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分道扬镳

白崇禧以武力为后盾，支持李宗仁逼蒋下台。但白崇禧与李宗仁在逼蒋的动机与出发点上是有区别的。如果说，李宗仁的动机主要是出于争夺第一把交椅的话，那么白崇禧的逼蒋，恐怕主要出自对蒋介石指挥无能、用人不当的不满。正如刘斐所分析的：“国民党的一点赌本，被蒋介石一起输光了。他为了自保，不能不同蒋介石分家……”［1］

白崇禧希望以蒋介石的下台，换取与中共的和平，搞“划江分治”，形成南北朝的局面，以桂系为中心来统治江南半壁。白崇禧对桂系干部说：“过去的失败，只能由蒋介石负责。他在政治上倒行逆施，在军事上指挥失当，一误再误，才演成今天这个局面。即以战争而论，‘国军’并非不能打仗，‘共军’不是神兵；他们能打，我们也能打。现在正是扭转乾坤的时候，只要蒋介石下台，一切可以从头做起。”［2］

然而，蒋介石名义上下野了，但他以国民党总裁、非常委员会主席的名义继续在幕后操纵党政军大权，使代理“总统”职权的李宗仁处处受牵制。而李宗仁又缺乏乾坤一掷的魄力，根本摆脱不了蒋介石的控制，也指挥不了全局。此种局面有违白崇禧之初衷。1949年4月20日，解放军渡江，和谈破裂。白崇禧认为“和谈既已破裂，‘代总统’之任务亦算告一段落”。［3］因此，白崇禧即向李宗仁提出：“请蒋再行复位，如承接纳，当即归还领导。”［4］

不过，李宗仁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得来的“代总统”宝座，也不甘心就此轻易拱手让出去。对此，白崇禧也不便过于强迫。

5月中旬，李宗仁飞抵广州后，即与粤籍将领策划两广合作保卫华南。于是，白崇禧亦转而支持李宗仁向蒋介石索权，并准备将自己指挥的部队设法调入广东。然而，蒋介石不仅不交权，反而于7月强行宣布成立“非常委员会”，自任主席，从幕后走向前台，造成蒋、李双重领导的局面。对此，白崇禧大为不满。他在会议上当众大发牢骚说：“（蒋）出而复职可，不露面的牵线亦可，唱双簧亦然，不能两人皆露面；两人皆露面不成体统，腾笑国际。”［5］

1949年10月12日，李宗仁在蒋介石胁迫下，离开广州飞往重庆，要求蒋介石复出的呼声迅速高涨起来。李宗仁回忆说：“原先在广州时，黄埔系将领及蒋先生夹袋中的政客已有请蒋先生复职的企图，然那时尚无人敢公开说出。抵渝之后，情势便迥然不同。他们认为广州既失，我已坠入蒋的瓮中，可以任其摆布。CC系和政学系控制下的报纸此时已不再以‘总裁’称呼蒋氏，而径呼为‘总统’。我深知蒋先生已呼之欲出，不久便要‘复职’了。”［6］

几天后，吴忠信自台北飞抵重庆，带来了蒋介石的一封亲笔信。信中提出由李、蒋两人联名发表一个联合宣言，说明和谈失败，李氏自动告退，请蒋氏复出领导，以竟反共全功。吴忠信同时还带来了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的一份会议记录，上面写着：“请蒋总裁复任总统，李副主席任副总统。”

与此同时，蒋介石控制下的报纸，也开始制造“请蒋复职”的舆论。对此，李宗仁认为蒋介石欺人太甚，不禁勃然大怒，他气愤地对吴忠信说：“礼卿兄，当初蒋先生引退要我出来，我誓死不愿，你一再劝我勉为其难。后来蒋先生处处在幕后掣肘，把局面弄垮了，你们又要我来‘劝进’。蒋先生如要复辟，就自行复辟好了，我没有这个脸来‘劝进’。”［7］

吴忠信见李宗仁不合作，便转而与白崇禧接洽。白崇禧认为，李宗仁“既指挥不灵”，却要硬顶个代总统的虚名，不仅于事无补，而且僵持下去必定两败俱伤，同归于尽。不如干脆让蒋复职，一来对挽救西南危局较为有利；二来也可为自己留条后路，故白崇禧在与吴忠信恳谈的结果，“认定蒋先生复出，已成定局，不管环境如何恶劣，亦必力促实现。觉得双方僵持下去，必致两败俱伤，为反共前途着想，为适应当前局势，稳定前线军心，灵活指挥作战，惟有李代暂时让步，放弃代总统职权，让蒋先生复出主政，消除当前的危机”。［8］

李宗仁知道白崇禧的态度后，为统一桂系内部的意见，特于11月2日在重庆曾家岩上清寺102号临时官邸召集桂系高级干部白崇禧、李汉魂、刘士毅、程思远、邱昌渭等人举行会议，就李宗仁今后之去处与蒋介石的复职问题商讨对策。会议开始，李宗仁就表明态度说：“我不愿劝进的原因，并非迷恋名位，只是觉得蒋欺人太甚。起初，我并不想上台，是蒋强逼我做代总统的。在我到职以后，他把库存金银外汇和武器弹药全部运往台湾，并且先后肆意破坏守江计划和保卫广东的军事措施。等到局面搞垮了，他又要出来了。好像我的进退，完全以他的意志为转移似的。蒋一贯玩弄权术，目无法统，我一定为维护国家名器而坚持到底。”［9］经李宗仁这么一说，与会诸人知道李、白两氏对蒋的态度已有歧异，在下的捉摸不透，也不便妄作议论，故会议结果不了了之。白崇禧见此，只好以劝解的口气说：“这10个多月来的经验，给了我们一个宝贵的教训，那就是蒋既不肯放手，而我们也搞不通。如果长此僵持下去，断非善策。我建议德公去昆明休息一个时候，看看局面发展再定行止。”［10］

李宗仁接受白崇禧的建议，于11月3日以“出巡”为名，离开重庆去昆明。白崇禧到九龙坡机场送别李宗仁后回到市区的临时寓所，与程思远、邱昌渭等共进午餐。吃饭时，白崇禧漫不经心地对程、邱两人说：“吴忠信这一次从台北到重庆，曾对端木杰（引者按：时任‘交通部长’）提过：白健生不仅长于军事，政治也是内行的。如今西南局势这么严重，非白健生出来不可。你们看，吴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可能吴忠信把健公看成是调处李、蒋关系的关键人物。”程思远、邱昌渭都有这样的看法。当晚，白崇禧与程思远、邱昌渭等拟定了一个蒋、李妥协方案，其主要内容是：（1）蒋介石宣布复职。（2）李宗仁回任副总统，但因李患胃溃疡，亟须赴美就医，并借以在美进行外交活动。（3）白崇禧以“行政院长”任“国防部长”。白崇禧嘱李汉魂将此案交吴忠信转呈蒋介石。［11］

11月4日，白崇禧再次约吴忠信谈话，白表示：“我在广州时曾面报总裁，主张李‘代总统’仍为‘副总统’，请总裁复出为‘总统’，实出至诚。”

白崇禧随即将他的亲笔信一封托吴忠信转交蒋介石。信件原文如下：

总裁钧鉴：

顷奉戌冬电谕，寇焰日张，安危相仗，拜读再三，感激无任，职虽愚钝，誓以此自勉。“共匪”对大陆攻势，日趋积极，巴东已失，湛江弃守，昨日（3日）进迫阻隔之天柱，判断“匪军”企图，似对渝（重庆）筑（贵阳）同时攻取，对粤南海岸线，先占高雷，继图钦康，使我对外海口之广州湾北龙门港，均归其掌握，然后进犯海南。此间军政大计，渴望钧驾早临，以赴事机，迟到有不良后果。东南海防有陈长官辞修兄坐镇，想能固若金汤，大陆为中枢所在，情形复杂，万望钧座不日飞渝，早定救亡大计，余托礼卿先生面详。此叩钧安。

职白崇禧敬肃（11月4日）。［12］

11月7日，吴忠信、洪兰友从重庆飞抵台北，向蒋介石汇报白崇禧的方案。8日，吴忠信回到重庆，向白崇禧转达蒋介石的答复：（1）蒋介石同意复职，李宗仁回任“副总统”。（2）李宗仁出国之议此时不能提，一提就表明蒋、李不能合作，蒋甚至怀疑李在出国后将进行反蒋活动。至于白崇禧任“行政院长”一事，不能作为蒋、李合作的条件。这样一来，白崇禧所提蒋、李妥协方案完全被蒋介石否决了。

11月9日，程思远、李汉魂专机飞昆明，将蒋介石否决蒋、李妥协条件的消息向李宗仁汇报。尽管蒋介石否决了白崇禧的妥协方案，但白崇禧还是决定单方面向蒋妥协，他在同一天也托“总统府”秘书长邱昌渭去见李宗仁，“请其即此让蒋”［13］。

此时，李宗仁又获悉了卢汉准备起义的消息，知道昆明已非久留之地，便于11月11日自昆明飞回老家桂林。

11月12日，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李品仙、夏威等在桂林召开会议，就当前局势及桂系应对措施、进退方略再作研讨。会上提出两个方案：积极做法是以桂系现有资本——广西为依托，联络贵州、云南等省自成局面，自力更生，同蒋介石划清界限；消极做法是李宗仁出洋，西南残局由白崇禧妥筹善后。此时的李宗仁已是“心灰意冷”［14］，决定赴美就医，留下的和战问题由白崇禧决定。

对于当时甚嚣尘上的要求蒋介石再出山的呼声，李宗仁当时似乎并不反对。11月12日，李宗仁在回复西南军政长官张群11月10日给他的电报时还建议由张群出面邀请蒋介石来重庆坐镇。电报全文如下：

“重庆西南长官公署”张长官岳军兄：密。

戍蒸亲电诵悉。仁尤抵桂，拟续赴各地巡视，以激励士气民心，中枢军政商洽，均须仰仗总裁亲临决定，请迅速促驾，不必候仁返渝也。特复。

李宗仁。戍文桂印。［15］张群。戌元亲印。［16］

张群于13日7时收到李宗仁的电报后，当天下午1时即将电报转发蒋介石，并附带提出自己的看法。电报全文如下：

台北草山总裁蒋。专密。

连日电催德邻返渝，顷接戍文桂电云：“仁尤抵桂，拟续赴各地巡视，以激励士气民心，中枢军政商洽，均须仰仗总裁亲临决定，请迅速促驾，不必候仁返渝也”等语。昨日邱昌渭言，今日总裁复位甚浓，时局艰危，应速有决定。否则此种空气应速予澄清，不然李即无法再作。外传反共大同盟之说，群虽未获迹象，不知钧处有无情报？寇锋已攻入川黔，整个西南局势动荡。现一般人士惶惑失望，不仅对于一方，钧座对此支离破碎之区，如何决策，乞立予睿裁。

这个事实表明，李宗仁决心出国，把烂摊子扔给蒋介石去处理。李宗仁在出国前，应白崇禧之请，于14日从南宁飞往海口，准备去会晤海南行政长官陈济棠以及余汉谋、薛岳等人，为桂系部队最后撤往海南做安排。因天气不佳，李的座机被迫中途折返南宁。当晚，白崇禧从桂林打电话给李宗仁，说蒋介石已于当日下午3时到了重庆。李宗仁说：“这样很好，否则我在重庆危急时才离去，心里总不好过。”［17］15日，李宗仁再飞海口，16日从海口返回南宁。

蒋介石于14日下午抵达重庆时，鉴于当时蒋即将复任“总统”之传说甚嚣尘上，为了麻痹和引诱李宗仁前往重庆，蒋介石特令中央党部秘书长郑彦棻在机场发表谈话称：“总裁上次巡视西南，为促进西南各省同胞及本党同志精诚团结，抗俄剿共到底而努力。此次总裁重莅战时首都，仍本此旨，协助李‘代总统’暨阎院长，共挽危局。”［18］

蒋介石在林园行邸落脚后，立即召见“总统府秘书长”邱昌渭、“参军长”刘士毅，要他们电请李宗仁回重庆，蒋本人也分别打电报给李宗仁和白崇禧催促。蒋致李宗仁的电报，要他明日即行返渝，“商谈一切”［19］。蒋致白崇禧电报则以“白部长”相称，电文说：“昨闻贵阳垂危，川贵吃紧，故于本日飞渝，甚望李代总统即日回渝，策划全局，奠定西南。请兄力催命驾为盼。”［20］

李宗仁16日从海口回到南宁，见到蒋介石的电报，随即复电，如报告海南之行与陈济棠等见面经过外，还转达他们“要求派遣海军赴琼以固海防”的意思；至于自己的行止，电报则说：“仁回邕（南宁）后，原拟即日返渝，因旬日来旅途劳顿，饮食失调致胃病复发，十二指肠有流血征象，拟即在邕休养三数日。”［21］

收到李宗仁明显是敷衍的电报后，蒋介石于18日再次致电李宗仁，请他迅速返回重庆，“驻渝调养”。同日，蒋又打电报给白崇禧，要他即日飞往南宁劝驾。电报全文如下：

桂林白长官健生兄：

昨接李“代总统”铣电，悉因出巡劳顿，致胃疾复发，须在邕休养三数日。比以筱电复请力疾返渝调养，俾政府有所秉承，讯赴事机。良以时艰日亟，流言纷起，国家中枢民所仰赖，德兄早回一日，斯人心多安一分。兹烦我兄即日赴邕代为问候，并陪同德兄返渝，共商大计，以慰民望，而励士气为盼。

蒋中正戍巧。［22］

白崇禧为蒋介石的“诚意”所感动，他觉得李宗仁如此离去实有不妥。遵照蒋介石的吩咐，白崇禧于19日从桂林飞往南宁，劝李宗仁暂时不要走，如非治疗不可的话，可到香港去治；非到美国不可的话，可先辞去“代总统”职务。对此，李宗仁没有同意，只是托白崇禧分别带信给蒋介石和“行政院长”阎锡山，对他的暂时离去有所交代。李宗仁并且已经决定派“广西绥靖公署”主任李品仙飞往重庆，持李宗仁的亲笔信向蒋介石汇报。

12月20日上午，李宗仁离开南宁飞往香港。到港后即发表事先拟定的书面谈话一篇，在解释他必须出国治疗的理由后，说：“余决以最经济之时间，完成恢复身体健康之工作，俾能以健全之身体，全部之精力，与我国军民共同从事反共‘戡乱’之奋斗。在治疗期间内之中枢军政事宜，已电阎锡山‘院长’负责照常进行。‘总统府’日常公务则令由邱昌渭秘书长及刘士毅参军长分别代行处理。”［23］

李不辞而去，对蒋来说，无疑“是一着辣棋”［24］。

20日下午，白崇禧从南宁飞重庆见蒋，报告李宗仁出走的消息，并呈交了李宗仁的书信。蒋听后“不胜骇异”。但对白并未责难，反而抚慰有加，连声对白说：“德邻走了不要紧，只要与我合作，一切都不成问题。”［25］蒋还说要请白氏担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总领师干。蒋还说，如白肯出任艰巨，他必以全力支持，所有大陆部队，均交白氏指挥。蒋还告诉白，他已经决定将胡宗南所部由汉中调守川北，川东则交宋希濂防守，希望白氏把黄杰兵团调援黔东，支持宋希濂部作战。对此，白崇禧完全表示同意，两人取得一致。［26］

当晚，白崇禧在重庆发表广播谈话：“本人于前（18日）奉总裁电命飞南宁，慰问李‘代总统’病况，并促驾返渝，共商国是。奉电后，遵于昨（19日）自桂林飞抵南宁，晋谒李‘代总统’，面报总裁意旨，‘代总统’对总裁之慰勉，及各方人士之电促，至表感谢。惟突因胃溃疡宿疾日渐加剧，十二指肠仍不时出血。体力难支，原拟定派李主任品仙飞渝晋谒总裁，面陈一切。适本人抵邕后，李主任品仙始中止此行，由本人来渝复命。……代总裁已于（今20日）晨飞港就医，临行面嘱本人代陈总裁，谓当兹艰危时令，以抱病之身，未克返渝与总裁及政府同仁、全体军民共挽当前危局，殊感歉疚。”［27］

22日，蒋又约白崇禧谈话，表示：“本身决不复行视事，仍盼李克日返渝，面定一切大计，然后可以出国；但仍须交由‘行政院长’代行‘总统’职务，俾符宪法规定。”［28］

白崇禧也感到，李宗仁这样出国，在手续上很成问题。因此，也“不赞成其迳行赴美”［29］，白再次派他的亲信副官杨爱琼去香港，劝李不要再走，就留在香港治病。但李宗仁决心已定，不再受白崇禧的摆布，反过来叫杨爱琼转告白崇禧：“叫他不要倒向那边（指蒋介石），不要劝进。”［30］

20日下午，蒋介石还召见了居正、朱家骅、洪兰友、郑彦棻等人，要他们去香港，一则问李宗仁之病，二则敦请李宗仁早日返回“行都”重庆。蒋还给李宗仁写了一封很长的回信，托居正等转交。［31］

22日，居正、朱家骅、洪兰友、郑彦棻等4人奉蒋之命从重庆飞香港，到港后立即前往泰和医院见李宗仁，转交蒋介石的信件。李宗仁与居正等人谈话的意思与他此前发表的书面谈话仍然一致。第二天，元老于右任又奉蒋之命飞到香港，会同居正等第二次进见，李宗仁仍然坚决表示要去美国，不允回重庆。24日，李宗仁约朱家骅、洪兰友到医院谈话，谈话的内容，据朱家骅、洪兰友事后报告，其内容如下：“胃疾施行手术，绝非一二周内可以痊愈，或须两三月后始可康复，惟中枢不可久陷于此一状态，益增总裁负责之困难，拟请总裁即日复位，主持大计。如就个人健康计，虽‘副总统’一职，亦冀能容辞脱，第恐国人疑涉意气，拟取消代字，仍为‘副总统’，今后愿以‘副总统’名义赴美，一面疗疾，一面接洽美援，希为代达此行同来诸同志，会同转陈总裁许诺，再尚进行步骤云云。”［32］

25日，居正一行从香港返回重庆，他们带来了李宗仁写给蒋介石的一封信，信件全文如下：

总裁钧鉴：

“共匪”西窜，川黔告急，我公命驾莅渝，人心振奋！仁以出巡在外，未及迎候，面聆指示，深用歉怅！前自海口抵邕，适胃疾剧发，因即飞港就医，并拟于必要时赴美割治，比已嘱健生兄飞渝面报种切，知已早荷垂詧。觉生先生及骝先、兰友、彦棻三兄莅港，奉到赐书，辱承廑注殷殷，盆增感愧！贱恙经检验后非割治不能防止其继续进展，须赴美施用手术，详情已与觉生先生等谈及，即托面报。中枢政务前经函告百川兄就近请示处理，一俟贱躯康复，即当遄返与诸同志共同为反共“戡乱”而奋斗。仁许身革命，备历艰险，从无畏避，区区之忱，计必能邀鉴谅也。专肃。敬颂钧安。

李宗仁敬启。十一月二十四日。［33］

11月27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召开临时会议，听取居正等人的报告，会议作出决议：“以当前国家局势之严重，西南战况之艰危，中枢不可一日无人主持。兹经郑重商讨，仍切望李‘代总统’宗仁同志迅返中枢，力疾视事。万一为病势所不许，再请总裁复行‘总统’职权。为此特推朱委员家骅、洪秘书长兰友二同志，前往香港，代表本会转达，并致慰问之意，请李委员重加考虑，并将考虑结果函告。”［34］

国民党中常会临时会议举行前，居正等曾电请白崇禧前往重庆出席会议。白没有去重庆，但他随即致电蒋介石，声称李宗仁已经“同意”辞去“代总统”，并表明白氏本人继续追随蒋反共到底的政治态度。电报全文如下：

重庆蒋总裁钧鉴：

顷奉李“代总统”函谕：十二指肠溃疡急须到美根治，恐需相当时间疗养，当此国难空前严重，国政需人主持，决心解除代总统职务，请钧座复“总统”职，振作军心，挽回劫运，并恳钧座转“外交部”迅速代办出国手续，俾得早到美国诊治等因。香港情形复杂，“代总统”不宜久居，望钧座设法完成其志。职追随钧座二十余年，现值“共匪”披昌，时局危急，誓本北伐抗战追随钧座者，续在反共救国之国策下奋斗到底。

职白崇禧叩。［35］

11月27日晚，朱家骅、洪兰友携带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致李宗仁的慰问敦促函再次飞香港，与李宗仁数度会见。朱家骅等以中枢政务不可久悬为由，坚请李宗仁先返回成都（在蒋介石的指挥下，国民党残余政权已经于10月30日由重庆迁至成都），将政务略予安排后再赴美。李宗仁知道自己一旦去成都，落入蒋介石手掌中决没有好下场，所以不管蒋的使者如何甘言卑辞诱惑，李宗仁抱定主意不再上当（在对蒋介石的认识上，李宗仁比白崇禧要清醒得多），他坚持要以“代总统”的身份从香港直接飞往美国。李宗仁并说：“此次赴美，系以‘代总统’名义获得入境便利，兼以国家前途系诸美援，此行意在争取，现时不拟有所变更，希望中央予以谅解。”［36］

12月2日，朱家骅、洪兰友携带李宗仁致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的信函［37］从香港飞到成都复命。12月3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再次召开临时会议，听取朱家骅、洪兰友的报告，会议作出决议：“经郑重讨论，佥以时局艰危，中枢不可一日无人主持，决定依照本会11月27日临时会议之决议，接受李宗仁同志11月24日对朱家骅、洪兰友两同志之表示，恳请总裁复行‘总统’职权，李同志以‘副总统’地位出国就医，并致力于外援之争取。”会议推朱家骅向蒋报告决议，并代表中常委恳求蒋“即日复行‘总统’职权”。［38］

当天，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将中常会的决议电告李宗仁，李宗仁未加理睬。12月5日上午8时许，李宗仁偕夫人郭德洁、长子李幼邻、次子李志圣，以及前任内政部长李汉魂、私人医生孙晓山、秘书黄雪邨、英文秘书黄颖娴等，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赴美。到机场送行的有童冠贤、叶公超、程思远等人。

临行前，李宗仁打电报给“行政院长”阎锡山交代政务：“仁以胃疾剧重，亟待割治，不得已赴美就医，以1个月为期，即当遄返。在仁出国之短暂时期，请兄对中枢军政仍照常进行。至于重大决策，尽可随时与仁电商。来电所云，似未明了仁之本意，特再电达，仍希就兄职权范围处理一切……”［39］

李宗仁打定主意不就范，让蒋介石感到十分恼火。他在日记中咬牙切齿地写道：“德邻出国，既不辞职，亦不表示退意，仍以‘代总统’而向美求援。如求援不遂，即留居国外不返，而置党国存亡于不顾。此纯为其个人利害，其所作所为，实卑劣无耻极矣！”［40］

12月上旬，桂系部队在广西境内被全部歼灭，白崇禧赖以活动的老本输了个干干净净。

这样，白崇禧本人也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选择。由于他已屡次拒绝中共的争取，留在大陆的路已被他完全堵死。摆在白崇禧面前的只有两种选择：第一是去台湾“归队”；第二是走李宗仁的后路，前往海外做寓公。

白崇禧最终选择了去台湾“归队”，这是有他的思想基础的。

早在1949年5月间，当程思远问白崇禧与解放军对抗下去，有何把握时？白氏即坦率地回答说：“有什么把握，这不过是要对历史有一条交代罢了！”［41］

同年6月，徐永昌在台湾高雄见蒋介石，在谈话中，蒋曾问徐：“李（宗仁）、白（崇禧）能否再来合作？”徐答以：“李不能，白能。”［42］12月17日，徐永昌再到台北草山见蒋介石，再次谈起李、白能否来台湾的话题，徐永昌判断：“李代座不可能来台合作，但白可以，建议总裁即往海南岛作最后之努力，抚慰留居海南之桂系，尤其是健生。”徐永昌还说：白崇禧“轻听不甚识人，好冲动，固其所短；而勤奋勇敢，热心爱国，是其所长，人才难得，望留意之”。［43］徐永昌口中的所谓“国”，当然指的是行将崩溃的国民党政权。

这一年秋，白崇禧的至交、立法委员何遂再次向白氏进言：“上将回台，将必难免一死，应乘机起义，响应‘共军’。”白氏回答：“我自追随蒋公北伐以来，殆逾二十载，既处遇顺境，亦处遇逆境，一生一世，历史第一，我必对历史有所交代，生死利害，在所不计，君勿为此喋喋也。”［44］

由此可见，当时白崇禧脑海中占主要地位的意识是要对历史有所交代，对赴台的危险性他也是很清楚的。但他认为，为人不能专事“趋利避害”。由此不难看出，白崇禧是抱着一种为国民党政权殉葬的心态选择赴台归队的。

蒋介石在李宗仁跑到美国去逃脱他的手掌以后，即决计不能让白崇禧再跑了。

蒋介石根据白崇禧耳根子软、好戴高帽子的特点，不断派人游说白崇禧，好话说尽，无论如何也是争取他赴台“归队”，并允诺去台后“自有重用”，还派专人送金砖到海口，说是要发清白崇禧华中部队的军费，以示恩惠。

12月10日，“陆军副总司令”罗奇和前“上海市长”陈良奉蒋介石之命从台北来到海口，邀请白去台北与蒋共商大计，并说蒋准备在复职后提名白氏担任“行政院长”要职。白氏虽然知道蒋的本意是要他去劝进，至于“行政院长”的许诺，白氏未必真的相信。但他还是决定派人去台北摸底后再决定行止。

12月15日，白崇禧与李品仙、夏威、黄旭初从海口电告在美国的李宗仁：“蒋曾劝禧往晤，意在劝进。仙不日赴台谒蒋，劝蒋稍待公治病结果，对自身问题有所表示后，再谈复位问题。”［45］

12月17日，李宗仁复电白崇禧等，声明：“（甲）请总裁考虑复职事不必提出，因复职无法律依据。理由是：（子）总裁既已引退，即为平民，决不能恢复已放弃之职位；（丑）仁之代理，非代理总裁个人，乃代理‘总统’之职位；（寅）依照宪法，缺位为死亡，总裁非死亡，亦非因故不能行使职权，第四十九条全不适用，故用代理字样；（卯）‘代总统’引退，则由‘行政院长’代理，3个月后另选，不能由前任‘总统’复职。（乙）总裁派俞大维来美，要求动用经援余款九千万美元，甘介侯已函杜鲁门、艾奇逊，请将该款分用于海南、台湾两地，因该款明年2月不用即作废，故不反对。”［46］

当时，桂系内部反对白崇禧赴台的也有不少，除李宗仁外，夏威、程思远都是反对白崇禧赴台的。夏威建议白崇禧先去香港，观察一段再定行止。程思远也对白崇禧说：“去台湾必须慎重考虑。这一次入台与1937年8月4日去南京，情况根本两样。抗战爆发时，蒋介石要广西编组几个军北上参战，所以健公一入京就任副参谋总长并代参谋总长职务；而今你手上的本钱已经剩下无几了，他还要你出来组阁吗？如果蒋果有此心，为什么9月间一再反对你出来当‘国防部长’？为什么11月初你提出的蒋、李妥协方案他不接受？”［47］白听后沉吟不语，实际上是听不进去。

对于白崇禧被包围而做出赴台归队决策的过程，他的机要秘书有如下的介绍：“‘广西绥靖公署’主任李品仙主张后者（引者按：指返台湾归队）最力。蒋先生的亲信谷正纲和立委刘文岛、杨幼炯等也从旁鼓动，经过36小时的考虑，白氏遂决定飞台，并派李品仙赴台谒见蒋先生请示。那天深夜，程思远先生拖着疲乏的脚步走回海南医院时，我们相对默然。事情发展到这地步，已非人力所可挽回，我们只好带着失望的心情，飞离海南岛。20年来叱咤风云，举足轻重的‘桂系’，也随白氏赴台而冰消瓦解了。”［48］

12月24日，白崇禧派李品仙先行赴台见蒋，名为办理“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和桂林“绥靖”公署结束事宜，实际是赴台打听政治行情。白崇禧还给国民党元老居正写了一封信托李品仙带到台北转交，信笺全文如下：“觉生先生道席：‘共匪’祸国，日益猖獗，救亡图存，唯遵中枢国策反共到底。夙仰先生党国元勋，群流共仰，匡济艰危，端赖硕筹。兹派李副长官鹤龄来太踵谒，代候兴居。尚乞赐予指示，俾资遵循为祷。敬请道安。白崇禧谨启。12月7日。”［49］居正早年是西山会议派的要角，后投靠蒋成为元老，他一生敌视中共，白崇禧向他请教的结果，自然是要他去台湾。

李品仙赴台后，即被蒋介石拉了过去，完全站到了蒋一边，他根据蒋的意思致电白崇禧，称蒋介石、陈诚都希望白去台湾，共荷“戡乱救国”之责，并说蒋邀请他组阁是出于至诚云云，这终于促使白崇禧下了赴台的决心。

12月26日，白崇禧又由海口致电李宗仁：“鹤龄、燕谋电：在台与各方谈话结论，蒋复职事，与德公今后做法有关：（甲）德公病愈不返而辞‘代总统’，则介公复职；（乙）病愈即回国，愿效林子超（林森号），介公或不复职；病愈不辞又不返，德公最为不利。”［50］

12月30日，白崇禧从海口乘专机飞台，从此落入蒋介石手掌之中再也出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