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达克化”的广西

《广西建设纲领》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最高指导思想，将“三自政策”与三民主义挂起钩来，但事实上，白崇禧在广西的所作所为，并不来源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是直接取法古代的管仲和20世纪30年代德国、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某些做法。

20世纪30年代，白崇禧重点抓的无疑是民团和军训，白崇禧说他的办理民团，是从《左传》上学来的，他认为，中国历史上，夏商周三代实行的都是寓兵于农，春秋时齐桓公的宰相管仲实行“作内政以寄军令”之策，施行轨里连乡之制，实行的是寓兵于政。白崇禧说：这种寓兵于团的办法，就是信效三代时候寓兵于农的法子，把全国的壮丁组织训练起来，遇国家有战事时，就由他们去当兵，国家没有事时，就由他们回去从事生产。其次，在组织上，我们则仿效管仲的轨里连乡作内政以寄军令的制度，不独军政不分，文武不分，就是军与民也不分。白崇禧还指出：“我国古代，也实行过征兵制度，如周朝时的寓兵于农，管子治齐寓兵于政，都是通国皆兵。本省民团训练，就是本着这种意义，使民众一律受军训，故说现在办民团复古，也未尝不可。”

据白崇禧亲信指出：白崇禧平时很喜欢读《春秋》、《左传》，他的办公桌上经常摆着《左传》，公开演讲时也爱用很多《左传》的内容，特别是管仲。跟人家谈话时也爱提到《左传》，特别是喜欢谈《左传》里讲到的管仲的事迹。1935年白应邀到陈济棠创办的燕塘军校演讲，白在演讲中引用了很多《左传》的故事和原文，军校的速记员记不下来，第二天报纸无法发表，闹了一个笑话。不得已，白氏令自己的亲信万民一重新帮忙才将文章整理好交报社发表。［46］

在另一方面，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深受20世纪30年代德国、意大利及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影响，20年30年代，德国和意大利推行法西斯主义，崛起于欧洲，特别是意大利，由一个弱国在短短的几年内跻身于世界列强，深受世界特别是弱小国家的羡慕。1930年初广西名流马君武赴德意考察归来后，于1932年10月17日在广西大学发表演讲，主张仿效意大利新式教育，对青年学生实施十年的军事训练。他说：“意大利因谋独立起见，因此今日积极实施军事教育，其国民从儿童致长成，由八岁至十八岁，均规定为军事教育的时期。……其目的在养成‘全国皆兵’每一个国民都能持枪以卫国。不是这样，处在危机四伏的意大利恐怕终难于逃脱异族的统治。”

白崇禧十分赞赏马君武的观点，1932年2月15日在对桂林学界发表演讲中指出：“马先生这次到欧考察，最注意的是两国：一是欧战时战败国德意志，一是战胜国意大利。德国政府因为战败之故，很是积极图强，比较欧战前还要严格。意国之所以能够像今天的强盛，全是由于慕沙里尼（引者按：今译为墨索里尼）所组织的法西斯蒂党的组织严密，同时全国尤其是学生都能军队化所致。慕沙里尼对学生说话，一手是拿着枪，一手是拿着书。他说青年学生们应当读书刊号求知识，拿枪卫国家，读书不能拿枪，是没有有用的！所以意国学生都要受十年的军事训练，不只是男学生受训练，女学生也是一样受训练。意国的人口，只是4000多万，现在德国也还不到4000多万，我们四川一省就有7000多万人，但他们何以比我国这样强盛？无疑的，是他们政府能够振作，而他们的人民也能发奋所致的！……中国的老百姓，平日缺乏国家观念，你和他讲救国，他是不大理的，因此，我们便要先把他们组织起来！但要组织民众，首先定要用组织军队的方法去施行严格训练，同时在学校内去施行教育。”［47］

白崇禧还说：“欧战时，德国是行征兵制度的；战败后，协约国要他废除海陆空军的军备及拆毁造船厂兵工厂，只给他养10万兵，不准他再行征兵制度，但德国政府却在学校内去行军事训练，并暗中在10万常备兵内去轮流退伍。轮流训练。这些兵与其是10万兵，毋宁说是10万将校，较为妥当！因为这些兵，个个都是受过高中以上大学教育，具有国家民族意识的！”［48］“意大利是个强盛的国家，他的学生尚且行着10年的军事训练，那么，中国这样的衰弱，若与意国学生比较上说来，中国学生至少要行20年的军事训练才行！我们不独要高中以上学校去施军事教育，还要计划着在初中去施行青年军事的训练才行！初中何以又有军事训练的必要呢？因为近来世界风云，已是一天逼近一天，无论中日战争，或日美战争，中国都是未来世界大战的战场，都要卷入漩涡的！我们要准备着，而且要赶快准备着，因此，我们便决定了‘寓兵于团’和‘寓将于学’的政策。……要知道政府对于学校施行军事训练，在精神上是和德意两国对于青年的训练一样，具是有深意的。”

广西因为财力有限，正规军只保留两个军（即第7军和第15军）共16个团，兵力只有区区几万人，这点武装力量是没有办法与蒋介石的上百万中央军抗衡的。为了弥补正规军数量不足的弱点，桂系集团大力发展民团武装，作为后备队，一旦有事可以随时编成战斗队伍，成为取之不尽的后备兵源。

桂系办理民团是从1930年秋开始的。其组织系统是：省设立民团指挥部，以黄绍竑、白崇禧为正副总指挥。不久，黄绍竑离开广西投靠蒋介石，由白崇禧、梁瀚嵩担任正副总指挥。省以下划分民团区，但民团区的数量经常变动。开始时是设立12个区，1932年6月并为6个，1934年改为8个，1936年改为9个，1939年1月改为11个，同年2月又改为12个。至此，民团区的数量才固定下来。［49］区设民团指挥官，以行政监督兼任。

1932年7月，撤销民团总指挥部，在省政府内设团务处主持民团事务。1933年6月，民团改隶第4集团军总司令部，在总司令部内设立团务处，总理其事，以便李、白直接控制。县设民团司令部，由县长主持其事。乡镇、村街两级实行政、学、团“三位一体制”：在人事上，乡镇长兼任中心国民基础学校校长和民团后备队大队长，村街长兼任国民基础学校校长和民团后备队队长；在事务上，乡镇公所、中心国民基础学校、民团大队部三个机关合并办公，人员互助工作，办公设备互用；在工作关系上，以乡镇村甲公所为中心领导机关，运用民团的组织力量推动建设，以基础学校实施教育，以教育的力量辅助建设工作的进行，而统一于乡镇街长掌握之下。［50］

民团的经费：省民团总指挥部和各区民团指挥部的经费由省政府拨给；县民团的经费，由各县从旧有的县团务总局和各分局的经费中划拨，不足部分由各县自行筹集。1932年5月，以民团税捐名目繁多，另行规定全省民团经费概由省款支出，每年划拨360万元。其来源有两部分：一是征收全省的田赋附加，由原来每亩田赋l元2角5分附加5分为1元3角；二是征收鸦片过境税附加，由原来每两抽收4角，附加5分为4角5分。民团的武器来源，一部分是各县原有的公枪和各区乡团局的枪支，一部分是私枪，还有一部分是大刀长矛之类的原始武器。后来，省政府征收附加粮赋5成，买了一批枪械分发民团常备队使用。［51］

据知情者说，名义上民团有自上而下的组织指挥系统，但大多数是残缺不全的，比较正规的是南宁区民团。南宁区民团设在武鸣县，指挥官梁翰嵩，广西宾阳人，资格很老，个性强，喜欢倚老卖老，摆老资格，人称“梁神经”。这个人喜欢舞文弄墨，南宁区所辖10多个县各个乡镇村落都有他亲笔书写的“建设广西，复兴中国”与“三自三寓政策”之类的标语。他对白崇禧极为钦佩，白对他也极信任，因而把南宁区作为一个典型。所有中外来宾到广西参观访问的，都由武鸣指挥部招待，指挥部备有各种图表统计数字悬挂大厅，供中外人士提问。例如：县与县、乡与乡的交通网，民团的训练和生产情况，等等。［52］

从原则上讲，在广西省内居留1年以上的自18岁以上至45岁的男性壮丁都要接受民团的训练，18岁至30岁的编为甲级队，准备在有战事发生时调前方作战；31岁至45岁的编为乙级队，准备在有战事发生时，在后方维持治安和担任运输工作。按照白崇禧的设想，广西共有2.4万多个村街，每1个村街编练后备队1队，每1队以100人计算，可得甲种团兵120万人、乙种团兵120万人。［53］根据统计，到1937年，广西全省240万壮丁，已受后备队训练的达130万人，其余正在逐步分期训练。［54］

广西民团还有自己的团歌，歌词如下：

谁能捍卫我国家？惟我广西民团！

谁能复兴我国家，惟我广西民团！

我们有强壮的身体，我们有热烈的肝胆。

我们要保护民族四万万，我们要巩固国防守边关。

我们不曾咬文嚼字，我们只会流血流汗。

我们不会哀求讨好，我们只会苦干硬干。

流血流汗才是英雄，苦干硬干才是好汉！

快奋起，同志们，莫长吁短叹！

救亡救难，任重如山。

快努力，同志们，莫偷闲苟安！

强国强种，惟我民团！［55］

240万民团需要10万个干部。如果这10万干部全部由军事学校来培养是办不到的，唯一办法就是在初中以上的大、中学校普遍实行军事训练，大专学校可以培养特种兵和步兵的连级干部，高中培养排级干部，初中培养班级干部。并以所在地驻军最高军事长官为军训监督，无驻军地区则由区民团指挥官兼任监督。随后改变为集中训练，凡高初中应届毕业的学生都集中在南宁、梧州、柳州、桂林4个地区施以军事训练半年。后来改为集中武鸣，设置军训总队。最后又改为集中雒容，并规定军训不及格的学生，不准参加毕业考试。这种延长学生修业期限的苛刻规定，曾引起当时学校校长教师和学生家长们极大不满，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甚至以辞职来抗议和反对军训，也没有动摇白崇禧强行推行军训的意志。白崇禧不仅在学校推行军训，而且推行到公务人员中。规定省会南宁的公务人员，凡年在18岁至45岁的，都要施以180小时的军事训练。［56］

此项政策推行5年，初中生军训纵队结业的有3000人，高中生军训纵队结业的有1000人，大学生军训结业的400人，在各区干训队与民团干部学校结业的1.7万人，总共2万人。军事院校毕业的不计在内。［57］

白崇禧在广西推行民团政策，第一个效果就是基本肃清了土匪。白崇禧说：“广西以前是土匪最多的地方……编地匪风……自推行自卫政策以后，民众有了组织训练，跟着有了自卫的武力，于是省内的土匪逐渐被肃清。现在民众得到安居乐业，享受太平，各县各处的治安，已经很稳固平定了。”［58］

白崇禧还说：“我们广西假如计划动员130万兵，编成800个团……这在中国其他各省，目前无论如何办不到，惟在广西则尽有实现的可能。……所以，我们要动员百万兵员是尽可办得到的。”［59］

这些自负的话表明，白崇禧对于他搞的民团是很欣赏的。

在政治上，新桂系提出了“行新政，用新人”的口号，白崇禧说：“试从古今中外历史上去考据，不管某个地域某个朝代，它所行的政治，无论是君主立宪，抑或民主共和，总离不了如俗语所说‘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意味。在中国历史上讲，舜因有臣五人辅佐，所以天下大治；武王有乱臣十人辅佐，所以帝业成功。又如汉高祖之成帝业，则因为有三杰；光武之能够中兴，也因为有二十八将。可见一个朝代既有一个朝代的天子，跟着还要有辅佐他的能臣，然后他的政权，才能树立而巩固的。”［60］

为了培养忠诚于李、白的新干部，桂系先后创办了各种党政干部训练班和干部学校。1931年2月，在南宁设立党政研究所，由白崇禧兼任所长，只办了1期，培训了240名学员。学员毕业后一部分分发各县党部工作，一部分分到桂林、全州、兴安等试点训政区，担任地方自治协助员。

1931年5月，在南宁成立警卫干部训练所。同年8月，设立田南道民团训练所。1932年2月，又设立民团训练班。这二所一班，先后培训了基层干部六七百人。

1933年8月，设立民团干部训练队，以民团区为单位，每区设立一所。主要训练乡（镇）村（街）长，以6个月为1期。

1936年5月，白崇禧前往武鸣对退伍民团兵训话，途中，白氏对专门替他作演讲记录的莫违义说：“墨索里尼真厉害，在24小时内能集合40万党员。”过一会，他又问：“我们现在办民团，将来希望能在一个月内动员40万团兵。你说可能不可能呢？”

当时，莫违义脱口而出：“不可能的。”

白崇禧素喜他人奉承，只愿人家顺从他的意旨，不愿听反调，听到莫违义否定的答案，很不高兴，便正颜厉色地追问：“怎见得不可能呢？”

莫违义解释说：“墨索里尼动员的是40万党员，党员有严密的组织，受过严格的训练，所以能动员得起来。我们将来要动员的是民团，是农村中的壮丁，他们虽然也受过训练，也有组织，但组织绝没有党员那样严密，训练也绝没有党员那样严格，怎么能动员得起来呢？我们要动员团兵，必须抓住后备队长，后备队长是从民团干部学校毕业出来的，校长是各区民团指挥官，各区民团指挥官虽然是本着你的精神和意旨去训练他们，但你的精神和意旨，要通过各区民团指挥官的脑子，多少总有点变样的。老实说，你的精神和意旨，即使都变成了各指挥官的精神和意旨，这些学生也会认为这一切都是指挥官兼校长指导他们的，他们只认得指挥官，认得校长，不认得白副总司令。所以你要抓住这些后备队长，须要通过各区民团指挥官，各区民团指挥官共有8人，未必个个都做得很好，都能得到这些学生的信任，而且指挥官兼校长，不是世袭，总不免有些要变动。现在动员民团，要通过民团指挥官，有些指挥官已经不职了，怎么办呢？况且动员团兵，不仅要动员后备队长，还要动员县长兼民团司令，区长兼联队长，乡长兼大队长各个阶层，这些阶层，有很多不是民团干校出身的干部，也不是军校毕业的学生，有好些县长兼民团司令是由考试录用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说要在一个月内动员40万团兵，能不能呢？”

白崇禧认为他说得有理，便问：“我们现在想在一个月内能动员40万团兵，要怎样才能办到呢？”

莫违义说：“要做到这一点，我认为要把八个区民团干部学校撤销，另成立一个广西民团干部学校，你自己担任校长，另选一个能力强又为你所信任的人做教育长，具体负责教训，你每周至少要到干校对学员讲话两次或三次，同时，要提高学员的素质，最好是高中毕业或肄业的，最低限度要初中毕业，否则不能招收。毕业后应扩大对他们的任用范围，可以当乡长兼大队长、区长兼联队长、副县长兼民团副司令，很优秀的甚至可以当县长兼民团司令。这样，他们心目中就会只有一个白副总司令，只有一个白校长，对你产生极崇高的信仰，心悦诚服为你效力，他们自己也会感到，依靠了你才会有很好的前途，因此他们一定会响应你的一切号召，努力工作。而且由于提高了学员素质，里面当然有不少优秀人才能够负起领导团兵的责任，这些干部一级一级地联结起来，无论从纵的方面或横的方面，都会形成一个整体，你指挥他们，如心之使臂，臂之使指，才有可能达到这个目的。或许有人以为这些干部年轻，没有经验，不可大用，恐怕坏事。其实这不足虑。行新政应该用新人，经验是做了才有的，不做自然没有经验。古语说：‘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这话是不错的。”

白崇禧听了这番高论，认为有理。1936年5月成立广西民团干部学校，白崇禧兼任校长，刘斐、张义纯、卢象荣、冯璜等先后任教育长，招收高中毕业和肄业或初中毕业及有同等学历者千人，集中训练，每周白崇禧都要抽时间到干校给学员训话。［61］

1934年3月，设立县政公务员政治训练班，训练时间基本上是1个月。从1934年3月至1939年11月，共办19期。其中县长班共培训结业314人，县政公务员班培训结业1506人。［62］

经济建设方面，新桂系首先大力发展了官僚资本。1926年5月，在广西进出口贸易门户梧州成立广西银行，并在南宁、柳州、桂林、龙州、玉林、百色等地设立分行，垄断全省金融业和操纵进出口贸易。由于桂系政权几上几下，银行业务受到很大影响。桂系政权稳定后，于1932年8月在南宁广西银行总行，开办资本500万元，全部是官股，以黄钟岳为总经理，桂系赋予它发行纸币、代理国库省库、发行省内外公债库券、买卖外汇等等权力，在广西银行业具有垄断地位。

1934年，设立广西矿务局和广西工商局，分别成为垄断广西矿产资源和工业企业的官方机构。这个时期成立的工矿企业有两广硫酸厂、广西酒精厂、南宁制革厂、广西印刷厂、南宁染织厂、广西第一民生工厂、广西纺织机械工厂、广西机械厂、南宁机械厂、广西中华铁工厂、广西水泥厂、广西陶瓷厂、宾阳瓷器厂、广西玻璃厂、广西造纸试验所、桂林广西电力厂、广西自来水厂、广西火柴厂、广西制药厂、广西糖厂、广西面粉厂、梧州华兴电池厂、广西桐油厂等。［63］

1935年成立广西出入口贸易处，垄断全省对外贸易。广西出口大宗农矿产品如桐油、茴油以及锡矿、钨砂、锑矿、锰矿等全部由广西出入口贸易处经营。如果私自经营，不仅要没收货物，而且要处以罚款。这个专营政策的实施，很快扭转了广西在贸易上长期处于入超的历史，1934年广西入超1700万元，但到1936年即出超1000万元（其中出口5218万元，进口4253万元）。白崇禧把这归功于“上下一致推行自给政策的结果”［64］。

此外，白崇禧主政广西的几年里，在市政、交通、通讯、农政、垦殖以及教育、卫生事业的建设方面，都有一定的成绩。［65］

广西历来是一个穷省，在两广合作与南京中央政府对峙时期，广西不可能从中央政府获得财政补助，唯一的外援渠道就是广东陈济棠的接济。这个时期，广西需要花钱的地方很多，财政紧张拮据的状况一直没有多大改变。为此，桂系领导层提出了所谓“廉洁政治”的口号。新桂系领导层除李宗仁常驻广州外，留在省内的自白崇禧、黄旭初以下，表现在勤俭方面的是衣着简单朴素。白崇禧长年穿的是土布军服，特别是脚上穿的是式样土里土气的布鞋，鞋面上用两根布带扣起来。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小心翼翼地跟随白崇禧，模仿白崇禧打扮得一模一样，黄旭初的太太也自己提着篮子上街买小菜，没有半点官架子。省政府主席以身作则，各厅处长以下，也是一模一样了。

由于白崇禧以身作则，上行下效，艰苦朴素在广西省内蔚然成风。一般市民都穿棉布便装或中山装，很少穿皮鞋，都穿布鞋。只有一家广东商人钟连科开设的布鞋店是用毛线呢做鞋面，式样好，穿的人也多。市面上看不到什么奇装异服的服装店。这是由于李、白倡导的“廉洁政治”，必须从俭朴入手。

为了维持他倡导的“廉洁政治”，白崇禧还制定了一条十分严厉的单行法，凡贪污500元以上者一律枪决。白崇禧还说，凡是做过3年理财的军需人员，不必问口供，可以判为贪污分子。这种高压政策无疑也会对广西军政人员起到威慑作用。［66］

当然，廉洁只是对广大的中下层干部有用，而对于白崇禧等上层来说廉洁朴素只是摆样子给他们看的。根据著名记者徐铸成介绍，桂系上层都可以从桂系官僚资本经营的盈余中分到一笔额外的红利。徐铸成说：

我在桂林时，李宗仁每年必回来一次。每次回来，文武百官，像梁山英雄迎接宋大哥回寨一样，当作一件头等大事；李也必大摆筵席，慰问百僚。白崇禧也曾回来过，就没有这种景象和场面。听说，那时广西所经营的企业如广西银行、贸易公司之类，每年有一笔账外的盈余，总数大约合现在的币值约达千余万元。这笔钱，是每年要留待李回来“大斗分金”的，由黄旭初开列一笔总数及文武要员的名单，呈交后，由李按地位大小、功绩高低，亲笔批写分配的数目。这笔钱，李济深从不染指，白虽然领到仅次于李宗仁的份额，也从不参与分配权。举这一例，就可见他们各自在桂系中的地位。［67］

此外，李宗仁、白崇禧两位还享有“特支权”，他们本身是不会缺钱花的。真正需要朴素、简朴、勒紧裤带过日子的还是广大下层官吏和普通的老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