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二报的风波

读了“盟讯”436期上姚福申老师的《也谈史量才与陈彬和》及何济翔老前辈的《关于〈申报〉改革两文的说明与补正》十分高兴。笔者虽非报业中人，不如两位师长深悉“行情”，但十数年来，为史公量才树碑立传（海宁的“史量才先生纪念碑”已于1996年树起，与1995年海宁市府在海宁观潮处重树二块旧碑及史量才纪念亭的小区融为一体。此事历时六载，笔者奔走往返达十次，在此不叙）搜集了大量资料。当然，也有许多珍贵资料无从得知的：如何济翔前辈所提供的《申报》办的《上海文库》及陈彬和的为人部分，又如姚老师所写的陈彬和于1945年潜逃日本后在东京的精神病院狂疾毕命都是由“盟讯”的“往事与追思”提供的“新知”。

姚、何二位师长的大作看来均言之凿凿，但笔者所写也自然有案可查。不妨摘录一二供共同探讨之用。

首先，姚文说史量才买下福开森的《新闻报》全部股权引起反对新闻托拉斯运动的关键是史量才秘密购买，其次是国民党市党部作出决议：“不得将福开森股份售于反动分子，并呈请中央收买”此说不谬。但汪仲苇在《我与〈新闻报〉的关系》（见《新闻研究资料总第十二辑》）一文中说：“我们汪氏父子可说是自始自终把福开森与大多数股本的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来办，数十年殚精竭虑……而最后他却瞒着我们兄弟俩，也未通过董事会，在北京被人包围的情况下，秘密成交，”其实，福开森先是尽着汪氏兄弟的，“有一次我在北京，他曾对我说，愿以40万元代价，把他的股份全让给我们兄弟俩。我回答说：我们哪有如此巨款？他说：分期付款好了，我说：我们根本没有这个想法。”“他事后对馆内同仁讲，汪氏兄弟真怪，我把股份卖给他们，他们不要；我给别人，又要反对。”这种心态在福开森认为不可理解，在国人同胞中就不难理解。当得知以70万卖给史量才后，董事会又大呼太便宜了，而福开森自知多得了30万收入。董事们又责怪汪氏兄弟40万的便宜货失之交臂太可惜、太愚蠢。内心的不平衡，使他们发动全馆同仁在大楼上下全部贴满要收回福开森65%全部股权和反对新闻托拉斯标语，登报发出“紧要宣言”求援于社会。宣言发出后，毫无反响，再发临时董事会宣言，无反应，再发宣言，反复登刊几次才得到各地方响应，其中响应最早的是上海特别市党部指导委员会，说什么“查该报大批股权被反动分子齐夑元、顾维钧、梁士诒等羽党收买”。又说：“唯福开森虽去，而野心家又来，驱虎进狼，不独影响民喉，则波累于党治；尚冀不挠不屈，坚决收回，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决心而与舆论界恶魔相宣战，务使言论机关保持独立而不落于托拉斯或反革命之手。”市党部明知是史量才盘进却故意指鹿为马，指桑骂槐，其用意显然是怕史量才更加难以驾驭，不怕自相矛盾，不怕出丑扮演声援《新闻报》丑角。史量才最后退出15%，给《新闻报》一个收蓬鸣金的台阶，方始风波平息，但史量才在声势汹汹，历时一个月风波后仍拥有《新闻报》50%股权，仍然是最高股权拥有者。

其次，席子佩将申报产业全部盘售给史量才时是12万，后来席以欺诈行为、背信违约之罪控告史量才，最后因赔偿招牌款计24万5千两银。由于这钱债官司属于民事案，而办案者相互勾结，阴谋设陷阱，使民事案传为刑事案，将史拘捕归案。姚文说“史逾期不付盘让款是理亏的”，但决不能由此办成刑事案！这在《商报》编辑、《报报》主人胡憨珠的《申报与史量才》中有洋洋洒洒几万言，叙述史被陷害经过。最后，通过独臂名律师麦克劳出庭辩驳，终于将输案转胜退赔了部分款。徐载平的《清末四十年申报资料》中写得明白：“判决赔偿《申报》前主人席子佩20万5千两。”

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申报》买进日本低价倾销的卷筒纸，自然可以减低成本。“大赚其钱”的说法似不能苟同。试想，1915年，《申报》销量仅一万份挂零，哪能可以每年获10万～20万甚至30万盈利呢？直到1921年，《申报》销量才达到5万份，不知当初的申报馆为何要买了足够用几年的廉价卷筒纸？只需推想当初，汪仅因料定世界大战要爆发，就买了足够五六年用的卷筒纸囤积。那可是将新建不久新闻报四层大楼连报馆房产、机器到每一样物件包括人员，连人带马统统押进去了。当然，汪是买的瑞典、挪威等产纸国的卷筒纸。要去伪存真，马荫良年高易忘，《上海文史资料选辑》47辑中就有他的“史与陶（行知）作了一次深夜长谈，由陶写成时评，题为《剿匪与造匪》、《再论剿匪与造匪》、《三论剿匪与造匪》分别发表于（1932年）6月30日、7月2日、7月4日《申报》”之说，笔者去查阅后发现作者署名“彬”。后来搜集在《陈彬和论文选》中。这三论的作者由此以讹传讹，都说是陶的作品。

至于何先生的49%股份说，不在《新闻报》股权而在《申报》。1946年，《申报》被国民党强行接管，派目不识丁的“一句闲话摆平上海滩”的杜月笙为董事长，强迫史之子咏赓退出51%股权，即1946年史氏只有《申报》股权49%了。

以上内容、说法供二位师长及读者指正与否。

（《上海盟讯》，1998年7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