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向晖智夺军情

熊向晖出身湖北一官宦人家，1936年考入清华大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冬，他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参加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到胡宗南部“服务”，熊以其气质和谈吐不俗为胡宗南所赏识，任为随从副官和机要秘书，从此开始地下生涯。熊一直与地下党和周恩来保持着联系，胡宗南几十万大军的动向就都在中共方面的掌握之中。这是中共情报工作最成功、最模范的事例。也是“瞒天过海”之计的最好的范例。

胡宗南是在武汉接见服务团人员时“慧眼”识英雄的。

接见在一个大会客室进行。服务团人员按名单顺序坐好，胡宗南手执名册依次点名，不论男女都称“先生”。按事前规定的军礼，被点名的人都得站起来，说声“有”。当念到熊向晖的名字时，熊向晖故意违例，坐而不立，只举起右手，说声：“我就是。”

胡宗南有些生气，瞧了熊向晖一眼，问道：

“熊先生为什么到本军来？”

熊向晖以宏亮的声音回答：“为了参加革命！”

胡宗南微微一怔，再问：“熊先生来本军是为参加革命？”

熊向晖伶牙俐齿地答道：“孙中山遗嘱第一句就是‘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贵军是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到贵军来当然是参加革命。”

胡宗南似笑非笑地说：“那么，不愿抗日、反对抗日算什么？”

熊向晖答：“积极抗日的是真革命，消极抗日的是假革命，不愿抗日的是不革命，反对抗日的是反革命。”

话音刚落，胡宗南紧接着问：“对反革命怎么办？”

熊向晖脱口而出：“杀！”

胡宗南双目炯炯有神，盯着熊向晖看了好几秒钟，又在他的名字下划了四个圈，别人最多的也只有三个圈。

接见后不久，胡宗南又在他的住所与熊向晖进行个别谈话，谈话气氛亲切、随和，胡宗南一改矜持之态，询问了熊向晖的家庭情况、政治观点等问题。熊向晖不卑不亢，大谈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博得胡宗南的赞赏。

胡宗南一向喜欢显示自己的儒将风度，标榜爱才、惜才，他以为他发掘了一位反共的得力干将，可他做梦也没想到他自己给自己心脏插上了一把尖刀。

1938年5月初，胡宗南送熊向晖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学习。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前身为黄埔军校，原设在南京，抗战后迁至成都，并建起一些分校，校长都由蒋介石兼，胡宗南任第七分校主任，学生都属“黄埔系列”，熊向晖算黄埔15期生，这样便与胡宗南成了校友。

行前，胡宗南约熊向晖单独谈话，对他说：“你是一颗幼松，我要把你培养成材，首先要你做革命军人，成为黄埔大家庭的一员。”

学校学习期满，熊向晖便被委派为胡宗南的亲信助手——侍从副官、机要秘书。除处理文电及日常事务外，还有一项被胡宗南认为别人不能代替的工作，即为他起草讲话稿。胡喜欢说大话，又爱出风头，经常给主办的军校和所属部队作“精彩讲话”。熊向晖起草的稿子短小精悍，满篇豪言壮语，胡宗南拿着它去演讲，常觉得豪气冲天。因此，胡对熊向晖越加赏识了。

1943年初，胡宗南升任第8战区副司令长官。这年2月，驻兰州的第8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以绝密件向胡宗南及该战区所属驻宁夏的马鸿逵、驻青海的马步芳，下达蒋介石亲自审定的《对陕北奸区作战计划》，命令有关部队对陕甘宁边区“作攻势防御”。胡宗南立即按此计划部署兵力，到三原、耀县视察部队，6 月18日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并密令各参战部队先派出小批先遣人员行动，大部队在发起进攻前两天再开到指定地点。预定的进攻日期是7月9日，恰好是周恩来由重庆到达西安的这一天。熊向晖及时将上述情况通过秘密电台速报延安。

毛泽东获悉这一绝密情报后，迅速作了应急部署。7月4日，朱德明电胡宗南，内称：“自驾抵洛川，边境忽呈战争景象。道路纷传，中央将乘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我兄已将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弹粮运输络绎于途，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为此抗战艰虞之际，力谋团结，犹恐不及，若遂发动内战，必致兵连祸结，破坏抗战团结之大业，而使日寇坐收渔利，陷国家民族于危亡之境，并极大妨碍英美苏各盟邦之作战任务。”

朱德这份电报由熊向晖签收，熊向晖看后，心头不觉一惊：因为共产国际解散，蒋介石是不许公开评论的，而朱德电报称“中央将乘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这是绝密情报，只有胡宗南及身边有关人员、参战部队师长以上的将领知道。如今这情报出现在朱德的电报中，胡宗南不可能不怀疑有人泄密。

此时，熊向晖真感到了身居虎穴的危险。他镇定自若，像往常一样，把电报送给了胡宗南。

胡宗南将电报看了两遍，皱皱眉，说：“这一手真厉害！是谁泄的密呢？这仗还打不打呢？”

熊向晖在这两分钟内已想好了应答之词，不改常态地说：“也许有共产党间谍混进来，不查清楚，不好向委座交代呀！”胡宗南问：“你看怎么查？”说这话时，胡宗南两眼死死地盯着熊向晖。熊向晖迎视着胡的目光，说：“请胡先生指定专人，将西安和参战部队知道这一秘密的人，包括我在内，列出名单，秘密审查。表面上若无其事。不要打草惊蛇，免得泄密的畏罪逃跑。但从现在起，就不要让涉嫌的人参与机密，特别不要让他们知道这一仗打不打，防止再泄露给共产党。”

胡宗南随即将其下属的特务头子刘大军找来，布置暗查此事。还在当晚召集高级将领开会，命令停止行动，恢复原部署态势，又指示参谋长据此起草给蒋介石的电报，送他核发。

7月7日，蒋介石电复胡宗南：同意罢兵。于是，胡宗南的部队奉命撤回。至此，蒋介石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还没真正掀起来便草草收了场。

刘大军受胡宗南之命一直在多方查寻泄密之事，不久，报告送来，称泄密的事有两件：6月12日，西安劳动营训导处长张涤非召集9人开会，通过文件，要中共随共产国际解散而解散；7月6日，中央社自西安发出电讯说，西安文化团体开会，致电毛泽东，叫他趁共产国际解散之机，解散中共。胡宗南听后大骂，下令刘大军将两个“匪谍”嫌疑犯送西安劳动营关押，那两个家伙无意中成了熊向晖的替罪羊。

胡宗南多疑，从不轻易信任别人，可他对熊向晖确实深信不疑。为什么呢？一是熊向晖牢记周恩来的指示，特别注意、谨慎，事无巨细都当心；二是他笔头快、办法多，对胡宗南交办的事总是处理得妥妥贴贴，深得胡赏识。另外，有一件事更让胡对熊向晖毫无戒备了：胡宗南常常轻车简从，微服出巡。一次，他去西峡口会见汤恩伯，只带两名随从。中途夜宿野外，熊向晖通宵未眠，在胡宗南的身边警戒，胡深为感动，认为他忠诚无比。所以，熊向晖虽几次遇惊，却最终无险。这一次，熊向晖同样凭着胡宗南对他的信任化险为夷。

抗日战争胜利后，胡宗南决定保荐熊向晖去美国留学。由于蒋介石急于发动内战，熊向晖未能成行。

1947年3月，美、苏、英、法四国外长在莫斯科开会，马歇尔和莫洛托夫在会上将讨论中国问题。蒋介石为了争取美苏支持，急于表现一下自己的实力，于是，密令胡宗南攻打延安，采取“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手段，要在3月10日那天发起进攻。

3月2日晨，胡宗南急召熊向晖到南京议事。他对熊向晖说：要打延安了，军事进攻和政治进攻同时进行。先准备好传单、布告、宣传品，着重准备一份《告陕北民众书》，提出施政纲领，“要比共产党还革命”。说着，递给熊向晖一个公文包，要他倒锁房门，根据公文包里的文件，画一张草图，中午交给他，供蒋介石参阅。

待胡宗南走后，熊向晖打开公文包，发现里面装着两份国民党绝密文件，一是蒋介石核准的《攻略延安方案》，一是《陕北共军兵力配置情况》。熊向晖先将《攻略延安方案》全部抄录一份后，再将草图画好。胡宗南看后表示满意。

当晚，胡宗南外出应酬。熊向晖倒锁房门，细阅《攻略延安方案》抄件，不觉大吃一惊：蒋介石这次可是下了血本，大有一口吞掉陕甘宁边区的气焰。

进攻延安的总兵力达15万余，共17个旅，另调集上海、徐州飞机94架，在发起进攻前一天，分批轰炸延安地区，一部监视黄河各渡口，企图切断解放军后路。蒋介石的攻略延安方案规定：发起进攻时，由整编36师的一个旅及陕甘保安团约一个旅组成的陇东兵团，向保安方向佯攻；由整编第1军军长董钊率7个旅及两个工兵营组成的右兵团，占领临真、金盆湾等地后，沿金延大道两侧，向延安攻击前进；由整编29军军长刘戡率领5个旅及一个工兵营组成的左兵团占领鄜县、茶坊、甘泉等地后，向延安攻击前进；另外，总预备队3个旅，配战车一营，驻洛川待命。右兵团以闪击行动迅速夺取延安并会同左兵团于延安附近包围、歼灭解放军主力。

3月3日上午，熊向晖随胡宗南专机飞抵西安。当晚，熊向晖来到秘密联络站，将胡宗南进攻延安作战计划及有关情况，通过秘密电台速报中共中央。3月7日，熊向晖又通报中共中央，因美军驻延安军事观察组尚待撤离，蒋密电胡，将进攻日期推迟3天。

毛泽东、周恩来都认为这份情报“很及时，很得用”，据此制定了保卫延安的战略部署，决定中央撤离延安，脱离危险境地。

3月19日，解放军在给予国民党军队重大杀伤后，撤出延安，把一座空城留给了胡宗南。

随后的青化砭战役、羊马河战役、蟠龙镇战役、解放军三战三捷，把胡宗南彻底打垮了。

5月20日，胡宗南请熊向晖与他共进晚餐，对他说：“这里已经没什么事了，你去美国吧。”

第二天，熊向晖带了一名警卫员乘吉普车离开延安去西安，途中被中共地方武装袭击，他令司机加大马力冲了过去。事后他想，要是在此地被自己的同志打死，岂不是天大的冤枉？

1947年7月，熊向晖乘船赴美留学。1949年初，熊向晖在美获硕士学位。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在外事战线工作。“文化大革命”中，挨批挨斗，由于周恩来总理和毛泽东主席的保护，他才幸免于难。1970年11月，熊向晖被任命为解放军总参谋部副部长，后来担任国务院总理助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恢复合法席位后，他首次代表中国出席联合国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