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湖南和平解放以后，毛泽东家乡的亲戚和朋友来信的很多。有的是想到北平看望毛主席；有的是要毛主席给他们安排工作；有的希望毛主席帮助他们解决困难。有一次，秘书田家英同志拿着一大叠子湖南的来信，对毛主席说：“这么几天，又来了这么多的信。”
毛主席把信拿在手里，一封封看了看来信的地址，随后说：“全国快解放了，人也当官了，亲戚朋友也多了。这么多的信，我如果天天看信、写回信，接待他们来北平，解决他们的问题，别的事情也就不能做了。凡是亲戚、朋友、同乡、同事、同学来信要求来北平，或者要求我解决什么问题的来信，如果你们处理有困难，就交给我处理。一般的来信，由你们处理。过一段时间，写个简报交我看看也就行了。原则就是这样，凡是要求到北平来看我的现在一律不准来；如果他们不听，一定要来，往返的路费叫他们自己出；来，我也不见，机关也不接待，怎么来的，怎么回去，不要说我这个人不讲情面。凡是要我安排什么工作的，一律谢绝，我这里不介绍、不推荐、不说话、不写信。凡是反映地方政府和干部工作作风问题的来信，我们只收集材料，作为研究时参考，不直接处理，也不向下批转，以免使地方政府为难，不敢大胆工作。”
尽管这么说，他还是抽时间看了一些亲友的来信，并且还写了回信。他写好回信以后，就通知田家英同志来取。一次，田家英同志夜间来取信，毛主席对他说：“我们共产党的章法，绝不能像蒋介石他们一样搞裙带关系，一个人当了官，沾亲带故的人都可以升官发财。如果那样下去，就会脱离群众，就会和蒋介石一样早晚要垮台。”
有一次散步的时候，他突然对卫士长阎长林说：“我和开慧家里的人都跟和我家里的人一样，非常有感情。开慧在家乡搞革命工作，他们都支持。开慧被反动派逮捕以后，他们也冒着极大的风险，千方百计地设法营救。开慧被反动派杀害了，他们冒着风险收殓尸体，还营救岸英他们，把他们送到上海交给地下党组织。他们这样做，我是非常感谢的。可是，开慧的哥哥杨开智本来是在湖南农场工作得很好，现在来信又要我在北平给他安排工作。我如果这么做，不说以后其他的亲友也提出这类要求，就是只解决他一个人的工作问题，我也是强加于组织、强加于群众呀。”
阎长林说：“全国就要胜利了，机关进城以后，各个部门也招收了许多参加工作的人员，也有许多老同志的家属和亲朋来了，只要历史上没有什么问题，一说也就参加工作了。”
毛主席说：“机关招收新人，那是工作的需要，是完全正常的。我如果把他介绍到机关里去工作，那就不正常了。”
阎长林说：“主席对开慧同志家里的感情是很深厚的，请他们到北平来看看，给他们谈清楚，他们会理解的。如果主席现在忙，顾不上，过几天再叫他们来也可以嘛。最近，机关里许多老同志的家属也来了不少，我的家属也来了，在香山住不方便，我带着他们看了看故宫，就叫他们回去了。”
毛主席说：“是呀，机关干部的家属和亲朋来，都是正常的现象，应该来看看。我的亲友要来，就可能变成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可能形成一种很不好的风气，这一点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有一次，毛主席还对阎长林说起陈玉英的事来。毛主席说：“陈玉英在板仓杨开慧家当保姆，带着两个孩子，工作了很多年，受开慧的影响，思想比较进步。反动派逮捕了杨开慧，把陈玉英也抓进了监狱。在监狱里，陈玉英也表现得很坚定，决不屈服。一个农村妇女，在敌人面前表现这么好，真值得敬佩和尊敬呀！她现在在湖南长沙纺织厂做工，不是很好嘛，她也要到北平来让我安排工作。做什么工作呢？我也不好把她放在我家当保姆，这里也不需要。到北平纺织厂做工吗？那还不如在长沙好嘛。好像有些人在想，只要找到我这个毛泽东，一切问题都能解决了。我们共产党人是有章法的呀，你不能想怎样就怎样呀！”
毛主席还说：“你们都在我这里工作多年了，我对你们都很有感情，对你们也都是信任的。你们如果出去做什么重要工作，我都是支持的。但是我不好说，让你们到什么地方去做什么官，当什么长吧？这样就是强加于组织，强加于群众嘛。我搞特殊，群众不拥护，对你们也没什么好处嘛。”
9月，政治协商会议正要召开的时候，突然从毛主席的家乡来了一个亲戚，他说是毛主席的表弟，要见毛主席。阎长林接待的时候问他：“你事先怎么不写信呢？”
他说：“我不会写信，也没有找人写，我知道到了武汉乘火车就可以到北平，我就是来看眼睛的，没有别的事情。”
阎长林仔细看了看他的眼睛，红肿得很厉害，确实有病，便告诉了毛主席。毛主席听说他表弟的眼病很厉害，就答应见见他。
毛主席见面后第一句话就问：“你来时怎么也不写封信？”
他说：“你还不知道，我一个大字不识，家里也没有一个会写信的人。我来就是看眼睛，总怕眼睛瞎了。家里人想来北平的很多，我没敢和他们说，就跑来了。”
毛主席热情地接待了他，问了问亲友及家乡熟人的情况，以及家乡的一些变化。然后对阎长林说：“给他找一个住的地方，不要住招待所，你和他一块在大灶上吃饭。请保健科给他联系医院，看看眼病，要完全自费，需要多少钱由我负责。”
阎长林把毛主席的表弟安排在自己的屋里住了几天，就进了医院。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花了人民币一百多万元（旧币，合现在100多元）。这些钱，都是毛主席出的。他出院时，因为天气比较凉了，毛主席给了他一套棉衣，临走时还请他吃了一顿饭。在吃饭的时候，毛主席鼓励他在家好好务农，积极参加农业劳动，要遵纪守法，事事都要起模范作用。
毛主席还对他说：“以后凡是没有经过我的同意，不管是谁，都不要来北平。如果不听我的话非要来这里，我是不见的，机关也不接待。他怎么来就怎么回去，往返路费完全自己负责。我的话，你回去可以给所有亲戚们、乡亲们说，他们有事情，可以往这里写信。”
这位表弟把眼睛治好了，又见到了毛主席，非常高兴，就说：“你的话，我一定给亲戚们传达。就说你的工作太忙，没时间接待大家，现在都不要来北平。以后你的工作不太忙了，谁要想来，也必须经过你的同意。”
毛主席说：“照你现在的话说就行。”
从此以后，毛主席的亲友很少来北平，有的人因为有事，给毛主席来过信。毛主席在回信中总严格要求亲友，嘱咐他们积极劳动，努力学习和工作，不要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不要搞特殊。他还嘱咐亲友，要政治上进步，安分守法，生活上艰苦朴素。
1949年8月初，湖南和平解放了，岸英舅舅杨开智从长沙给毛泽东打来电报。刚开始的时候，他仅问候毛泽东，告诉毛泽东，他母亲向振熙老人尚且健在，并询问毛岸英、毛岸青兄弟和自己女儿扬展的情况。很快毛泽东给他回了电报：
杨开智先生：
来函已悉。老夫人健在，甚慰。激致祝贺。岸英、岸青均在北平。
岸青正在学习。岸英或可回湘工作，他很想看外祖母。展儿于八年前在华北抗日战争中光荣地为国牺牲，她是数百万牺牲者之一，你们不必悲痛。我身体甚好，告老夫人勿念。兄从事农场生产事业甚好，家中衣食能过得去否，有便望告。
此复。
敬颂大安！
毛泽东
八月十日
因为杨开智信中问起毛岸英的情况，毛泽东嘱咐他给舅舅写了一封信。由于战争环境造成的隔绝，毛岸英与外婆及舅舅（与外婆一起护送他们兄弟到上海去的李崇德）、舅妈已经十七八年未联系了。现在，得到他们的信息，他激动得不得了。8月17日，他给外婆、舅舅写了一封信。
从此，杨开智经常与毛泽东父子通信，毛泽东非常关心杨老太太的生活，多次给老人寄钱寄物，尽一份孝心。
开国大典之后没几天，杨开智又写信给毛泽东，希望能在长沙谋一个“厅长方面的位置”。毛泽东坚持原则，不为亲友在谋私方面开方便之门。而且为了防止借他的名义找省里领导要求什么，毛泽东态度坚决地给当时任湖南军政委员会委员、长沙军管会副主任的王首道拍了一封电报，并另有一电给杨开智，请王首道转送：
首道同志：
杨开智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其老母如有困难，可给若干帮助。另电请派人转送。
毛泽东
九日
请王首道转给杨开智的电报是这样的：
杨开智先生：
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
毛泽东
十月九日
杨开智终于打消了去北京谋取工作的念头，更放弃了去长沙谋取职位的想法。
1950年，杨开智被中共湖南省委安排在省政府工作。因为他是1925年北京农业大学的毕业生，因此，根据他的专业和特长，让他在省政府从事农业方面的工作。杨开智先后担任过湖南农业厅技师兼研究室主任、省茶叶公司副经理、省茶叶经营管理处副处长等职；并出任过湖南省第三、四届政协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届省政协副主席。
这一年，毛岸英回湘给外婆祝寿。毛泽东趁此机会捎去一信，热情鼓励杨开智夫妇：“你们在省政府工作，甚好，望积极努力，表现成绩。”
从杨开智工作的安排上，可以看出毛泽东决不搞任人唯亲和以权谋私，对自己的亲属尤其严格要求，不给丝毫的照顾。
（刘仲文、于凯夫主编：《毛泽东的情感世界》，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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