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大讨论

一场大讨论

从1999年9月开始——或者，更正确地说，早在几年前，宁波已经开始了一场关于如何发展高等教育的大讨论。这场讨论在市委书记宣布了科教兴市的“一号工程”之后，趋向激烈化。

第一个问题是：

宁波真的需要办这么多高校吗？你花那么多的钱，花那么大的力气去培养大学生，还不如花钱去买大学生。

——是呀，如果我们就事论事地说，这不失为一个好办法，现在各地大学生都多得找不到工作呢。

市委副书记徐福宁对此有着十分形象而又深刻的回答：

从表层看，我们办大学是为了解决宁波老百姓的孩子读大学难的问题，但是从深层看，它的意义远远不单单是多招几个学生，而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这种趋势是从小康社会到现代化的跨越中的必然选择，是一个城市走向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美国用了30—40年时间走完了西欧发达国家100年发展的路，很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大量发展高等教育。

我们常说建立学习型城市，学习型城市本身一定要有高校支撑。它是创建区域性人才高地的蓄水池，能大大增强人才的集聚度。它又是培育高新产业的基地，浙大海纳公司就是充分利用学院的知识优势，实现了科研成果的产业化，成为了全国最大的单晶硅生产基地。它还是推进城市化的有力措施，城市化怎么实现？5年后我们的人口要增加60万，一条路子是把大量农民转化为城市居民，另一条路子是发展高等教育，把全国的求学者引到宁波来。有了高校群，整个城市档次才会提高。

高校的存在又是一种文化氛围。宁波的经济发展很快，但市民素质跟不上；高校多了，高素质的人也多了，而且它有辐射力，再过十年，宁波整座城市的文化涵养就大大提高了。

而且，这也是一种投资环境。人家要投资，先看你的劳动力素质高不高，今后能不能发展，标志性的东西就是高校。

第二个问题是：

办高校真的能推动宁波经济的发展吗？深圳没有什么大学，人家的经济不照样全国第一？西安聚集了那么多的大学，经济指数不照样名落孙山？

这个问题很有挑战性，然而徐福宁的回答更富有理论色彩：

高等教育发展与一座城市的联系，在不同时期的表现是不同的。知识要与经济密切结合，必须有一种催化剂，我们称之为“酶”，这种“酶”就是体制，就是市场化。有的城市虽然有不少高校，但是缺乏“酶”，所以目前暂时活力不够，然而这类城市一旦被催化之后，发展潜力就会很大。

上海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九年前，上海就有了许多大学，但是那时的发展远远落后于深圳。为什么？体制的原因。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后，他们思想解放了，立即促进了知识与资本的结合，经济大幅度发展，现在成了国际上经济最活跃的区域之一。

深圳开始的发展是靠了体制创新，吸引了全国大批人力资源，短时期内将经济催化起来了。但是它要成为像上海这样的大都市，要提高品位，还是必须努力办大学。所以现在他们花了很多钱在办大学，办研究生院。

……

争论不休。争论是正常的，它说明我们政治清明，广开言路；它更说明不仅是领导层、决策者在考虑一个城市的发展，广大干部群众也都在关心着。

然而我们必须统一，只有思想统一了才能统一行动。

我们必须看到，从我们宁波来说，过去20年的发展，我们走了一条体制创新的路子，那时是短缺经济，只要你吃苦耐劳，就能致富。低水平、粗放型的要素集聚使经济总量迅速扩张，让我们从温饱型进入了小康。但是从2000年开始，短缺经济一去不复返了，现在人们要求优质产品、优质服务，要求有文化含量、科技含量。

还有，我们的竞争对手变化了。过去是国内竞争，是与中西部地区竞争，我们不用怕，而现在是国际竞争；过去是与弱者竞争，而加入WTO后，现在是与强者竞争；过去我们东部地区有政策优惠，而现在随着中西部地区的开发，政策的光环已黯然失色。出现这三大变化后，我们必须通过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促使要素在更大范围内集聚，从而在量的扩展基础上实现质的提高。

不错，办了大学，宁波经济不一定马上就会上去，但是不办大学，宁波经济发展一定会受到影响。凡是发达的国家无一例外在发展教育。宁波的高等教育太多了吗？不多。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大学入学率已经达到50%，我们现在还只有27%。我们的学校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宁波人富，舍得在教育上投资，老百姓口袋里的钱都备得足足的要让孩子上学，却四处奔走无书可读。

第三个问题是鄞县人提出的：

为什么要将高教园区办在我们鄞县？

——从习惯的思路看，当地政府都愿意引进企业。企业有税收呀，你看一个大红鹰烟厂，就占了全宁波四分之一的税收，他们的职工一个个全都奔上了小康。在将发展经济叫得山响的今天，谁不会算这笔经济账？所以，宁海与象山，为了争国家大项目钢铁厂，使尽浑身解数；宁波与绍兴，为了争杭州湾大桥的选址，争了整整七年。

为此，不少人向市领导提出疑问，一些热忱的老干部跑到了与高教园区建设有着最直接关系的市教委主任华长慧那里——华长慧在来市教委之前，曾担任过鄞县的县委副书记兼副县长。

华长慧态度很好，倒一杯茶，请他们坐下，耐心听着他们诉说，然后笑着留下一个谜：以后，你们就会明白我们的苦心了。

——这个谜底直到2002年春才揭开。因为高教园区的建成，带动整体效应上升，那一年，高教园区周边的地价飞一般猛蹿，成为全国各大报刊争相报道的一大新闻。

但这是后话。当时，他们这种直线式的思考问题的方法却着实让华长慧费了不少口舌。

第四大难题是土地的使用权。

高教园区要上规模，必须有大手笔，这一圈就圈了6450亩。6450亩！你坐着车绕上一圈，都得好长时间呀！且别说拆迁安置是个大问题，最困难的是，这么大的土地使用量得国务院批！

……

问题和矛盾还是真层出不穷。这并不奇怪，这是一场改革，改革意味着理念创新。它给千千万万的人的生活吹进了一股从未感受过的新鲜之风，它需要我们打破封闭，打破常规，充分发挥想象力。

高教园区的建设步履维艰。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有一个人来到了宁波，他就是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