29日,重庆市梁平县新盛镇十几名干部野蛮摧税费竟将一名农民活活打死。

农民,我们的衣食父母,现在竟被逼上了绝路。这不仅是农民的悲哀,而且也是共和国的悲哀。现在,一些地方政府,一些基层干部不但巧立名目收费,而且还用上了国民党对付过我们的那一套来对付农民。他们成立所谓“征收工作队”、“突击队”、“行动队”、“执法队”,有的甚至带着手铐、警棍向农民实行高压,随意罚款、踢门、砸锁、搬东西,直至毁房、抓人。有人称之为“鬼子进村”。一些地方妇女哄孩子,过去是“老虎来了”,现在是“干部来了”。干群关系日益激烈,有的成了“油水关系”,有的成了“水火关系”。

我们把农民逼上了绝路,谁还来给我们饭吃?

中国的农民是最通情达理的。在那粮食短缺的艰难岁月,他们宁愿自己饿肚子,也要保证国家征购粮的上交。他们认为这是“皇粮国税”,当农民的再困难,也得完成。而现在盘剥农民的,恰恰不是农民该交又愿交的税费,而是各种不合理的摊派、集资、罚款。事实上,正是这种不合理的摊派、集资、罚款,占了农民负担的主头。

农民负担亮出“红灯”。许多农民开始弃田抛土,粮棉面积几次降至警戒线以下,许多地方干群矛盾激烈,达到一触即发的地步。任何犹豫和迟疑都有可能使刚刚走上改革大道的中国农业土崩瓦解。

减轻农民负担,成为中国政府一项艰巨的工作。

早在1985年,中央中央、国务院就发出过《关于制止向农民乱派款、乱收费的通知》;1990年,国务院下发《关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通知》;1991年国务院颁布《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1993年1月国务院提出“农民负担十不准”,断了部门、行业、地方的“财路”;1993年3月19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出紧急通知,除法定负担外,各种摊派、集资、达标活动和行政事业性收费以及各种基金,一律先停后清。对清理不力者,直至给予党纪、行政处分。1993年6月21日,全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电话会议召开,宣布取消中央国家机关一批涉农负担项目37个。接着国务院授权农业部宣布,取消43项达标升级活动,并制定审核农民负担文件和项目的12条原则。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乱收费、乱摊派、乱集资一律取消。

此次大规模的减负行动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风头一过,负担又来。为此,中央和国务院不得不几乎每年都要就减轻农民负担问题三令五申:1994年,中办、国办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加大减轻农民负担的工作力度,防止农民负担反弹;199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切实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决定》;1997年,党的十五大强调:“要尊重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切实减轻农民负担”;1998年10月14日,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再一次严肃指出:“减轻农民负担要标本兼治。合理负担坚持定项限额,保持相对稳定,一定三年不变;严禁乱收费、乱集资、乱罚款和各种摊派,纠正变相增加农民负担的各种错误做法,对违反规定的要严肃处理;逐步改革税费制度,加快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的立法。”

党中央、国务院为农民撑腰,法律也为农民撑腰。虽然我国目前还未推出保护农民合法权益的专门法律,但各级政法部门已经在运用《宪法》和《行政诉讼法》、《农业法》,对违反法律法规强行向农民乱收费乱摊派的行为者给予法律的制裁。长期习惯于逆来顺受、安分守已的农民开始懂得了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狗急了还知道跳墙,人被逼紧了还不敢告“官”?湖南省新化县枫林乡党委委员曾武松,带领“工作队”来到团大村寡妇刘四英家,因刘四英外出,便踢烂刘的两扇房门,挑走2担稻谷,2头小猪,实际价值300余元,廉价变卖得140元,确定其中55.78元抵上交款,剩下的作为罚款。而后又来到曾青松家,要他交滞纳金、执行费、罚款以及工资和晚饭钱共230元,曾小松据理力争,联防队员便要用手铐铐曾小松,曾小松无奈,只得借了100元钱交上。曾小松与刘四英向县人民法院提交诉状,状告乡政府。法院当庭判决乡政府违法,赔偿一切损失。300多名农民参加旁听后泪水涟涟:我们现在也有了求一个公正的地方。

安徽省界首市刘窑镇党委书记谷清廉强行向农民摊派劣质化肥,要求全镇农民每户买6公斤,共18元。遭到农民抵制后,便组织人员到农户家里强制收取化肥款,对继续抵制者带到镇政府非法拘禁。其胆大妄为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忍无可忍的农民终于把这位不可一世的党委书记送上了法庭。

有法律壮胆,有国务院撑腰,中国农民是否就能掀掉所有不合法的负担而昂首挺胸了呢?风头一过,各种负担是否又卷土重来呢?农民心里不踏实,基层干部心里不踏实。要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就得切断源头,立法规范政府部门行为,规范财税体制,不能随意向农民伸手要钱,随意向农民转嫁负担。农民现在还很穷,他们需要的是输血,而不是抽血。最近,有消息透露,有关部门已在着手制定《行政机关收费管理条例》,明确收费的部门、范围、额度、对象等,凡违反条例的一律按乱收费处理。

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也设想了一个彻底解决的方案。他在北海、南宁考察时说,农村中的提留、统筹等费用是目前腐败的原因之一,有些地方以收这些“三提五统”费用为借口,加收各种名目繁多的费,政府年年喊钱不够用,农民天天怨负担重。我的意见就是要把所有合理的收费都纳入农业税的范畴,让村干部吃“皇粮”,稍为提高一些税就可以了,农民也负担得起。除了农业税外,其他收费都属于非法了。除了税务部门外,其他任何单位、个人都不能向农民收费,谁收谁违法。这样乱收费的人就找不到收费的借口了,农民拒绝乱收费也就更加理直气壮了。在这个问题上,只要中央和地方统一思想、统一认识,是完全可以做好的。这对农民有好处,对国家有好处,对于有效制止乱收费、搞好干群关系,杜绝腐败也大有好处。

农民负担问题,确实到了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彻底解决的时候了。

稍有点历史知识的人就会明白,在中国,谁不重视农民和农村问题,谁就要犯错误。倘若农民负担问题再度恶化,则损害的不只是农民与农业,而且还会影响我国整个改革开放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