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官话的形成

3.4.1　广西官话的形成

官话或称北方方言，它与粤语、桂北土话、客家话、闽语、湘语一样，并不源于广西本土，而是中原人迁徙广西的产物。所不同的是，官话一般被认为形成于明代以后，故官话徙入广西的时间，自然晚于粤语、桂北土话、客家话、闽语。广西官话的源流和成因，相对粤语、桂北土话、客家话、闽语、湘语而言，略显清晰，此乃官话形成的年代距今较近，且官话进入广西的记载比上述方言易于查找使然。

3.4.1.1　广西之所以有官话，与明代以来大量的军事移民有关

广西地处西南边陲，出于抵御外侮和镇压内乱，加强中央统治之需，历代皇朝无一例外地不断派遣军队进驻广西，这是广西现存包括官话在内的多种汉语方言的重要和主要的原因。

1988年，笔者为撰写《南宁方言志》而调查南宁市官话时，发音合作人告曰：“我们祖先是明朝的锦衣卫。”据时年83岁的老人介绍：“抗日战争以前，南宁市市区通行平话和官话，操粤语者只是为数不多的广东客商。1965年以前，南宁市还流行一种以官话为表现形式，名为‘邕剧’的戏剧，至今仍有不少老南宁人非常眷恋这种讲官话的邕剧。”尔后，笔者在百色调查官话时，当地操官话者也自称，祖上洪武十年（1377）间充军南宁卫驻扎在田东（笔者按，田东距离百色不足百里）。所述真伪虽无从证实，但是，“卫”作为明代军队编制名，确有其事。

《明代广西卫所的设置与迁徙》（范植清，《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2期）考证，明皇朝自明洪武年（1368）起，在广西设置了10个卫，20个千户所（笔者按，千户所即明朝的兵制，统兵1200人，统隶于卫），形成了卫所制度。卫所的官军主要由朝廷派出的军队、投降的俘虏、服刑或充军者三类人组成。

《唐铎传》（《明史》，卷一三八）载，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南丹等州县土官作乱，朝廷派遣湖广、江西所属卫所官军6万人，京卫精壮马步军3万余人，加上广西卫所官军1万余人，号称10万大军征讨广西各地“叛蛮”。由于官军多携家属随行，以一家至少3口人推算，当时在广西的外省军事人口，应该不少于30万人。这些军事移民北至今内蒙，南至今海南，来源非常广泛，而以今湖南、湖北、江西、山东、浙江、广东为多。尤其是京卫官军的到来，对官话在广西的形成，作用最为显著——因为来自不同省份的官军共同作战，需要一种互相能懂的语言来指挥和协调，二来这些官军战后大多驻戍广西，他们所携来的官话在广西扎根，则不言而喻矣。

3.4.1.2　明代以后相对稳定的中央集权统治，巩固了官话的地位

明朝以来，“两汉”、“三国”、“东晋十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南宋北宋”之类的历史没有重演，一朝之国的中央集权统治，加上始于金朝建都北京的延续，北方方言一直是官场的办公用语。朝廷内外，上传下达，必然需要大家耳熟善用的官话，故官话地位的巩固不容置疑。

3.4.1.3　文化教育的发展，促进了官话的传播

1987年，笔者为撰写拙文《广西陆西村壮族私塾读书音》（《民族语文》，1991），在距离广西南宁市70多公里的武鸣县两江乡陆西村搜集材料时，时年85岁的发音合作人称，他7岁束发始读“四书五经”，用的是壮语（笔者按，实际上是壮语借自相邻的汉语方言粤语、平话的读书音）和官话两种读法。笔者在广西百色，还记录过一种当地称为“用城里的官话”唱读古诗文的读书音。可见，比及官话形成之时，读书识字不再仅仅是科举赶考，跻身官宦阶层的门槛，而逐渐成为普及文化知识的社会现象。于是，作为当时读书音的官话得以进一步传播。

3.4.1.4　北方移民的继续涌入，扩充了官话作为交际工具的流通范围

明代以后，原居官话“大本营”的中原人因逃荒、经商、刑罚、贬斥等其他原因进入广西的现象一如前朝，官话在广西作为交际工具的流通范围得以不断扩大。

3.4.1.5　语言使用者的心理因素推动了官话的繁衍

广西历来是多语言、多方言之地，交际的需要，使一些人同时要说几种语言、方言，人们一般不排斥母语以外的语言和方言，尤其官话一开始大多是由官场和文化人最先使用的语言，说官话自然被尊为一种身份的象征——不少人以会说官话为荣。因此，官话得以逐渐通行于全广西，甚至被称为“广西的普通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