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角之交谢无量

谢无量（1884—1964），原名大澄，字仲清，号希范，四川乐至人。后改字无量，号啬庵。与马为挚友后，又取与“澄”音似，与“浮”义反的“沉”字，改名谢沉。两人都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学者、诗人、书法家。他们之间，真是翰墨情深。两人相识于哪一年，我们无法确切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未到行加冠礼的总角童年。因古礼男子二十而冠，而1901年马十九、谢十八时，两人已在沪与友人一起成立“翻译会社”，出版了《二十世纪翻译世界》。而两人的得以相识，则缘于谢乃马之岳父汤寿潜的门生。童年相识至谢81岁辞世，两人在六十余载的交往中，友谊深厚，堪称学术之交的典范。

马一浮写给谢无量的诗作

两人的友谊来自不断地交流思想，切磋学术问题；来自共同的探讨社会，以笔作武器抨击时政、书写人生。这可以从两人互为对方所写的诗序中得到证明。1940年，谢为马的《避寇集》作序时说：“仆于湛翁，把臂服膺，始于童冠，忘形悦义，垂老弥笃。诚如卢生之于伯玉，四海之内，一人而已。”1965年，马在《谢啬庵先生诗序》中则说：“始予与啬庵相识，年俱未冠，以言诗相得。及乎耆艾，更历世变多，其所涉益广、所感益深。当其羁旅行役，忧患疾病，触事遇缘，未尝不以诗相往复。咸自其胸襟流出，无一字之苟。境与智冥，理与神会……予于啬庵，虽未敢谓同得同证，然予之知啬庵犹啬庵之知我，殆可谓无间然。”

马一浮写给谢无量的诗作

的确，两人亲如一人，已到了“无间”的地步。综观两人在六十余年的交往中，一直是在思想上、学术上、生活上都互相关怀，干什么事都会想着对方，如长时间未通信息则寝食难安。

1903年1月，清政府决定参加在美国圣路易斯举行的第12届世界博览会。马出于到西方寻找民主自由的愿望，不惜受雇于清政府，为筹建中国展馆的工作人员，在5月下旬离沪赴美。他走后只一个多月，谢亦因受“苏报案”的牵连，被迫离沪。马于7月3日到达圣路易斯，虽从报上知道上海发生了“苏报案”，章太炎、邹容等人下狱，但不知谢受牵连而出走。故隔几日就按原址给谢写信，到9月12日已写过八封信，也已收到上海其他友人的回信，就是不见谢有只字回音。所以，在他的旅美日记中，既有“念无量以浮之此来有损于人格，遂与之绝交矣”的猜疑；又有“独不得无量一字，令我怪绝”、“无量亦知浮之此来，盖非得已邪”的内心独白；还有“人事靡常，遽尔间隔，而无量且以是深憾浮，迄无一字之报，足叹也”、“嗟乎，无量亦知四万里外有一人者，独坐孤思，忆无量甚苦乎？”的叹息。写下了“天南一星光万丈，我所思兮谢无量”的诗句。10月10日第一次收到谢的信，是“喜极，是夜不寐，览所来书”。第二天即写寄了数千言的长信。

在美国，马走遍了圣路易斯的书店，寻求购买有关社会学、政治学、哲学等方面的书，有时还托书店老板代为去纽约购买。因有书又“以不得与无量共览为恨”，所以虽然经济困难，常有欲购无钱之苦。但在可能情况下，必买两本，以一本寄谢。实在不行，则在自己阅后再寄。如英文版《资本论》第一卷，就是在看完以后，从美回国道经日本时才面送的。

1904年4月29日，为之忙了近一年的第12届世博会开幕前夕，马被解雇了，并于5月6日离美，经日本回国。当时，谢欲留马在日共学。可是，马连回国的路费都是借的，怎能留日学习呢？而与谢在日同学的愿望又十分强烈，所以回国后把家里仅有的几亩薄田卖去后，再东渡日本，居西京、游江户，与谢及马君武共学日、德文，研究西方哲学、文艺，亦作些翻译。1905年与谢回国，共住镇江焦山海西庵、杭州西湖广化寺等地。一面读书养性，一面从事翻译和著述，介绍外国文化、抨击时政。

马一浮因谢无量迁化而写的诗作

1906年以后，谢浪迹上海、北京、安徽、四川、广州各地，时而著书立说，时而教书办学，时而以文字抨击时政，还曾任孙中山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秘书。马则除辛亥革命前后曾为文歌颂革命英烈，襄助岳父处理办铁路、任浙江首任都督的一些文字工作，及应蔡元培之邀出任教育部秘书长不足一月之外，一直安居西湖，仍以读书养性为主，间亦从事翻译和写作。但两人始终保持诗、书联系，亦常约期互访、共游。在这期间值得一提的是：谢在成都创“蜀学会”，并草《蜀学会叙》，力图以学救国。马阅后指出其“稍驳”、“颇非醇儒之务”，希望谢“任道不惑，以礼正俗，永牖斯民。使蜀士彬彬，比于邹鲁”。当时，马的三舅父何稚逸也在成都，认为谢是“蜀之颜子”，思与谢结“忘年之交”，马乃驰书为之先容。谢之三弟希安，出家后法名万慧，长期在印、缅求法、讲经。两人均希望其回国，马乃在杭州修缮永福寺禅房，备其回国后住宿。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请马至北大教学，马辞而不往，答书举荐谢说：“谢无量淹贯众学，理无不融，浮不能及。先生若为诸生择师，此其人也。”《独立周报》创办之初，主其事者曾请马相助并撰稿，马亦推荐谢，说：“求其相助必能增大报之光焰。”谢母唐太夫人仙逝，谢请马题赞，马即驰书慰问，并作《谢母唐太夫人哀赞》。

抗日战争使两人再次失去了联系。谢从上海流寓芜湖，再沿江而上至武汉，安家于重庆，继而去香港，思去缅甸投万慧未果，困于港。马则由杭经浙江桐庐、开化，至江西泰和，广西桂林、宜山，最后入川，止于乐山。入川后逢人辄问谢之所在。1939年6月，有人告谢在九龙的住址，并抄示谢怀念马的诗作。马喜极，急寄和诗、怀念诗各一，并《复性书院缘起叙》。过两月，信被退回，还讹传谢已去世。马虽心存疑，但仍作诗哀悼。至11月下旬，忽见谢与友人书，知曾有疾而已愈，且有还蜀意。立致书、寄诗，盼来书院相助。1940年5月，谢至渝，马立嘱在渝友人、学生代为探望，并请书院董事会加聘谢为董事，请谢至乐山讲学。以后，谢曾三次自成都至乐山小住，为学人讲课、答疑。书院罢讲，改为专事刻书后，谢对刻书亦极支持。在字润中捐助刻资，利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向各方面募捐。甚至如借刻书底本，打听刻、写工工价等琐事亦乐意为之。

自此，两人一直诗书往复不断，1943年是马一浮诗歌创作最旺盛的一年。全年共有465首，诗成后多数均写寄谢。每旬均有两人的往复信件。有时为了“分形慰索居”，还互赠照片。

两人的互相关怀至年老多病时更甚。马患白内障，谢求得进口针剂寄赠于千里之外；谢患眩晕，马为把脉处方，数剂即见效，谢赋诗为谢曰：“三年欣一见，半剂息诸风”，并高兴地说：“莫烦诸友问，谈笑已融融”。马为了怕谢劳神，自己写的诗，只怀念谢的才直接寄与，还一再声明：“弗敢劳属和”、“怀不能择，辄形于言，聊复写去，不敢望答”。但又渴望知道谢的近况，故接着写上：“愿得雪湄夫人赐答数行，不异亲闻謦欬”、“烦雪湄夫人略示数行，使得闻摄养之候足矣。”其余想让谢知道的诗，则寄给在北京的学生，嘱咐说：“如谢先生精神佳，亦可因间送与一阅。所以不径寄谢先生者，以时人语或谓之近于挑战。”

1964年谢去世，马先寄挽联：“在世许交深，哀乐情忘，久悟死生同昼夜；乘风何太速，语言道断，空余涕泪洒山丘。”说明两人的交情已到了“忘情”的境界，虽知死生就像昼夜更替那么平常，但仍感谢走得太快了，从此已没有可以在一起论道的人了，只能孤独地向着青山挥泪哀悼。一副短联还不足以表达自己的全部哀思，故再成一律志感：“冥智遗身得返真，郢人从此绝风斤。日中视影犹羁我，雪夜回舟一梦君。入理深谈唯自肯，拈花微笑更无邻。平生庄惠成空负，槁卧穷湖独怆神”，进一步表达了自己的心情。最后又亲赴北京吊唁。嘱陈雪湄整理谢的遗作谋出版，以垂永远。陈亦请马为谢的诗集写序。这时马因患白内障，已双目近瞽，写大字犹能凭手感，写文稿已不行了，但自己和谢交往最久、交情最深，怎能不写呢？于是口述，由他人记录成篇。第二年又题谢遗集卷首，希望能早日见到谢的遗集出版。

我国学术界的两颗巨星已陨落四十多年了，但他们的学术成就、他们的诗歌、他们的书法艺术，以及他们翰墨情深的友谊典范，将万古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