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量才和他的朋友们

史量才一生好交友，他的朋友上至显宦名流，下达平民百姓，可谓朋友遍及朝野。其中有几位关系非同一般者，其事堪述，其情感人。

世纪之交陈景韩

史量才与陈景韩早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应松江府娄县乡试时就结识了。由于史量才犯了“冒籍”之规（即他是江宁籍人氏却留在第二故乡娄县应试）受到戴席枷的羞辱，愤而弃举子业，与雷继兴、陈景韩等一道投考新式学堂。由于家境不同，陈景韩与姐夫雷继兴赴日本留学，史量才投考了当时新兴的四大书院之一的杭州蚕学馆，那里不仅不收学费，还可以每月有3元零用钱。仅仅四年后，他们又在上海望平街聚首了。1903年，史量才从蚕学馆毕业后赴沪任教，而陈景韩郎舅二人应时报馆主狄平子之聘做了《时报》编辑。在《时报》的“息楼”里，他们日日见面，相聚甚欢。一年后史量才就自办“上海女子蚕桑学校”，陈景韩成了女子蚕校的半义务教师，另一半上课费由史量才代他撰写《时报》稿件而扯平。这样既解决了史量才办校初期资金不足的困难，也使陈景韩编报、教书两不误。

陈景韩雅号“冷血”，包天笑在回忆“冷血”时用“脾气古怪而突兀”概括之，是恰如其分的。他是息楼中唯一西装革履、戴金丝边眼镜、理着油光锃亮西式发型的青年。他性格内向，寡言少语，平时嘴里总是叼着一只烟斗，吞云吐雾，悠然自得。更绝的是他还经常慢吞吞踏着一辆自由车（即自行车），身后跟着一只纯种狼狗招摇过市，路人皆以为怪人。

他那出人意料的举动，常常令人瞠目结舌。比如在清理书桌时，不论桌上有多少可用的稿件，他会一股脑儿抱着扔进字纸篓，害得与他相对而坐的同仁大呼“手下留情”。他从不给亲友婚丧喜事送礼，等到他自己续弦庆贺时，宴会一式男宾，竟连他的新夫人也未到场。在他前妻亡故的日子里，他昼夜待在报馆，代替罗孝高总编审阅大样。可是过了几天，他突然失踪，急得狄平子四处寻找。后来，报馆收到一封并无寄址的信，拆开一看，原来他告假几天，在白山黑水间遨游。有一年中秋，他与友人去海宁观潮，步行在岸上觉得很热，他将夹大衣脱下搭在手臂上，忽见一老乞丐坐在路边，他竟将这件上好料子的大衣突然朝老乞丐扔去。友人与乞丐都被他这一举动惊呆了，他却连声说“给你，给你”，随之扬长而去。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史量才盘下老《申报》后，硬是靠智取将“冷血”从《时报》馆“挖”到手，委以总编辑的重任，且给以高出《时报》一倍的薪水。友人不解，史量才笑答：“冷血”貌似怪诞，实则他极富敬业精神与爱心，其工作勤勉无可挑剔，文章也堪称高手。“冷血”在申报馆任总编一做就是17个年头。他是当年望平街上薪水最高的报人。直到蒋介石当政之后，他们的友谊才出现危机。史量才对蒋介石造匪又剿匪的黑暗统治屡加抨击，“冷血”却特地上庐山为蒋介石讲“孙子兵法”。1930年5月，“冷血”应江浙财团之聘担任中兴煤矿董事兼副总经理，从此离开了《申报》，也离开了史量才。

“冤亲平等”之交狄平子

自从《时报》于1904年在望平街北首创刊以来，史、狄就开始交往。在史量才的眼中，平子是位多才多艺的俊杰。他非但办报有高招，而且开出版业复印精品之先河。他出身举人，却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冬烘。他曾参与唐才常正气会起事，因事败，唐被杀戮，他潜逃日本。他是康有为弟子梁启超的莫逆，以天下为己任的襟怀令人肃然起敬。

平子热情好客。创刊伊始，报馆内来客川流不息，编辑室主笔房声音嘈杂。为了不让占着先鞭的消息流失，不影响正常工作，平子特辟了一间房命名“息楼”，专供来宾和员工聊天、休息、会客、娱乐之用。“主雅客来勤”，息楼自然成了文人雅士汇聚处。史量才是息楼每日必到的常客，在这儿听听谈谈获益匪浅。他对平子除了敬重还有一种感激之情。由于女子蚕校邀聘了几位《时报》编辑为半义务教师，史量才代编辑们写稿的量也相应增加，几乎成了半个主笔。到1908年，径投平子麾下兼任主笔。

然而，“六十年风水轮流转”。1912年民国初建时，史量才竟然盘下了老资格、老牌子的《申报》，自己当家主持，无疑给平子不小的震动。更让平子难以忍受的是，史竟然以高薪高位“挖”走了他的心腹、台柱“冷血”。当他得知时，早已生米煮成熟饭，不由火冒三丈，大骂史量才，几欲与之拔拳相向。从此他不再与史量才谋面。史量才盘下《申报》后事业蒸蒸日上，五年后建筑了堪称当时世界一流的报馆大楼，而以前门庭若市的息楼，却变得门可罗雀。沪上文人雅士的脚步都绕过息楼，迈向申报馆、史公馆了。为了与史量才抗衡，平子建造了一座佛塔形报馆大楼，希望能镇住昔日的好风水。谁知适得其反，家道屡遭重创。先是他密叶藏娇的夫人为他生的一个冰雪可爱的儿子，因小女佣烧奶糕时不慎起火被活活烧死。不久，这位如夫人亦抑郁而死。接下来，他自己又遇上车祸。一连串不幸使平子万念俱灰，最后，他决定盘出《时报》，青灯黄卷终其后半生。

1934年史量才被特务暗杀后，大殓那天，沪上各界数千人前往致哀。狄平子手捧锦被和悼诗出现在灵堂。老友们都问他：“不记前仇了？”他叹息着说：“人都死了，冤亲平等了。”他送来的锦被是他的有正书局特别仿制出来的陀罗经被，这在清代是要皇帝钦赐的，可见他对史的感情之真挚。掐指算来，他与史量才相识到史遇难正好30年。他感慨万端，写了一首七言悼诗：

一曲竟成广陵散，

剧怜琴剑两消沉。

卅年交谊休回首，

长对西风泪满襟。

患难之交徐静仁

安徽秀才徐静仁毅然放弃仕宦之途，追随大实业家张謇，早年经营盐垦、棉纺、金融诸业，成绩卓著，以后又投资矿冶，捐资兴办学校、医院和慈善机构。他平生酷爱读书，百忙之间手不释卷，工书法、绘画，擅长昆剧演唱，才气横溢。其为人笃实豪爽、乐善好施，对朋友急难相恤，对自己节俭有余。武昌起义后，江苏宣布独立，苏省都督程德全邀张謇任两淮盐政总理。张謇便聘徐静仁为淮盐科科长，史量才为松盐科科长。二人因公务联系而相识相知。

1915年，《申报》原馆主席子佩在史量才盘进申报后留聘为经理，后因经营不力而被辞退。《申报》在不长的三年中迅速扭转销数下跌的颓势，呈现欣欣向荣气象。席子佩嫉恨交加，旋以史量才在支付盘让款时拖延时日为由，到会审公堂控告史“背信违约”。黑暗的司法竟然判决史量才赔偿245000两银子，这不啻是一场灭顶之灾！史量才认为自己早已付清席子佩盘让款，不服判决，再度延请律师，自己则背着铺盖“击鼓叫堂”，终于使官司转败为胜，但钱款只收回4万两，无端损失205000两银。史量才被冤枉官司推进了痛苦的深渊。徐静仁得知这飞来横祸后，他急人所难，毅然出资将史量才从拘押所担保出来，然后想以牙还牙，拒绝付赔偿款。会审公堂岂肯轻易放过？于是二话不说就驱车前往徐静仁的溥益纱厂去封厂，后来由溥益厂大股东周扶九出面调解，才未造成大损失。经过这次急难相救，两人友情加深，成了终生朋友，这种亲密友情一直延续到后代。

约在1920年，史量才率新闻代表团赴南洋考察，在爪哇遇到了爱国侨胞、大糖商黄奕住。黄一心想为积贫积弱的祖国作点贡献，便请教史量才究竟投资何种事业为好。史量才建议他办银行。于是黄奕住全权委托史量才回沪后办中南银行。史量才捧着一个金娃娃兴冲冲回国后，第一个找来商量的人就是徐静仁。他要报答徐的急难相救的大恩。可是徐静仁坚拒任中南银行总经理之职，以免因外行而贻误朋友大事。史量才便将选聘总经理的大权交给他。不久，徐静仁物色到一位金融界能人、北京交通银行经理胡笔江。果然，胡笔江上任后驾轻就熟，很快就开张营业，业绩良好。由于“中南”是华侨投资、得政府特许可发行钞票的唯一银行，很快就有南北大银行来加盟，次年即1922年成立了四行准备库，以“中南”钞票为四行（盐业、金城、大陆）共同发行的通货。1923年设立四行储蓄金，1932年建立四行仓库。四行联合，实力雄厚，1931年以300余万巨资建造东亚第一大厦——国际饭店。遗憾的是1934年12月举行落成典礼时，史量才已命归黄泉近一月。徐静仁睹楼思人，感伤不已。

史量才遇害后，府中的大网球场搭建成灵堂，铺天盖地的唁函、悼诗、挽联内也悬挂着徐静仁一首七言长诗，抒发痛失知己的悲痛：“九京重数生平事，肝胆论交得几多。”史量才安葬后，灵堂内无以数计的花圈、祭幛等悉数折成现银交仁济堂义赈会代收，拨送各省重灾区。徐静仁在遗嘱中也吩咐子女将“凡欲赠送花圈者，一律折成现金，交由中南银行代收，以便将来移作当徐静仁中学办学基金”。

君子之交陶行知

1931年春，史量才与黄炎培陪同来的陶行知又见面了。早在1919年，申报馆新大楼建成后，美国教育家杜威来参观时即由陶行知陪同，那时的陶行知还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而此番他来到史量才府上，主要为创办自然科学乐园筹集资金。

陶行知创办的南京晓庄师范于1930年4月被国民党军警封闭，其本人也遭到国民党政府通缉，不得已，他被迫潜往日本。在日本他待了不到一年，爱国之心又驱使他潜回国内。他说：“日本之所以发展迅猛，其根本原因就是靠发达的科学。所以，当务之急是把自然学园办起来，这是通往理想世界的特别快车！”他具体描述了科学下嫁可以使做工种田的人、拾垃圾的孩子、烧饭的老太婆都能享受科学的恩泽，从而提高民众素质，增强国力的种种设想。史量才见他搞科学下嫁心切，当场就资助他10万大洋，作为科研基金，使他得以顺利地把自然学园办了起来。

陶行知还给史量才讲了日本新闻事业发达的情况。他说《朝日新闻》和《每日新闻》两大报纸很有特色，都很注重发挥评论和副刊作用。史量才如遇知己，决定聘请他担任《申报》顾问。可陶行知说自己还是当局通缉犯，怕连累史量才。史却表示可以不将他名字列入《申报》花名册，他的薪水每月由史量才另外支付。这样，陶行知便成了住在史公馆常客，两人常常促膝长谈。史量才决定改变“冷血时代”温吞水的腔调，让总编陈彬和组成一个强有力的时评写作班底，其中就有黄炎培、陶行知等。史量才还请陶行知在副刊《自由谈》上以“不除庭草斋夫”笔名开辟专栏，介绍科学知识和科学家故事发表教育主张，撰写抨击国民党黑暗统治的政论性杂文等。“一二八”后，陶行知出版了专栏集《斋夫自由谈》，又继续在《自由谈》上以连载小说阐述他的社会政治观点和教育要与国难赛跑的主张，题名《古庙敲钟录》。1932年，由于《自由谈》刊登了鲁迅等匕首投枪般的杂文而激怒了当局。恼羞成怒的蒋介石亲笔写下了“申报禁止邮递”的命令。而在当局提出的解禁条件中，无理要求必须解聘陶行知、黄炎培、陈彬和。不得已，为了保住《申报》，史量才不得不中断他们的职务。

陶行知是重感情的。1934年史量才遇害后，他抑制不住心中的悲愤，在灯下挥泪疾书：“他们想收买申报馆，恐吓史先生不许刊登我们的文章，史先生不理睬他们。他们又千方百计要求加入股份，想变相掠夺，史先生仍不许。他们采用了流氓绑票的手段，对史先生恐吓威胁，结果把他杀了！中国有四万万同胞，难道都能斩尽杀绝！”

琴剑之交黄松女士

史量才不仅是报坛上叱咤风云的豪杰，也是深谙琴棋书剑的雅士。他弹得一手很不错的七弦琴，而且拳术剑术都学有专攻。他与他的次妻沈秋水可谓棋逢对手，琴遇知音。他们与黄松女士的交情就是由七弦琴作媒介的。

黄女士丧偶后，带着女儿从湖南湘潭迁居沪上，以卖画、教琴为生。在她31岁那年，上海漕运巨富周梦坡出资举办全国18省的古琴演奏会，黄松应邀参加，因技压群雄而名噪一方。由此，她被贵妇闺秀争相请去作家教。史量才夫妇也不例外。不过，他们不是为子女请家庭古琴教师，而是为了与黄松一起切磋琴技。黄松出身官宦之家，曾叔祖黄宗汉是清代浙江巡抚和两广总督。她远嫁湖南湘潭黎家，因其祖辈黎文肃任四川总督，算是门当户对。不幸的是婚后才八年，丈夫病故。黄松不愿靠婆家养活，决心走自食其力之路。史量才被她这种女中丈夫的自立精神深深感动，多方给予关心帮助。沈秋水特地将黄松的女儿认为自己的义女，经常留住在公馆内。除了弹琴，黄松还有一手极好的工笔绢画，更有一手防身剑术。她不仅教会沈秋水舞剑，还是史公馆练身场上史量才舞剑的对练。黄的侄儿黄子健北大中文系毕业后，回沪与她女儿结婚，史量才将他安排在申报馆资料间写写画画，薪水不菲。黄松的堂侄兼嗣子黎烈文留学日本后又赴法留学五年，回沪后被史量才聘为副刊《自由谈》主编。

史量才遇害后，遗体从海宁翁家埠运往杭州，又从杭州运至上海万国殡仪馆作整容防腐处理。在手术台前跪着的正是过房女婿黄子健。黄松以95岁高寿去世。多年来，她总念念不忘史量才是因嗣子黎烈文主编的《自由谈》才带来杀身大祸的，特地在93岁那年写成文字留给小辈，以证实史是为正义而被害的。

忘年之交黎烈文

黎烈文名声大噪，盖因1932年到1933年一年半间主编了《申报·自由谈》。

《申报·自由谈》自1911年创设以来，先后由王钝银、吴觉迷、姚鹓雏、陈蝶仙、周瘦鹃主编，都各有特色。到了30年代尤其“九一八”、“一·二八”后，人民群众抗日呼声日高，对《自由谈》依然刊登缠绵悱恻的文字大为厌倦和愤慨。适逢黎烈文回国不久，史量才与他面谈后，觉得这位稳重、忠厚又有新思想的28岁留学生，是改革《自由谈》最合适的人选，便毅然撤换主持了12年《自由谈》的大才子周瘦鹃。黎烈文不负史量才重托。为了“牢牢站定”进步和近代化立足点，他约请了鲁迅、茅盾、郁达夫等大文豪撰稿，断然将初接主编时连载的张资平的三角四角恋爱小说《时代与爱的歧路》腰斩了。这一举动顿时引起轩然大波。反动报刊不仅攻击《自由谈》成了鲁迅和左翼作家独霸的地盘，还策动张资平诉苦，说什么他是靠卖文字养活一家老小的，这一腰斩使他家生活无以为继。他们造谣诬蔑黎烈文坐上《自由谈》主编交椅，全靠他有姐妹嫁给史量才做小老婆。面对汹汹舆论，史量才对黎烈文说，他对那些无聊文人的造谣不在乎，但当局已向他打招呼了。他叮嘱黎烈文要把握好度。为此黎烈文特别刊登启事，这便是著名的“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的启事。然而，风月谈并没有使鲁迅等左翼作家却步，他们借着谈风月，大谈特谈政治以外的社会问题。不久，反动派发觉后，就下令逮捕鲁迅、责令史量才撤换黎烈文。史量才在吴醒亚（社会局长）等人造访时义正词严地回答道：“黎烈文是个勤勤恳恳的青年。为了《自由谈》，他忍受了亡妻痛苦和反动文人诬蔑、造谣。他在海外留学六年，对国内文坛不甚了解也不熟悉，硬要说他亲共，纯属无稽之谈！”遂又斩钉截铁地表示：“黎烈文决不撤换，章衣萍决不聘用！我用人自有主张，不劳局外人操心。”来人灰溜溜走后，黎烈文觉得自己惹下了大麻烦，就主动提出辞职。无可奈何，史量才只好聘张梓生接任。

黎烈文辞职后，史量才内心不能平静，特地叫黄子健给他送上500元，聊表关怀。过了几天，黎烈文就抱着周岁的儿子回湖南老家去了。史量才虽然极为爱护青年人才，可是在大夜弥天的时代，他纵有豪气，也缺乏坚留黎烈文的力量。

（《上海滩》，200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