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长城外艰难成活

古长城外艰难成活

安稳觉只睡一个晚上。第二天下午2时许，单位开大会。王庆同被带到会场前列，一看，白某、张某某也“亲临”了。另外还有三四位也是本单位有什么“问题”的，其中一位是他在单位印刷厂劳动时就知道的技工，他原是傅作义起义部队的上尉（技术人员），够当时的“杠杠”（内部掌握的专政对象的条件），也被押来接受处理。

王庆同用“贼眼”瞟了一眼，发现众人情绪不怎么高。平时开大会时的唧唧喳喳声没有了，一反常态，鸦雀无声。

这里需要回顾一下当天上午的事。

房门口站岗的一位红卫兵，见王庆同傻乎乎坐在房里等人来通知什么，竟当着另一位红卫兵的面对他说：你还不准备一下，下午送你到农村去。得此消息，王庆同想到存放在单位的东西怎么办？他请求那位红卫兵向上请示可否派一人跟着他去卖书、卖自行车、卖收音机。果然又来一位红卫兵，押着王庆同去办事。

王庆同拉着单位的架子车，把书拉到附近的废品收购站，八分钱一斤论斤卖掉。提秤的师傅见厚厚的精装外文书，甚为惊讶：“这书也卖？”他看王庆同身边站着红卫兵，知道是“不可接触者”，不再吭气，只管看秤、算账、付钱。红卫兵又押着王庆同把自行车、收音机以较低的价格卖给一位工人。他又把一床很长时间没洗的被子送单位洗衣组，请她们赶快缝洗好。她们没有推辞，接受了。到下午开大会前一刻，王庆同收到带潮气的干净被子——她们几个人中午可能没有休息，为即将远行的人加班缝被子。

好了，该开大会了。

果然，声势很大，口号声不算有力，但此起彼伏。王庆同几乎没有听明白什么，只知道“立即把‘牛鬼蛇神’迁赶农村，实行专政”；对不同的人宣布戴不同的“帽子”——给王庆同戴了反革命分子帽子，取消留用，开除公职。戴帽“罪状”是怎么说的，他没听清楚。

这是1966年9月23日下午的事。

1975年6月，时光相隔将近九年以后，王庆同从盐池农村奉命赶到盐池县城，有人宣布他“撤销反革命分子帽子，恢复公职”。但有关材料没有看到。因此，时至今日，2012年春，王庆同仍无法有针对性地就戴帽摘帽作出具体澄清。他在回忆录里对这一重要“官方鉴定”，也是空白。

戴上了“帽子”，就像戴上了紧箍咒，要你立刻走人是很方便的，因为你已是清洗的对象，而清洗意味着什么，国内外的史料早已作出详尽的回答。

王庆同36年后回忆“帽子”时说：“水浒里宋江、林冲、武松、杨志等人脸上都叫打过金印，也就是黥刑，即在犯人脸上剌文字或记号并涂上墨，让路人皆知你是有问题的人。现代社会在别人脸上打金印是不行了，于是绝顶聪明的人发明了摸不着的帽子。这帽子有多大的威力，只有戴过那家伙的人知道。孙猴子头上的紧箍咒只有唐僧的嘴能念咒语，而分子头上的帽子谁都可以对它念咒语，谁都可以任意整你。”王庆同说，“几十年，我们靠帽子治人，这就不是一种文明，而是一种野蛮。没有法制会是什么样子？帽子就是一个标本、符号。就凭这一条，就足以证明回到过去是没有出路的，是不可能融入世界文明之林的。”

戴了“帽子”的王庆同只好手提背驮肩挎，带着“精简”过的家当，乖乖地被押到银川南门汽车站候车室——银川迁赶临时集中地。

候车室面积有限，“左”的政策批量制造的“牛鬼蛇神”，源源不断地从各单位押送过来。王庆同事后回忆说：“古书说，‘使无立锥之地’，这里，没有到把人一个一个‘立’起来都‘立’不下的地步，但确实到了一个一个坐在地上腿无处放的地步。”

“于是，你的腿架在我的腿上，他的腿架在另一个人的腿上，同性别的尽量架一起，或一家人架一起，以免生出别的事故来，‘破坏革命秩序’。”

据王庆同回忆，最难办的是晚上出去大小便要先喊报告（有时他们故意装没听见，让你憋着），然后跳跃着出去（找个插足之处都不容易啊），由同性别的红卫兵跟上（有时找不到女红卫兵，她也只好等着），才能去厕所。

把人像沙丁鱼那样压缩在“罐头”（房子）里，他们从纳粹对付犹太人的电影里见过。“文革”初期，在祖国西北银川的候车室、库房、行李房里，竟然也上演了这一幕。

压缩了多长时间？王庆同说，从头天下午五六点人就塞满，到次日上午九十点钟开始“发运”，有十六七个钟头。老人、小孩，男人、女人，不是一分钟两分钟混压在一起，而是大约有一千分钟混压在一起。

今天看来，令人难以置信。不过，76岁高龄的王庆同说，他可以作证这是真的。他说：“我就是里面的一条‘沙丁鱼’。”

人是活的，为什么不朝门外挪动一下？原来门口、窗下都有三五成群倒提铜头皮带的红卫兵等你把头伸出去。他们口里念念有词，高呼着刚传入宁夏的时髦语录：“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没有具体对象，都疯狂地挥动拳头，一旦有个具体对象，雨点般的“拳头侍候”顺理成章。他们的代表前不久在天安门城楼受到最高统帅、副统帅的接见，得到“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的表态。个人崇拜的狂热正在红卫兵中迅速曼延，红卫兵作为一时的工具正在被利用——让他们史无前例地“牛”，正是利用者所需要的。在这种情况下谁敢把身子挪到门外去？

王庆同说：“据我目击，单身被迁赶的极少，我是其中之一，绝大多数是老的老，小的小，拖家带口。也有胳膊上还带着红卫兵袖章的小青年。显然那是因为父母在迁赶之列，他们也受到牵连。”

王庆同没有挨打，只是挨了一顿训。他要求出去买点东西，一位红卫兵大声说：“就你啰嗦，半小时回来，超过时间打断你的双腿。”王庆同看着表跑步买东西，没有超过半小时，他回忆说：“贱腿得以保全。”“我幸运不等于别人也幸运。当天半夜，隔壁库房就有被打者发出的啊哟啊哟的声音。打到了什么程度，打死没有，我不敢打听。”

第二天，“牛鬼蛇神”可以逐步展开身子了：一车一车“装车发运”，运向被认为最能有效改造他们的地方。

上车前，正规的公安人员为他们办理注销城市户口的手续，发给一张非农业人口的户口迁移证。数以百计的卡车，包括一部分不安全的低帮卡车，从车门标记的单位可以看出，都是从各单位抽调来的。花名册打印得干干净净、清清楚楚。没有行政力量的介入和组织，光凭红卫兵组织，能办这么大的事情？王庆同说：“曾经有一种说法，认为迁赶是红卫兵的自发行为。据我亲历，那是谎言。”

据王庆同描述，司机坐在驾驶室待命，跟拉响了警报一样，一车人装满立即发车。在星罗棋布的红卫兵的准交警手势的指挥下，一车接一车，车车装满驶出南门广场。车上的男男女女一个个满脸愁云、呆若木鸡。老年人若有所思、心事重重；幼儿们毫无感觉，仍躺在大人怀里撒娇。整个广场没有口号声、没有哭泣声。迁赶方和被迁赶方都知道这是短兵相接，尽快拉开彼此的空间距离是最安全的。银川上空响着一波紧似一波的卡车轰油门的隆隆声，随着这隆隆声的远去，成千上万的人告别生活多年的城市，被推向未知的遥远的农村。这些人都带着滚出银川的手续，这意味着，不是出去旅游而是出去改造。什么时候能回来？你问上帝吧！

王庆同说：“这就是迁赶。这个场面应该留到史册上，让后代知道我们做过把人权像破布一样扔掉的事情。”

银川的南门广场见证了这场闹剧。曾经有人以“农村不是‘藏垢纳污’的地方”为由批评迁赶运动。对此，王庆同有点看法：这个批评的大前提是错误的。因为被迁赶到农村去的人，既不是“垢”，也不是“污”。他们中的多数是因为政治原因或历史问题被赶到农村的。“这场闹剧的实质是对人权的侵犯。”王庆同再次强调说。

迁赶的来龙去脉，在46年后的今天仍未能充分揭示，甚至迁赶是什么，已经不能为某些人所知晓。

王庆同拿出手头三本权威出版社出版的“文化大革命”史的专著，从头翻到尾没有“迁赶”两个字。王庆同说：“这个史实似乎不存在了。几年前，我投一篇短文给一家报社，里面谈到笔者‘文革’中‘被迁赶到农村’见报时，‘赶’字被删去，变成‘被迁到农村’，似乎就像平时迁户口那样平静、平和地‘到农村去’了。不过四五十年时间就忘却，这很可怕。”

“文革”初期波及全国、让很多人做了一场噩梦的迁赶，是“文革”大悲剧里的一个子悲剧，理应从中总结出具体的教训，防止侵犯人权的事件重演。我们有理由期待着。

轮到王庆同被“装车”，已是中午时分。他所在的车队车帮上牢牢地固定着“尔曹身与名俱灭”、“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等标语，开向宁夏与内蒙古、陕西交界的盐池县。

当天傍晚到达一个叫高沙窝公社的地方，一百来号人在公社礼堂满是沙土的地上睡一夜。第二天，公社一位负责人对站好队列的“牛鬼蛇神”说：“你们是有罪的，但贫下中农不像你们想象的那么凶。他们知道你们来得急，现在我宣布，凡一家来几个人的，可以派一个回银川再拿些东西，其余的人听从安排，今天就到生产队，好好劳动改造。”

于是，除了像王庆同这样的单身户，各家都有人搭班车回银川拿东西。其余的人心怀感激，乖乖地原地等候安排。在各生产队派来接人的社员们匆匆商议之后，“牛鬼蛇神”一个一个被点名把行李放到指定的驴拉车上。在接人者的指点下，你跟他，你跟我，一个一个都低头跟上。王庆同和一户迁赶户被一位接人的社员要去。在他的引导下他们进了沙漠，向西北方逶迤而去。

沙丘延伸到天边，脚下却只有忙来忙去一刻不停的黑牛牛（方言：一种黑色的夹虫），连沙蒿都很少。空气似乎凝固了，天上没有云。那位社员牵着驴拉车，车上放着他们的行李，在前面领路。王庆同怀着忐忑的心情，跟着他走。他极少言语，甚至不回头看。他走远了，翻过沙丘，人和车都不见了，但驴蹄印清晰可见，王庆同循蹄印挪动脚步，才算没有迷失方向。

他为什么极少言语，甚至不回头看？后来王庆同在生产队待的时间长了，与他也熟悉了，他说了实话。他说：“那回子上头说你们是阶级敌人，身上带刀子，想造反杀人呢，我不敢挨着你们。”这使王庆同想起一句民谚：“舌头是软刀子。”别有用心者制造恐惧、制造仇恨的有效方法就是对不明真相的人摇唇鼓舌、散布谎言。

这位社员的哥哥、王庆同的好朋友、后来的生产队长余秉金，在王庆同平反后，到他在银川的家做客（余秉金已离开生产队，在银川一个工地看建筑材料），酒过三巡，突然冒出一句：“老哥，当年我那小兄弟没让你坐驴拉车，你‘罢’（b伽，“不要”的意思）往心里去，他那会儿胆怯着呢。”（意即那时他的弟弟怕王庆同身上带刀子会杀他）王庆同说：“这是啥时候的事，他没有用芨芨草赶着我走，让我一个人逍逍遥遥地走，我感激不尽呢。”联想到后来的许多事情，他发现：山里人心里能装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一直忠于自己的感情和认识，他们很实在。

从公社出发，在沙窝里已经走了七八个小时，沙丘过了一个又一个，只见到一个路人，她正赶驴驮水回家：两个木制的驮桶架在驴背上，走起来驮桶一晃一晃，有水珠溅出。可以看出，两桶水把驴压得够呛，可能是从远处驮来的。

后来王庆同知道，远路运的水都是“甜水”。“甜水”很金贵啊，只用来做饭沏茶，洗衣洗锅则用近处的“苦水”。但饮驴的时候，一定用“甜水”，而且尽它饮，让它饮好饮足。他们知道，下一桶“甜水”还要仰仗那家伙去驮，人是驮不动的。他们并不“卸水虐驴”，这是农牧民的远见卓识。

一路走去，先后只远远看见两个小庄子。它们在西下的斜阳里显得宁静。从外表看，没有银川阶级斗争热浪滚滚的迹象。譬如，没有红旗招展，没有敲锣打鼓，没有口号声，倒是隐约可闻羊只归圈的咩咩声。王庆同心想：“前面接纳我的地方也是这样吗？”

过了两道残存的土长城（后来王庆同知道，那是明代的两道长城，当地叫头道边和二道边）。岁月已让沙子爬到了土长城的顶端，但没有把土长城埋住。过土长城的豁口时，一板一板夯实的黄土层痕迹清晰可见。

出二道边天色渐暗下来，尚无走出沙丘地带的迹象。何处是他们这些草籽落地的地方？正在思摸之际，前方有炊烟升起，继而有树梢冒出。王庆同想：这应该是歇脚的地方了吧？

没错，这是一块沙漠之中相对平坦的地方，叫双井子，离公社五十多里，在最北边的古长城以北三十多里的地方。

王庆同在这里被“监督劳动”九年。

银川迁赶了多少人？只知道这活儿持续一周，大概不在少数。这些“不在少数”的人像一粒粒草籽扫地出门，没有安家费，扫到乡里成活不了怎么办，没有人管这号闲事。按照安排，王庆同就这样循着驴蹄印挪动脚步，来到塞外荒村，在那里“成活”九年。

当年把这些人赶出银川的时候，有人宣称，没有“牛鬼蛇神”地球照样转。的确如此，像谚语所说“死了张屠夫，要吃连毛猪”的事情不会出现。见谁吃了连毛猪？这是从大局来说，但从个体来说，那一粒粒草籽能不能成活是天大的事情，就王庆同来说，那时他还年轻。这在迁赶下去的人中极少有的，但也成活得极为艰难。而更多的人，成活的艰难程度会更甚于他。

太阳落山的时候，王庆同被接人的社员从公社“接进”双井子生产队政治队长荀智家。

荀队长简略地问了问情况，吩咐婆姨焖饭。霎时，风箱呱呱嗒嗒地响起来，一会儿黄米干饭焖好了。这是王庆同生平第一次吃稻米以外的米饭：感觉粗糙，不像稻米饭那样细腻。

付过粮票和钱，在锅台旁打地铺。走了一天，倒地即睡。这一天是1966年9月25日，王庆同开始了睡地铺的艰难生活。

半夜出门小便，朦胧的月光下，点点沙丘间，三三两两有一些平房。没有灯光，没有厕所，想在哪里方便就在哪里方便，真是方便得很。蒙眬处似有个小庄子，传来看家狗有气无力沉闷的吠叫声。啊，这就是一个大学毕业的人今后谋生的地方？

第二天一早，王庆同被派去起猪粪。他在这个生产队干活的第一锹，就是在一个小猪圈里挖猪粪。这猪粪大约沤了很长时间，泛着黑色，奇臭无比。他“不怕脏、不怕臭”，用力挖。一双黄色胶鞋被糊得满是猪粪。在监工的贫下中农代表面前，他相信自己是合格的。顺便说一句，当时基层政治组织是很严密的，再偏僻的生产队，除了有政治队长，还有几位贫农代表，一位民兵排长。他们代表政权行使“镇压之权”。五类分子以及一切“有问题”的人，在“镇压之权”下，只能规规矩矩劳动，不能稍有懈怠和差错。

到了这一步，为什么还要表现好？因为人有脸皮。何况他才30岁，觉得有年龄资本。表现好一些，奢望回到人民内部呢。他还有亲戚在江浙，表现好一点，他们受到的压力也许会小一点。这种心态，是只有人才会有的。因为人会权衡利弊得失，进行违心的表演。

双井子生产队有六七十户人家，二千多亩旱地，分南北两部分，相距一里，当时就叫南队北队。实际是一个生产队，只是习惯上叫南队、北队。

北队地势较平，有的地连着内蒙古鄂托克前旗三段地，干活时跨过一条小路就到内蒙古。北队最北边的一家姓杨，房子盖在宁夏与内蒙古边界的这一边。他家的鸡是真正的一鸣传二省。王庆同曾经得到杨家小姑娘赠的羊油坨。

南队有起伏的山冈，山冈里有一条水流时断时续的小溪，打了个小坝，劈山平地，引水浇灌，有了两亩水地，可以种菜种瓜果。

南队、北队各有一口水井，水质不是很好，勉强可饮用。家境好一些的，到远处拉（驮）“甜水”。王庆同在队上九年，一直饮用队上井里的水，无缘用“甜水”。

都是清一色的平顶土房。房顶坡度小，盖因本地雨水少，不需要用大坡度走水。房顶坡度小还可以留住房泥，不使房泥很快被雨水冲走。窗子不大，当地风沙大、天气寒冷之故也。有窗棂，多糊麻纸（麻纸有韧性，不易皴裂），也有镶小块玻璃的，那是有身份的人家。进屋就是土地（个别人家铺砖），正屋一盘大炕，炕上铺绵毡（绵羊毛擀的毡），差一点的人家铺黑毡（山羊毛擀的毡），再差的人家铺棉毯。冬天全靠一盘热炕，烧的是沙蒿柴（在滩里打好，用驴拉车拉回来，垛在门口烧一冬），个别人家掺煤沫，炕就更热。

庄子中间有许多小沙堆，它们会“走动”，有时“走”到房前，有时“走”到房侧、房后。靠房的沙堆有时会“长”高，人可以从沙堆直接走上房顶。孩子们在沙堆玩过过家长大。个别人家用面箩筛过的干净细沙“坐月子”：这家的婴儿来到世上首先接触的就是沙子了。

无霜期很短，主要农作物是糜、谷、荞麦、山芋、麻子，还有少量胡麻、旱地小麦。社员的主食当然就是黄米、小米、荞面。队上有几群羊，十几头大牲口（骡、马、牛），一辆大胶车、几辆小胶车、木轱辘车，都用于秋天从地里拉庄稼上场，冬天往地里送粪，农闲时则谨慎地用于搞运输。

队上有一份《宁夏日报》，晚上社员学习时有人拿出来念一念。也有社员弄着报纸就糊炕围、或糊“纸拍拍”（盛米、面、糠等），那是报纸多用途的开发。

两天以后，荀队长叫一位社员领王庆同到“窝槽”（当地叫人睡觉的地方为窝槽）。

生产队北面沙丘中有一间独立的土房，是社员郭登富家废弃多年的老房子。那位社员帮王庆同把行李搬进房子，然后领他到房后的大沙丘上朝北看，指着一处灯亮的地方说：“那是我的家，有啥事可以找我。”

王庆同返回细看自己的“家”，天哪！这是房子？房顶铺麻秆柴，麻秆柴被熏得漆黑，上面的房泥七零八落，有的地方透光了；地上铺满黄沙，间有树叶，黑牛牛躲在树叶下面，一碰就满地跑；墙根排满老鼠洞，有几个已经透亮（打通到墙外能透进光来）；土墙一碰就掉渣；一个带窗棂的小窗子没有糊纸，风直接吹进来；门与门框老合不严，空隙处可以放进一个拳头。小锅台和土炕倒是新打的，还有点潮气。房里有炕有灶，有点潮气，一看就知道是新打的。

王庆同打开行李，用床单把窗子堵上，在炕上铺开褥子，拉开被子，就着手电（来时带着手电），睁眼睡在炕上。正在迷迷糊糊之际，忽听地上有东西吱吱叫。打手电一看，有人的手掌那么长的一只黑老鼠正抬头东张西望。在手电光的晃动下，它朝墙外跑去——当它钻进墙根的鼠洞时，长长的黑尾巴拖在外面，令人毛骨悚然。

王庆同古长城外艰难生活的起点，又从地铺挪到这样的房子。不管怎么说有炕就可以睡了。

天一亮，他到房后那位社员家要了一桶水，借了一点黄米。他随王庆同来“家”，教他焖饭（怎么下米，什么时候撇米汤，焖的时候火要多大）。他们在房门口拔一些干沙蒿柴，用“火曲”点着（那地方叫火柴为“火曲”，不知何故），屋里有了热气。

王庆同带着一个小钢精锅，这锅是在迁赶集中地银川南门汽车站他对红卫兵承诺半小时一定回来，去买东西时买的。撇了米汤，盖好锅盖，匆匆随社员去割糜子，干到太阳一人高收工回家，大口吃已经在锅里焖好的黄米干饭的1/3。没有菜，直接往嘴里扒。刚吃完，队长站在居民点的沙坝上噢……噢……喊出工。于是又不抬腰割糜子到晌午，回家吃锅里剩下的1/2。中午不休息，马上又出工，干到天昏地暗收工，回家把锅里剩下的吃光。

王庆同“家”没有人专司焖饭，只好焖一锅吃三顿，实行三三制。这个办法是送王庆同到“郭家老房”落脚的那位社员教他的。那位社员说：“你只有这样才能赶上出工。”

这位社员叫郭登明，没有他的帮助，王庆同艰难生活的最初一年可能过不来。

又过了几天，王庆同在滩里背了半块别人不要的炕面子回家，把小窗子堵了个大半，又用纸把剩下的小半糊上（就用黄米干饭糊）。把一件塑料雨衣钉在炕上睡人一边的墙上，而钉子则是用镰刀削尖的沙蒿柴棒；把一个装着毛选的书包挂了上去；又把一个本来装杂物的肥皂箱底朝上扣过来，上面铺块小塑料布，成了炕桌。他把这个烂家打扮一下，有点人气了。墙根老鼠洞因为太多，没办法对付，只把几个大的堵了堵。

王庆同到队上的时候，已过秋分，天有凉意，晚上要点炕。但他从来没点过炕，刚开始只会点“店家炕，头头热”（意即店家为了省柴，只会把炕头烧热），原因是不知道把柴朝里送，只在炕口点、炕口烧。

后来郭登明告诉他，柴要往里送，四处散开，炕口要空着，点着后让火苗朝里走，这样屋里没有烟，满盘炕都热。再爬到房顶上，用砖头或烂炕面子在烟囱上盖个大半沿子，炕就能热到天亮。王庆同还是挺机灵的，一说就懂，从此他睡的是“满炕热”。

焖饭烧炕都要用柴。家家到滩里掏沙蒿柴烧。先是在庄子跟前掏，跟前掏光了到远处掏；沙蒿柴掏得差不多了，改掏柠条，柠条火力旺，滩里也不多，很快改猫头刺；猫头刺更耐烧，但资源更少，最后就掏酸刺。沙滩的植被剃光，就是在那个时期：放眼望去。一片黄色。

王庆同学会了使双肩背柴。他说首先要会“浪”绳子，其次要会利用摇晃的惯性跪起来，再次要会利用腰上的劲，让一背柴平衡地压在背上，不能偏；然后一摇一晃挪回来。双肩一背子顶单肩五背子。他没有架子车、没有牲口，经常是用双肩背的方法把柴背回来。他曾自豪地说：边外九年练就了双肩背的功力，获得一些双肩背的体会，这是艰难生活过程的副产品。

“郭家老房”是沙窝里独立的一间房子，郭登明的老爹告诉王庆同，你晚上起夜要小心呢，这地方晚上黑咕隆咚，冬天出门拉屎拉尿转不回来会冻死在滩里，十几年前一个娃没穿衣服出门尿尿，走晕了，摸不回来，就冻死在沙窝里。王庆同记着这个故事，晚上出门大小便手不离墙，“方便”完立马摸墙回屋。

有一年夏天，到一块离生产队很远的地锄草。王庆同早上吃了一点自己做的粳糕（用队上分的软黄米磨成面蒸的）。因为急着出工，没怎么熟就吃了，结果，锄地中间肚子疼。收工往回走时，疼得更厉害。走到最后一个长上坡，已经直不起腰，走两步用手撑着爬两步。天黑了下来，大伙都忙着回家煮饭，只剩他一个在后面慢慢挪。正在千难万难之际，突然从坡顶下来一个骑驴的人。渐行渐近，原来是王庆同的好朋友孙立义。他看王庆同走不动，急急在前头跑回去，骑驴来接了。孙立义把王庆同扶上驴背，他连骑带赖靠在孙立义身上，慢慢把他驮回队上，这才好了过来。

有一年，王庆同得了夜盲。老人说羊肝能治这病。孙立义把他放在粮“占子”很长时间的羊肝给了他，又吃了赤脚医生余秉银给的鱼肝油，夜盲才慢慢好。

队上有一位郎中，人称老田。他教王庆同一个治感冒的土方子：从草原上随便拔一撮麻黄，捡一小块石膏石（这两样东西，他房子附近就有），最好还有两颗红枣（没有也行），加水后放在炉子上熬两顿饭的工夫，趁热把汤喝下去。王庆同试过两次，比现在的感冒药灵。也许是长期吃不到好药，体内的抗药性小，土方子就灵了。

在“郭家老房”住了不到一年，王庆同又搬进了三间新房。原因是：老张盖了三间新房，他长年在外赶大胶车给队上搞副业，他的女儿尚小，住新房有点害怕，说是“晚上有动静”（有鬼的意思），搬到亲戚家住了，宁愿让王庆同住，“压一压邪”。王庆同当然乐意，痛快地搬了进去。

然而，三间新房还真吓了他一跳。不为别的，就因为确实“有动静”。

晚上吹灯以后（墨水瓶做的冒黑烟的煤油灯），纸窗外面好像有只手在触摸窗纸，弄得窗纸微微颤动；窗子外面又好像有人在踏步，一会儿轻一会儿重。如是折腾一两个小时，复归平静。究竟是什么东西在造怪？他平生不信鬼，可是面对这种情况，怎么说服自己？恐惧、矛盾，一两月不敢张声，怕有人说“分子编故事瞎说，吓唬革命群众，破坏生产”。这大帽子要是扣上，他又得吃不了兜着走。对谁都不敢说真有“动静”，守口如瓶，一个人抗着。

时间长了，王庆同想，这么下去不是办法。一天，鼓足勇气，在外面又有“动静”的时候，他突然开门（为了不出声响，在门墩滴几滴清油，开启门扇没有一点响声，保持了开门的突然性），只见一个黑形倏然逃走。紧追几步，隐约看见它朝牲口圈进去。返回看窗下，有大牲口的蹄印，还有一堆牲口粪。他想：可能是大骡子跳过牲口圈的墙，跑出来用嘴唇轻轻碰窗纸，在外面踏步发出响声。王庆同对喂牲口的社员说，把那截矮墙设法加高一些，别叫大骡子跳出来吓人。从此窗外的“动静”消失。

王庆同把是骡子在“造怪”跟一些社员说了。有的相信，有的不相信，还说：那侉子洪福大，把邪气压了。

又住一个多月，晚上均无“动静”，王庆同把三间新房交还老张家。按照队上的安排，他又搬到居民点的一间“喂猪房”。

“喂猪房”在居民点，是“大跃进”时生产队的喂猪房，同样已废弃多年。墙也是不能碰，一碰就掉渣。房顶铺的也是麻秆柴，全熏黑了，而且有许多发黑的麻秆柴倒挂下来，房子类似喀斯特地貌的岩洞，整个房顶都是倒挂的“石钟乳”。

锅台是大锅台，王庆同自己动手，把它改成小锅灶，还在过火道上埋了一个搪瓷大牙缸：利用做饭的余热，把大牙缸的水温了。这样，洗锅洗手不沾冷水，为改善“鸡爪子”提供了物质基础。

何谓“鸡爪子”？原来，王庆同过去没有做过重体力劳动，现在每天都要干重活，再加没有温水洗锅洗手，十个指头满是皴裂的口子，需要缠胶布或布条，有的社员戏称他的手是“鸡爪子”。有了大牙缸的温水，手上的裂口少了，“鸡爪子”改善了。

王庆同带到生产队的唯一娱乐器具是一把口琴。晚上心慌时吹一吹。因为在居民点，过来过去就有人听见，有的还进来看一看是从哪里发出的声音。这事儿引出一个说法：“侉子心肠宽，搁在啊们（我们）一个人放到一个生地方，愁都愁死了。”其实，王庆同也愁，没有办法啊。

“喂猪房”跟前有一口井，用水比在“郭家老房”方便。冬天太阳好的时候，他烧一点热水，掺上井水学着洗被子、被单（时间长，脏得不能再脏了）。有的婆姨见了，吃惊地说：“日怪，这侉子就是跟啊们（我们）不一样，大冬天还浆浆洗洗的。”

偏僻地方的农民叫外乡人“侉子”，其实没有恶意。不是排外，而是“窥外”心理所致。他们对外乡人有一种好奇心，在称呼上统称为“侉子”。王庆同对于“侉子”的称呼一点也不介意，他反倒觉得亲切。

从适应住房到学会焖饭、点炕，用双肩背的办法背烧头，晚上大小便手不离墙保证安全，学会用井水洗一洗脏得不能再脏的被子，在朋友的帮助下用土办法治病，设法用温水洗手减少手的裂口以适应干活的需要到吹吹口琴娱乐一下，王庆同在艰难成活上艰难地渡着生活关。

“喂猪房”在居民点，就有似懂事不懂事的碎娃娃，用土坷垃砸窗纸玩。王庆同是“进门一把火，出门一把锁”，下地干活家里就没有人，碎娃娃整得他三天两头要补纸窗。有位老汉说：“你抓只狗吧。”于是，有人送他一只黑狗崽子，一个来月，眼睛刚睁开，他给取名黑子。

黑子晚上睡他的脚下，刚开始还在炕上大小便。反正一点点，清除掉用沙子一盖，也就没有气味。后来黑子大了些，不让它在炕上拉屎拉尿了。打了几次，它懂了，要大小便就跑到他的头顶，用舌头、鼻子碰他露在被窝外面的部分，把他弄醒。他把黑子放地上“方便”，又把它抱上来。

黑子长到三个月，不让它上炕，让它睡地下。尿屎的气味大了，又打它几次，晚上有情况它就呜呜哼起来，放它出去“方便”，它自己再进来。

长到半岁，黑子俨然是一只大狗。白天卧门口，再没有碎娃娃敢来砸窗纸玩。晚上，王庆同还是把它放进房，卧在炕头的地上。

王庆同本来是“两个肩膀抬一张嘴，一人吃饱全家吃饱”，对“家”了无牵挂。自从有了黑子，还真奇怪，干活时会突然想起是不是有人在欺负黑子？黑子从不对人露牙齿，也不对人出声，可以说是从不犯人，但从不犯人的狗狗也会有人打主意的，因为它有肉有皮。是不是叫人一镢头敲死了？黑子的安危成了王庆同心之所系。

黑子越长越大，到了次年盛夏，身上的腥气逼人，晚上不再让它进房。王庆同在门口用沙蒿柴垫一个狗窝，它自个儿上去睡。从此，黑子与他保持一定的距离，与它的同类却嬉戏无间。它成为一只真正的狗。当然，看门、陪人玩，一如既往。

黑子能陪人玩什么？所谓“陪人玩”，就是让人的眼光与它眼光“对对看”：你看着它的眼睛，它也直直地看着你的眼睛，四眼对视能持续好一会儿。它的眼睛能传递什么信息，你发挥想象力去想象吧。摸摸它的脊背，拍拍它的头，它温顺地站着、躺着，从不反抗。这有什么意思？王庆同说不清楚，反正只有他一个人的时候，就想起黑子，就这么同它玩。王庆同喊黑子，它摇头摆尾进来，闻闻这，嗅嗅那，围着他转一转。王庆同觉得，它是沟通伙伴。王庆同觉得自己的孤独、焦虑、无奈、痛苦，黑子是知道的。

大冬天很冷很冷，社员家的狗狗晚上卧草垛。他们的自留地种糜子、谷子，家门口有草垛。王庆同自留地种山芋（种、管、收都比较方便），没有草垛，黑子睡沙蒿柴窝又有点吃不消了，怎么办？王庆同想了一个办法：用粪叉在沙蒿柴垛底部掏一个带弯度的狗洞，黑子晚上钻进去，他用烂毡把洞口盖住，它睡得安安生生。

王庆同的洗锅水原来随便倒了，自从有了黑子不再倒。往洗锅水掺一把糠，就是黑子的正餐。他自己使碾子碾糜子，这就有糠。过去糠都给人，有了黑子不再给人。

城里的狗挑食，毛病多，就是原单位农场的虎虎也要吃锅巴泡菜汤，泡米汤都不吃。而黑子，就他一个人清汤寡水的洗锅水，加一点儿粗糠，吃得怪美，还上膘。

在双井子（油坊梁）生产队九年，八年吃回销粮，而所谓“回销粮”基本是玉米。还有几年回销的是晒干的薯片，一点糠、渣都没有，所以黑子常断糠。王庆同的口粮本来就紧张，没有给它吃的。怎么办？黑子自己想办法了。

饿了，听见居民点谁家婆姨在啰、啰、啰叫猪回去吃食，它就跑过去，朝猪食盆叼块山芋，叼了就跑。跑不逮，挨勺头，边跑边吃。

第三年冬天，黑子当了妈妈。一窝下了九只，毛茸茸的，眼睛眸不开。王庆同把狗洞扩大，黑子卧在里面，它用身体的所有部位，包括颈、胸、腹、前后腿，都用来护崽，有的崽还露在外头，冻得吱吱叫（它的崽太多了），都想把同胞从妈妈温暖的怀抱挤出来，自己钻进去。特别是半夜，吱吱的叫声更刺耳。有时王庆同就起来，穿好棉衣棉裤，把狗崽一个一个抱进房，黑子也跟进来卧下。他再把它的“娃”一个一个送到它怀里：它摆好姿势接纳，把后腿抬起，让把小狗塞进去。房里比外面暖和，小东西不叫了，黑子安生了，王庆同也入梦了。

到了满月，小狗能爬了，狗眼也早已睁开（骂人的话“七天不睁眼的瞎狗”，意思是，七天以内狗崽不睁眼，都是七天以后才睁眼。有时七天了也不睁，需要人去把眼皮掰一掰），那就谁要谁抱去。几天时间叫人抱结。刚开始，黑子看见自己的“娃”一个一个减少，有点失落的表情，但很快忘得一干二净。

黑子两次随王庆同远行，都是到五十多里外的公社。一次是他赶驴拉车到公社粮库打回销粮，一次是他骑自行车到公社卫生院做个小手术。

到公社粮库打回销粮那次，他利用这个机会到公社食品站想买点肉，结果没买上。又说带了只狗，想讨点碎肉碎骨头喂，人家给了一块胰子。他拿到食品站门口，撂给黑子，它一口吞下。王庆同觉得第一回当讨吃，黑子吃了一块肉，也值。

到公社卫生院做小手术那次，是因为他左手腕起一个黄豆大的腱鞘囊肿，需要做门诊手术割掉。在卫生院，问了几个人，都爱理不理，最后有人说，你问问韩大夫。他对韩大夫说明自己的处境，来公社一趟不容易。韩大夫二话没说，叫他进简易手术室，马上为他做手术。手术非常成功，至今没有复发（据说囊肿取不尽就会复发）。后来，有人告诉他，韩大夫是天津支宁医生。那次手术后，左手腕用纱布吊着，用右边一只手推自行车慢慢往回走。天黑下来，看不清路（荒滩里的小路），黑子在前面领路，王庆同跟着它摸到家，已是半夜。

两次都是当天赶回生产队。来回一百多里路，回到家，黑子耷拉着脑袋，垂着尾巴，身上有了湿气，显得疲惫。每次他把从公社街上饭店买回的馒头、干饼掰一块给它，它三嚼两吞下肚，抬头问他还要。他不能再给了，他对黑子说：“黑子，我也缺粮啊，你就克服吧。”

大约一年以后，他又养了一只叫大黄的狗。大黄是只黄色牙狗，一位社员送他的。他不要，说已经有黑子。那位社员说养狗成双心不慌，你一个人没人解心慌，看上吧，是好事。王庆同说没喂的。他说不怕，你叫它自个儿到滩里找，有的是（意即叫吃人屎），我再送你一点糠，不怕的。于是，王庆同留下了这只狗崽，取名大黄。

大黄长得更快，四个月成了大狗。腿长、嘴尖、背平，有王者之风。它的活动范围比黑子大得多，黑子就在居民点转；大黄则北到北队，南至村口的榆树，西到大沙漠，东至山台（村东山冈之间的高地），直径四五里，这就是说，它觅食的范围更广，在滩里找到食物的概率更高。与略胖的黑子相比，它长得精瘦而有力，可谓天不怕地不怕，但也从不咬人，从不犯人，只对别的狗狗“横刀立马”不相让，在对峙中多半是别的狗狗调头而去，它阔步前行。

大黄到处跑，但中午和太阳落山前一般都回家，与黑子一起卧在门口，守护他的烂家。

冬天起五更送粪，到半前晌完成定额卸车，可以休息一两个钟头。王庆同学庄子里的人坐到墙根晒太阳。黑子和大黄以动物的方式伴他晒暖和。他朝墙根一靠，叫声黑子、大黄，它们就过来，卧在跟前。他一手摸“黑”，一手摸“黄”，身心空前放松。太阳的温度使它们懒洋洋，他也昏沉沉：物我相融，抛开烦恼，进入无我境界。也只有这个时候，王庆同才感到生活并非每时每刻都让他难堪、让他难受。王庆同希望太阳以及黑子、大黄就这么一直伴他昏沉沉。

1970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2月发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合称“一打三反”）。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农村对五类分子的管制进一步加强。大队干部到生产队传达说，五类分子家不能养狗，意即对这些人的监管要更严密：狗出声影响监管的保密性、突然性，所以要灭他们家的狗。

黑子、大黄的大限到了。拖了一些时间以后，他被迫让队上的一位社员在他下地锄草的时候，把黑子、大黄收拾掉。

这天太阳落时王庆同从地里回来，家门口没有了黑子、大黄的踪影，顿感失落和惆怅。当时……直到现在，油坊梁生产队的知情人没有一人向他提起吊死黑子、大黄的细节。他们知道，这种细节对他是个刺激。他们一定想过：“还是不叫王庆同知道好”。

在那样的环境里要成活，而不自杀，必须排除心灵的烦恼和焦虑，黑子、大黄的主要功绩不在看家、看窗，而在与王庆同沟通，使他有某种精神安慰，至少会使他想到他要死了两只狗狗怎么办？有牵挂的人容易成活，黑子、大黄走后五年左右的时间王庆同才恢复公职离开生产队。在这五年左右的时间里没有狗狗做伴，但最初来到农村的不习惯和恐惧的心理已经排除。他的心不需要狗狗来抚慰了，但狗狗曾经的功劳王庆同没有忘记。我们的记叙也不能淡化，淡化那是不公平的。

山村农民每年通过草原民俗燎街（gāi）表达对美好未来的企盼。他们过老历年要过到正月二十三。

这天，夜幕降临时，总会有一家或几家（一般是院子较大、生活较好的人家）先点燃堆放在院子里的沙蒿柴、麦草等，别的人家的大人娃娃看见谁家院子火光升起来了，就奔过去围着火堆说呀笑呀，估计火苗对人的安全不会构成威胁了，就会有个胆大的先从火堆的这头跳到那头，其他人跟着跳，并在热烈的气氛中大喊大叫，谁想怎么喊就怎么喊。少不了有人衣角、裤脚被燎着，大家围上去扑救，又是一顿嬉笑。等到柴草烧尽了，主家有人出来用锹扬柴草灰，柴草灰中的火星就在空中飞舞。根据火星飞舞的方向、形状，“懂行”的人（年龄大一些的人）就会喊出“麦子花”、“荞麦花”、“糜子花”等，出现什么“花”意味着今年什么庄稼丰收。一般情况下，各种“花”都出现，寄托人们盼望全面丰收的望想。接下来是“踏老鼠”，大家争着用脚踏灭地上剩余的火星，踏灭一堆火星，意味着踏死一只老鼠，今年仓里的老鼠就少一只。这样，院子里又一阵混乱，大家在混乱中发泄着剩余的精力。“老鼠”踏完，看谁家院子又升起火光，大伙赶过去，再“如法炮制”一番。一晚上下来，筋疲力尽。往后的日子就该下地“与地奋斗”，为那些“麦子花”、“荞麦花”之类预言的兑现而出大力、流大汗了。

王庆同每年都参与燎街。这本来是日常文娱活动极少的山民们热闹热闹、宣泄情绪的活动。他们对他的参与，丝毫没有排斥的意思。他呢，戴着“帽子”，几乎割断了所有的人际交往，恨不得融入人群，也就借这个机会去跳跳笑笑。一年一燎街，边外九年燎了九次，心灵滋润了九次。一年才跳跳笑笑一次，居然也可以滋润心灵，没有经历过被孤立的人，体会不到这种滋润的滋味。

艰难成活有燎干的功劳没想到吧？

要想成活最重要的还是要过体力劳动和物质关，一个是“苦”，一个是“吃”。

苦就是劳动，油坊梁的农牧民直接把劳动叫苦。他们问队长今天苦啥（今天干什么活），社员通报情况，苦重得很么（劳动强度大得很）。

这九年王庆同究竟“苦”了什么？

“二月二，龙抬头”以后，漫山遍野的呱呱鸡呱、呱、呱地叫开了，“老不呆呆”鸟似醒似睡地蹲在地里，等你悄悄走到跟前，它才突然飞起，愣是回回叫你“闻着吃不着”（至今不知道这种鸟的学名）。每年这个时候，该王庆同揭（耕）地。套上一对牛，提上一副几十斤重的三角犁，“与地奋斗”去。他和队上的几个小伙子，如张学义、荀豹、乔贵银、余秉禄等用一个多月的时间，把山沟沟的坡地、沙滩的平地犁个底朝天（也有几年开春后被派去种菜园子，他学会了种瓜种菜）。

山里揭（耕）地算是粗活，但也有技术性的操作，特别是回牛的时候，要靠身体往后蹭，把犁提起来，拉紧套绳控制牛的走向，让里头的牛刚好走在熟地里，外头的牛走在生地里，也不是很容易的。如果是坡地，就只能揭（耕）“一道墒”，要在回牛的时候，迅速踢转活动的犁头，让犁头插进地，无论朝哪个方向走，都朝一个方向翻土。这要求动作麻利。按照生产队的要求，揭（耕）地的人要走熟墒，在熟墒踏上脚印，以利保墒。大家多数时候不走熟墒而走生墒。只是生产队郭尚科队长来了，才做个样子，跳到熟墒走一走。他一走，大家回到生墒。王庆同不敢欺骗郭尚科，经常走熟墒。所以，“与地奋斗”下来，他更累。

种完庄稼有半个多月空隙，青壮劳力要到外首（与生产队一路之隔的内蒙古草原）挖甘草。那里的甘草秧子厚，挖起来效率高。王庆同体力不行，多数年份是和队上的婆姨一起，就在小山村周围挖。挖甘草是技术加体力活，得用专用锹（锹头长长的、窄窄的），往地里打一个开口很小的深浅不一的“直井”，把“井”里的土一点一点捞上来，很累人。社员称之为“与土块绊跤”。一天“绊”下来，精疲力竭。王庆同挖甘草时累得四脚八叉躺在地上好一会儿，才有劲拖着脚步往回走。

后来，小山村周围的甘草秧子挖“断庄”了（挖没了），他也随年轻人到外首挖过甘草：没住处，就在滩里找个没房皮的“房壳廊”过夜，没少受罪。

到农历六月初，全队停止挖甘草，全力投入锄地，到大田“与地奋斗”了。锄地是较轻松的营生，人们边锄边谝边侃，王庆同经常被问到：为什么到队上平三十了还没娶婆姨？你在外面究竟干了啥？谁是你的仇人？你爹为什么不来看你？王庆同在《写作学》中学过“模糊语言”，总能做到不叫大家失望，又等于什么也没说——他能说什么呢！

闯过旱魔蹂躏的庄稼，有气无力地等待人们去收割，一年四季中王庆同最怕的营生来了。几百步长的糜子地头，一人两沟“狼撵狗”，一个撵一个割上去，体力、技术不行的，夹在中间，活活累垮。王庆同的情况常常是：前边的“狗”割上去了，后边的“狼”也撵过去了，只剩他这个非“狗”非“狼”的家伙在偌大的地里，一个来回一个来回地撵，等到收工的时候，人人都割净了自己的趟，回家了，他还在地里吭哧吭哧收拾残局，既耗体力，又丢面子（他三十出头，脸皮还有点薄），恨不得有个地洞钻进去。这个时候，平时与他要好的一些人，如张玉清、孙立义、郭登明等，担着“帮分子”的风险，会过来帮一把。有的时候，个别小丫头也勇敢地过来帮着接趟。在这种关口，他体会到什么叫“救人于倒悬”。

割完庄稼，王庆同又常被派去揭（耕）地。秋收后翻耕过的地，叫秋杀地，利于保墒和明年播种。农民说，“你有万担粮，我有秋杀地”。说的就是秋杀地墒好，来年丰收较有希望。秋后在队上揭（耕）地，生活较安定，又因为气候日益寒冷，在生产队跟前干活，生活上不受罪。王庆同在边外九年，有的年份能够在队上揭（耕）地，而有的年份，无缘揭（耕）地，只好外出修路。

修路是县上公路部门组织的公益劳动，睡不好，吃不好，还费口粮。迁赶到各生产队的人，平时见不着，修路时就聚会了。因为这种不好干的活，各生产队都会首先派这些人去干。

有一年，他和张学义、孙立平等被派到到四墩子附近掏石子（揭开地皮或打个斜洞，把地底下适宜铺路的石子掏出来），碰见原来在一个单位的画家张文元（美术编辑）。他年岁大了，干活不行，总挨小青年骂，他当耳边风。吃饭能把碗舔得精光，吃得鼻涕、眼泪一起淌下来。痰多，他也不文明了，随地吐。人都嫌他脏，晚上睡大炕，他只好挤在王庆同旁边（别人不愿意跟他一起）。

修完路回生产队，已是严冬，该套车送粪了。这活也不算很重，但得起大五更，三星偏西就得起，能把人冻得发抖。小胶车的铁环黏上棉手套，能把棉手套黏住，甚至撕下一块棉布；能把人的鼻涕冻得稀里哗啦淌下来，根本没法吸住。这么干一冬，是很苦的。王庆同在冬天常被派去送粪。

按照这套程序年复一年，王庆同从30岁干到39岁，经受了艰苦劳动考验的他，体力和意志都没有垮掉。

平时，社员们关心的是干活、工分，以及一个劳动日值多少钱。上头让在滩里打井抗旱，生产队队长明知打出水的希望很小，即使打出水来也没有配套的抽水机；即使配套了，那点水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但是，得顺着上头的意思，于是，他会派两个社员去打一打井。打井的活苦啊，而且有危险。王庆同也被派去打过井。得双脚最大限度地叉开，蹬着井壁一点一点往下挪，不小心就悬空，尽管腰上系有绳子，但也是很危险的。井下工作面很小，两个人使镐使锹，不小心就互相碰伤。把撬下的石头装在筒里往上吊，万一吊绳断了，井下两个人谁也活不了。

这事儿，干活的知道是白花力气，队上也是白“浪费”工分，干活的混个工分，一般社员也不批评队长哄了上头。社员关心的是各种无效劳动的工分不要太多；如果太多，势必降低年终决分的工分值。这可关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这种民心，通过队上的舆论权威——老人余汉的嘴表达出来。他在居民点骂：

“打井的活，‘哄达哄达’就行了，谁让你真往里撇工分？”

“开个会排个队（指民兵训练）一天十二分，啊（我）们苦得十二根肋巴动弹，才挣十分，羞你们八辈子先人！”

这是“大锅饭”条件下农民曲折表达反对“浪”工分（给无效劳动支出大量工分）保卫切身利益的声音。余汉就是队上的先人（长辈），他骂街没人敢顶。

那时，王庆同在生产队算个七厘子八厘子，顶一个好劳力的七成八成。干完活大家坐地头评工分，记分员先提个意见，如记九分，或八分、七分，大家不吭气就算通过，记在你的工分册上。他干一天大致记七分、八分，个别时候可记九分。年终决算算出一个劳动日（十分）值多少钱，扣除你分的口粮、油等（都折成钱），剩下的给你分现钱。他在生产队九年，只有一年一个劳动日（十分）值八角多钱，干一年分了一百多元现金，其余年份都是值一两角钱。最低一年只值八分钱——像他这样的劳力干一天就只值五六分钱，一年下来他只分十来块钱。人多劳力少的人家反而要倒欠生产队钱。至于口粮，几乎年年吃回销粮，而所谓回销粮，多数年份是十八斤玉米，少数年份是不知从什么地方调来的红薯干，搭配三四斤麦子。长年累月口粮处于紧张状态。

如此低的生产力也要拼命“苦”，王庆同别无选择，也坚持了下来。

人人都要生存，而生存权的第一标志是有饭吃。在这个小山村，每月十几斤回销粮，加上自留地打的，队上私分的，基本上能够做到有饭吃，但很紧张，吃不好。为了弥补口粮不足，王庆同想了许多办法，也派生出一些故事。

一年冬天，纷纷扬扬的大雪一连下了几天，整个村子被雪覆盖。一种比麻雀大一些，当地叫沙鸡的鸟，冻得没处钻，没处觅食，接二连三冻死在雪地。沟沟汊汊里冻死得更多。好朋友张玉清告诉王庆同：“快到地里拾沙鸡，那是肉呢，前几年，也有这种天气，有人成麻袋拾。”王庆同一听来了劲，换上大头皮鞋，戴上棉手套，背上干粮，拿了个口袋，到茫茫雪地拾沙鸡去了。一天下来，大头皮鞋湿透了，收获了二十多只死沙鸡。第二天烧了一锅滚水，褪毛，剖腹、去肠肚，吃了几顿。因为是冻死饿死的东西，干瘦无比，只是胸脯处有蚕豆大的一点肉，其余地方都是皮包骨头，实在解不了什么“犒”（当地语，馋的意思）。但总比没有强，王庆同回忆说：“虱子也是一嘴肉嘛。”

尽管吃了一点肉，后来还是后悔了。那是因为几天后，王庆同带孙立义七八岁的女儿女羔，到大队去倒（买）煤油（点灯用），各倒了一小瓶煤油后，准备回家，问女羔还有啥事，她说“沙鸡膀子，沙鸡膀子”，王庆同不懂她的意思，她急了，从兜里掏出四个沙鸡的膀子，说是供销社收这东西。王庆同一问，果然收购。于是，一个沙鸡膀子卖了几分钱。她用这点钱，买了两支铅笔、一块橡皮。王庆同则在回来的路上懊丧不已：怎么把几十只沙鸡膀子吃了呢？怎么不知道卖钱？要是不吃，可以卖一块多钱，可以解决一两个月的灯油捻子钱、火柴钱、寄信的邮费。沙鸡膀子呀，沙鸡膀子，真叫他吃也不是，不吃也不是。

按说，边外是牧区，吃肉应当不成问题，实际不然。除了干部搞特殊吃集体的羊，一般农牧民不能轻易买到肉，更不敢私自宰集体的羊。法定的宰集体羊的日子是端午节、中秋节——按人头分肉，一个人也就是二三两肉。一般社员家到农历年跟前，还可以宰自个儿的猪，王庆同无猪可宰，就把别人不要的母猪宰了吃，把队上乏死的羊背回来剥了吃。再就是吃黄鼠，不是城里人见的那种黑老鼠，是一种吃地里粮食的鼠类。先要用眼观察，用脑思考，判断黄鼠可能藏在什么地方，然后挖很深的洞，边挖边寻找它逃逸的方向。它在前面打洞逃，你在后面挖洞撵，等你找到它的时候，它还在拼命用爪刨土往前打洞，而尾巴、屁股都已暴露无遗。这时候，它不会调过头来跑，只有束“爪”就擒一条路。王庆同的技术、体力都不行，挖的速度没有它逃的速度快，总挖不着。别人挖了让他吃一点，刚开始，觉得是在吃黑老鼠，想吐，后来吃习惯了，觉得挺香。再说，肚里没有油水，那东西秋后肥得很，“一嚼满嘴油”，还真解“犒”（馋）呢。

有两年旱得没庄稼，地里光秃秃的，吃饭成了问题。王庆同按照一些老人的指点，到滩里打草籽（一种草）。经过复杂的加工程序，把“籽”从“草”里弄出来，再把“籽”（草籽）和黄米掺在一起，煮成杂饭，或把“籽”（草籽）与油坨（正常年份是喂牲口的东西）放一起磨碎，做成炒面。吃了这种炒面，能够生存下去，但生存得很狼狈，肚子经常是胀的，力气却不知跑到哪里去了，而且大便困难。王庆同的痔疮是那个时候恶化的。胃病的根子也是那个时候种下的。

山芋耐旱，有人在自留地会种点山芋，以防备老天使出撒手锏——旱到农历六月不下雨，庄稼“连根烂”，糜、谷绝收，而这个时候，总还能收上一些山芋，用来“胀饱肚子”。有的年份山芋丰收，还可以用来换川区的大米，用换来的大米过年。

用山芋换大米，真正吃上大米，并不容易。有一次，夜里突然有人敲门：“大米车陷进去啦，快去挖车，带上木板、锹，快！”

王庆同随着前呼后拥的年轻人，赶到四五里外的沙窝，只见装了大米的卡车的钢板完全驮在沙路上。由于车上的大米有我的一份、你的一份、他的一份，大伙硬是把大米一包一包卸下来，卸了半车，又用撬杠、木板把卡车垫起来，让它驶出危险地带。然后又扛起大米包，一包一包装回去。等王庆同从生产队库房分到属于他的用山芋换的十几斤大米（他只有一个人，换得少，有的人家能换一二百斤），已是中午，整整折腾了十几个钟头。这十几斤大米王庆同要吃一年，舍不得吃，就是吃也是吃二米饭——黄米掺大米，以便多吃几次。

边外九年中，有两年，生产队都在秋收后派剩余劳力到灵武农场打零工，为集体搞副业。有一年，他也被派去了。具体任务是，把机收后铺在大田里的玉米秆抱成堆（玉米棒子已经掰掉），以便拖拉机来拉走。这活很难干。一眼望不到头的机耕条田，玉米秆一路铺下去，你得一步一步抱上去，很累人。任何手套都吃不住玉米秆玉米叶磨，一天能磨坏一双手套。他们就干脆不戴手套，任凭手上的“皮手套”去磨，一天抱下来，双手疼得没处搁。如此艰苦的劳动，大伙还不忘身上背个挎包：一旦发现玉米秆上还有没掰净的玉米棒子，就悄悄地掰下来，放进挎包。后来农场发现这个“秘密”，在路口设卡，只要发现零工挎包里有玉米棒子就没收。他们呢（包括王庆同），为躲过路卡，多走几里路也要把两个玉米棒子带回来。今天的人也许会觉得划不来，怎么会为两个玉米棒子多走几里路呢，这真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啊。

拿那两个玉米棒子是否可以？见仁见智吧。可以这样设想，如果零工不收，也就烂在地里。宁叫烂掉，也不叫吃掉，何必啊？

边外九年，唯一的营养品是春天集体分给的隔奶母羊的奶子。羊奶泡黄米干饭，是很香很香的上等饭，吃了能润肠子。王庆同平时“方便”不太方便（干燥），有了羊奶喝，“方便”也方便了。

挤奶是个技术活。进得羊圈，要一眼盯着分给自己挤奶的母羊。王庆同说，盯羊也有窍门，主要是记特征。有的头较小，叫“干头”；有的脖子细长，叫“狼脖子”；有的脸花花的，叫“花脸”；有的眼窝有黑色，叫“黑眼窝”；有的耳朵奓奓的，叫“揪耳朵”；有的腿细细的，叫“麻秆腿”……羊的绰号可多啦。但王庆同实际上盯羊的本事不行，一旦队上把某羊分给他挤奶，他就在它脖子上系根布条，或用颜料在它身上染一下。挤奶时，先要盯着自己的羊，再一个箭步冲过去弯腰捉住羊的后腿，顺势蹲下，把羊后腿夹在膝盖的内侧，用两个指头捋羊羔羔（奶头），把羊奶捋在另一只手端着的缸子里。这套程序，刚开始他不会，只见别人挤奶时羊乖乖的，而他挤奶时，羊一股劲儿跳，弄得好不容易挤下的一点奶子也溅了。后来他观察别人的手，捋羊羔羔时动作柔和、轻巧，而他的手像机器，两个指头又像一把钳子，捋羊奶时羊疼得不行。随着时间的推移，挤奶本事的提高，他挤奶时羊也支得定定的了。只是这样的好日子只有一个多月，天气一热，队上就不让挤了，怕伤羊的身体。王庆同的肠子又无物可润了。

人缘是一种环境，是人生存下去的一个条件，王庆同边外九年人缘如何？

社员会上，生产队长郭尚科队长常用的词是“以实求实”。

“干啥活挣啥工分，以实求实。”

“嘴巧巧不过理，以实求实。”

“啥事以实求实，不要瞎编。”

王庆同经过分析、综合、归纳、求证，他的“以实求实”就是“实事求是”的意思。

在那样的大环境里，生产队队长开口“以实求实”，闭口“以实求实”，很难得。特别是王庆同本人多次被他“以实求实”，令王庆同难忘。

大约是1967年春，王庆同第一次离开生产队到北京上访，回到银川，又在银川盘桓一些时日，意在争取平反。现在看来，那是一厢情愿。那时报纸、广播上天天讲“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而当时的政策是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把这些人平反了，不是把“阶级斗争”的成果吹了，那不是要了“政策”的“命”？那条“左”的“生命线”没有改变，对他的小政策和策略怎么可能改变呢？这是明摆着的逻辑。他灰溜溜地回到生产队，已是夏天。旷了几个月工，心里直打鼓。一天，郭队长在地头当着大队长和社员面说：王庆同出去造反几个月，以后得看紧点。他心想：这回闯祸了，以后等着穿小鞋。不料没多久，郭队长派他种菜园子——那是和两位老汉在远离生产队的沟里干活，晚上也不回队，就住在沟边的地窨子里，他更自由了。秋天分粮时，他担心因为工分少，扣口粮。郭队长却在社员会上说：是人就有二寸长的嘴，把王庆同的口粮分上，以实求实嘛。

郭队长脾气不好，爱骂人。夏天锄地的时候他站在高高的沙坝上扯开嗓子喊人出工：

“噢……噢……吵……吵！”

喊了半天，出来几个懒洋洋的人，掂着锄头，腿来腰不来地朝地里走去。

他嫌人少，急了，骂开了：

“毬大不理毬二，喝你妈西北风去！”

他一个人骂骂咧咧朝地里走去，后面跟着一些社员。谁要跟得慢一些，特别是婆姨在后面磨磨蹭蹭，他骂起来就更难听。

但郭队长从来不骂王庆同，还用一种奇特的方式护过他。据说，有一次上头的上头来人检查工作，发现没叫王庆同干重活，而是让他种园子，说了他。他回答说：这人不敢偷菜，不偷果子，生产队少受点损失。他用橡皮挡箭牌给顶了回去。

贫下中农代表是生产队的政治代表，对“分子”负有监管责任。有一次，一位上了岁数的乔姓贫农代表端着一碗黄澄澄的黄米干饭，上面盖着一勺油汪汪的炒山芋丝，在居民点边吃边走，碰见他，先是让他吃，他很馋，真想吃，但碍于礼节和脸皮，婉谢了。也许是互相谦让的气氛触动了他，这位乔代表突然对王庆同说：

“好好改造，好好劳动。打墙板，上下翻。你不比啊（我）们，你喝过墨水，哪天比啊（我）们有出息。”

乔代表显然把几个不同层面的意思捏在一起说了。

“好好改造，好好劳动”，体现的是贫农代表的身份。他使用时兴的政治术语。“打墙板，上下翻”，体现的是山村老农的身份。山村老农根据祖辈和自己的生活经验，推论出世道是变化的，不要把人和事都看扁了。“你喝过墨水，哪天比啊（我）们有出息”，说明山村农民虽然文化不高，但知道文化是有用的。他们对文化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渴求和企盼。贫农代表并没有真正来监管分子王庆同。

戴着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本来谁都可以来嘀咕（找麻烦），但只要王庆同不断出工、不断干活，没有大嘀咕，能够活下去。倒是晚上有年轻人偷偷到王庆同住的房子，与他天南地北谝闲传。大家都不涉及敏感问题，只说习俗、吃喝、穿戴、山水等，以及当地的一些传说、天寒地冻的故事、过去穷人拉骆驼的故事等。

王庆同没驴、没车（架子车），使磨使碾子（队上有石磨石碾子，套上牲口磨麦子、去皮的荞麦，以及碾糜、谷等，把它们变成白面、荞面、黄米、小米，才能下锅）、拉沙蒿柴（先到滩里打好沙蒿柴，然后用驴拉车拉回跺起来，做饭点炕用）等，都得向社员借驴借车：只要他张口，都能够借到。不会使碾子，有热心社员包括婆姨来教。老年人碰见他，多数同他打招呼，问一声“吃了么”、“干啥呢”。

在王庆同刚到双井子各方面都很困难的时候，有人偷偷给他塞羊油坨坨，送油炸辣子、油饼……后来逢年过节生产队宰羊分肉、夏至以后队上分奶羊（挤羊奶吃），都对他有所照顾，在按人头分的基础上多给他一点。谁家过事（娶媳妇、嫁丫头），他避嫌不去，但会叫人带上一块钱的“礼”，这家一定会来叫一次，如果还不去，就回两个“坨罗子”（用烤炉烤的馍馍）。

生产队私分不忘叫他一声。吃过晚饭，队长传话各家把狗放到窖里（储山芋的地窖），大家心照不宣，知道晚上要“分”了。半夜，各家的灯亮了，不用人招呼，都背着背斗、推着架子车，朝一个方向走去。队长、会计、保管已在地里等着。大家七手八脚扒开山芋堆上的土和秧子，齐心协力把山芋朝一个中间剖开的半个汽油桶拾，两个小伙子抬秤，会计记账，记完倒在某社员的背斗或架子车里，背上就走，推上就走，整个过程没有人说话，环环紧扣，有条不紊。一顿饭的工夫，把几千斤山芋分光。这堆山芋没有上报，是队长瞒下来，有意偷偷分给社员，不计入口粮。这就叫私分。因为是瞒产，所以不敢叫上头知道，不敢叫邻村的人知道。把狗放到窖里，是防止人走动引起狗出声、叫邻村知道。那个时候，私分的队长要挨批斗，说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其实，无非是农民想多留点自己生产的东西，何来资本主义道路？队长和社员都知道王庆同也有一张嘴，私分不瞒他，每次都叫他一起到地里也分一点。

王庆同在生产队的人缘，大体如此。他的人缘与当时的主流意识没关系。主流意识一直在批判温情脉脉，批判人道主义。那么，他的人缘来自何处？当然不是因为他使了阴谋诡计，而是因为那里民风淳朴，人性善良，他所置身的环境总体上是由淳朴的人、善良的人构成的。

王庆同在队上的日子，没有说过一句泄气话，没有任何破罐破摔的表现，他一直在尽力克服困难。这些，大家都看见了。农民和基层干部对这样一个主观上希望努力活下去的人给予援助，是他们人道精神的彰显，也包含王庆同的生命力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后来，双井子生产队分成南队北队两个生产队，北队继续叫双井子，南队叫油坊梁。王庆同继续留在南队，他所在的生产队从此叫油坊梁生产队。生产队小了，王庆同个人的人缘更好了。

王庆同后来回忆说：“九年艰苦的‘监督劳动‘，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事情？如果说有，那就是没有流过一滴泪。”这使他获得较好的人缘，赢得一些帮助，也为边外成活创造了一个条件。

王庆同在生产队经过一年左右劳动、生活的磨炼，农活，如耕、种、收，基本上学会了；生活，如使碾子、撇干饭、剁荞面、点炕、打柴（沙蒿柴），也大体可以对付了；精神调理，无奈之中安下心来，作了长期打算。不过在这中间，1967年春节前，他向生产队请假，去北京上访一次，企图通过短促突击获得平反。结果无效而返。也促使他真正准备打“持久战”，用持久消磨生命的办法等待“云破日出”、时来运转。

在北京他跑遍所有能找到的申诉接待站，包括中央“文革”接待站、国务院信访局接待站、公安部接待站、最高法院接待站，军委接待站，只在国务院信访局接待站得到印好的万能介绍信一封（只填写上访者姓名，其他的话都是印好的），让他回宁夏找“有关组织”，请“有关组织”对案子“按照政策进行复查”。

一眼可以看出，这种万能介绍信是当时北京应对大批人员上访的压力而采取的权宜之策。不过，他还是抓着这根“稻草”，回银川找“有关组织”。而实际情况是什么组织都瘫痪了，只剩造反派有组织。造反派的组织忙着打派杖，一致推托“待运动后期处理”，说这是中央精神。他没有办法，银川无立锥之地，只好再回油坊梁“监督劳动”。

回生产队以后，他写了大量的申诉信寄出去，心里总是不服。

趴在自制的炕桌上写申诉信，经过政治队长或民兵排长审查，贴上邮票寄到原单位或各级造反组织。后来有了革委会，就寄各级革委会，直至党中央。晚上是他写申诉信的好时光，黑子、大黄昏睡在炕洞口附近——那里有点热气，它们知道哪儿是自己合适的窝。王庆同则端坐在炕上感受到它们的大声出气，小心地书写着心中的冤屈。

他曾向自治区的一个造反组织（“三司”）写过申诉信。不久，收到倾向这个组织的领导干部马若（王庆同的问题定案前夕任他原单位的副头）的回信。回信劈头称“庆同同志”，信说：“颠倒的历史会颠倒过来，你可以申诉。”马若还给他寄了复写纸和便于复写的薄薄的信纸。这对他坚持写申诉信是个鼓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王庆同获得彻底平反，到银川办事曾到自治区文化厅看他（马若当时任文化厅厅长），告知他已平反。马若很忙，只寒暄几句，没有多说，但他坚持送王庆同到大门口。

王庆同到北京上访回到银川无法歇脚，得到原单位余再忠、马国霞夫妇和银川小学教师王显阳、王兰珍夫妇的善待，增添了他艰难成活的信心。至今，王庆同念念不忘他们关键时刻提供的帮助和人性的善良。

宁夏批迁联络站是宁夏迁赶下去的人自动回银川后组织起来的群众组织。他们看北京上访回银川逗留的王庆同能写（是王庆同第二次上访北京），就让他撰写批判迁赶的大字报底稿。十几天以后，银川大清理，迁赶下去自动回银川的人，查着就再赶下去。王庆同当天晚上赶到银川汽车站，准备第二天乘班车回生产队。半夜时分，一队武装民兵查身份。王庆同没有介绍信也没有工作证，实话实说是怎么回事。结果，被押上一辆吉普车。吉普车颠簸开进中，一位老兄掏出驳壳枪，扳开大机头，手扣着枪机，枪口对着他的太阳穴。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枪指头颅，离一枪爆头只差一步了，王庆同目不斜视，头不敢动，生怕老兄过度紧张走火。当晚来到一个礼堂，里面灯火辉煌，一位现役军官简单问了一下情况，对几个门口站的武装民兵伸出一个手指、两个手指或三个手指，得到暗示的人立即会把他们从某个门送出去，有的被送回家，有的被送到生产队，有的被送到保卫部，而王庆同得到两个手指，第二次迁赶到生产队。从此王庆同口服了（心不服），彻底看清这是一个没有法制的环境，再弄下去可能要吃枪子，为了活命，他乖乖地待在生产队了。

王庆同不断写信申诉，但希望渺茫。在数年时间里，寄出数十封申诉信，在九一三事件前，除了马若有回信，再没有回音。北京上访要回的那张万能介绍信，揣在身上已经几年，没有人来理睬这种信。在万般无奈之下，他作好了就地融入、不再聒噪、内心不服、死了拉倒的准备。

尽管有“死了拉倒”的心理准备，但心灵深处还是有一个信念：我要活下去。他想：时代是向前发展的，发展到某一阶段会不会给我一碗饭吃？我有能力不靠体力劳动而靠脑力劳动吃饭，脑力劳动者不会永远这样不吃香吧？一个社会只靠“体力”就能发展吗？“脑力”永远要由“体力”来改造吗？他看到自己周围所有的体力劳动者并不具备他的条件（从事脑力劳动），将来到生产队小学这样的地方去教书总可以吧？如果是那样，生活会比现在好一些。他怀着一丝希望，灵魂深处还在等待。

总之，上访申诉没有效果，但没有人来阻止追究他这样做，这对一个陷入没顶之灾的人来说也算是个出气的窗口吧。他不断地做也不断地产生幻觉，给他活下去的勇气。

1966年到1971年，王庆同先后发出数十封申诉信，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这个情况在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后，开始有微妙的变化。

先是收到原单位人事处一封十多字的信，意思是申诉收到，望耐心等待，云云。再往后，原单位人事处给大队（苏步井大队）打了一个电话，让大队转告他，“耐心等待”。

1973年夏，一个下雨天，王庆同正在“喂猪房”收拾“灯索”（一种从滩里钩回来的草籽，用来补充口粮），原单位人事处熊一清副处长出现在房门口。她穿着雨衣，裤脚管、领口都被雨淋湿了，身边站着大队部所在生产队的一位社员（显然，他是领路的）。王庆同像在梦里一样，请她进房。她沉默地走进他的烂家。王庆同让她上炕，她不上，可能是怕弄湿炕，就势坐在烧火的一个树墩上。她对王庆同说：你的申诉信都收到，有的是外面转回来的，也都看了，你就在这里耐心等待，不用再写了。王庆同说：那得等多长时间？她说：这个说不上，你要有思想准备。王庆同说：可不可以先让到庄子小学教书？她说：事情没弄清楚，什么也不能办。就说了这么几句话，她起身要走。王庆同留她吃饭，她说：赶回苏步井大队部去，在那里吃。

熊副处长和他见面、说话，只有五六分钟的时间。为这五六分钟，她从银川乘班车到高沙窝公社，在雨中步行四十多里到苏步井大队部，又步行十里到他的烂家，没歇口气，返回大队部才吃饭、休息。据王庆同从别的渠道获知，她带回了一份大队党支部开的关于他劳动改造的鉴定：这份鉴定对他劳动改造的评价较好，是写得不错的。

王庆同在生产队、大队干部眼里，似乎有了一点“角色变化”。大队长叫他到大队部起草大队发展规划；生产队队长也愿意给他批条子，让他在生产队会计手里借三块五块零花钱（年终决分时扣回去）。

熊副处长说的是实话。何时弄清事情、解决问题，的确是个未知数。平静地过了一年，未见平反消息，王庆同向生产队提出，可否给盖一间房子。生产队革命领导小组研究后同意。

于是，在生产队郭队长的同意下，他在生产队菜园子渠边砍了十几根柳椽、一根柳梁；从生产队库房借了一副旧门、一个旧窗子（比“郭家老房”、“喂猪房”的门窗好多了），请人帮助打墙、打墼子、托炕面。以换工的方式，盖了一间新房。从此，王庆同有了一件不动产。

盖房有个细节不能埋没。生产队菜园子离居民点有五六里路，而且是上坡山路。他在菜园子砍下一堆作梁、作椽的柳树，没办法拿到居民点盖房子的地方。一天，利用队上很多人到菜园子平地后往回走的机会，请大伙帮着把木料带回去。话音刚落，年轻人一个个或扛或抬，把那些木料都带了回来，还有个别丫头也参与其中。须知，空手走五六里上坡山路就不轻松，带上东西更不好走。许多人的名字没有记住，今天王庆同只记得一位叫孙立孝的，是个身体不太好的中年人，他也帮着扛了一根椽子。

新房子长宽各约三步（双步），开间不小，有十四五平方米。特点是“土”：土地、土墙、土炕、土锅台、土“占子”（盛糠盛粮用），还有一个土台子用来放煤油灯。整个房子没有一寸白灰，没有一块砖。房子烧干（点炕把房子潮气烘干）后，这些土做的东西成了“铁壳子”，坚固无比。这是当地黄土的一个特性。

农民靠土地生存，地里的一切对他们都重要。粮食不用说，就是庄稼的秸秆也是喂牲口、烧炕的东西；打粮食褪下的衣子，更可以用来喂牲口。因此，家家户户都在房子跟前打个草圈，用来垛秸秆放衣子等。此前住的房子都不是他的，现在有一间属于他的新房子，就早早在房子南边设计了一个草圈，打“房壳廊”的时候，把草圈也打好。他的草圈不大，但足够堆下一亩自留地收上来的秧子（山芋秧子）和队上分的秸秆、衣子，还有做饭烧水和冬天点炕用的沙蒿柴。他在草圈跟前挖了一个地窖，把自留地收的一点红萝卜和部分山芋埋进去。队上分的糜、谷、荞麦等对他来说是性命攸关的东西，不敢放房子外边，都放在房子的“占子”里。

这是1974年秋后的事。他把烂家变成一个有点“样法”（当地语，有点看头的意思）的新家。

家是新的，但内心依然慌。

从原单位人事处熊副处长到油坊梁看他，叫他耐心等待，他已等待了四百多天。那是天天扳着指头过的日子：扳了四百多次指头，没有等来音信，心里有些慌。把烂家变成一个新家，一是利用熊副处长来后，生产队对他的要求较为重视，他改善了住的条件；二是以盖新房对心慌作自我掩饰。表面上看起来打算在这里安家了，内心没有一刻不想着赶快离开，回归他熟悉的那个世界。盖新房子，折射他真想离开那里。

有自己的住房了，他又看起了自留羊。

在队上热心老汉高祺的帮助下，王庆同从外首蒙族人那里以较低的价格买回一只成年山母羊。让它跟在队上的羊群里吃草，给放羊的划拨工分。每天羊群归圈的时候，它知道脱离大群单个回家。王庆同把它圈在草圈里，弄点衣子、胡萝卜（切成小方块），放在一个从滩里拾来的烂瓦盆里喂。第二天太阳一人高，把它放出去，朝队上羊圈的方向赶一赶，它就会自个儿走到羊圈门口，随羊群一起到滩里吃草。

山母羊带给王庆同美好的前景。此前，队上老汉余汉多次劝他看羊。余汉说：“母羊下母羊，三年五只羊，利大着呢。”意思是，只要运气好，头年母羊下一只母羊羔；第二年母羊又下一只羔；第三年母羊和头年下的那只母羊羔（已经1岁）各下一只羔，这样，一只羊在三年之间不是变成五只羊了吗。王庆同专门买一只成年母羊，做的就是“三年五只羊”的美梦。

他对这只山母羊还寄托着另一个希望：吃羊奶。羊奶泡黄米干饭，少放点盐，味道极佳，吃起来香得不得了，营养也好。赶早吃了一点羊奶泡干饭，一天精神好。王庆同在队上已八九年，什么都已习惯了，开始想怎么把日子过好点，而创造条件自产羊奶是他的一个办法。

到了八九年头上，已经不是艰难成活而是有点扎根的意思了。这时，王庆同表现出来的行动是自信的行动，而内心还是盼望快点走吧。

时光推进到了1975年6月下旬的一天，还没有到队上分奶羊的时候，自留羊的羊奶还没有吃上，王庆同的第一个人生转折来临。

他正在生产队菜园子的胡萝卜地里间苗，一位放羊的叫余秉福的社员站在崖垴上大声喊话：“王庆同，队长让你到公社去一趟。”他听见了，放下手里的活，匆匆赶回生产队，找到政治队长荀队长。荀队长说：“公社带话让你去一趟，你就去吧。”

王庆同回家换了一件干净的黄色制服上衣（那时时兴穿黄色制服），带了一根打狗棒——“牛鬼蛇神”家的狗灭了，但农村的狗还是很多——当天就往公社赶。

下午下班前，王庆同进了公社院子。问几个人，都说不知道啥事。有人指点说，你找薛秘书吧。在一间办公室找到薛秘书，他说县上组织部叫你去；王庆同说啥事。他说不知道，你去就知道了。天已晚了，回不了生产队，他在公社车马店住了一夜。第二天上午，央告一辆去县上的拖拉机把他带上（说了许多好话），两小时后他进了县委院子找到县委组织部张举干事。他说李部长找你。王庆同进李部长的办公室，坐下，倒水，然后李部长说，自治区党委落实政策办公室[1975]007号通知给你撤销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恢复公职，由盐池县县委安置工作，迁赶期间不补发工资，计算工龄，你在县上等两天，等分管的夏副书记回来，通知你到哪里工作。王庆同说：想看看撤销帽子的详细材料。李部长说：不必了，其他结论都没变。王庆同一听明白了，只是先给碗饭吃，反革命集团成员、开除团籍、取消预备党员资格、行政降两级……都没变。他心想：恢复公职，有了工资，在油坊梁的日子就算熬到头。先把这个“宽大”接过来，其他的事以后再说……他很听话地在县城等了两天。

人的欲望是随条件变化的。在“监督劳动”已经九年的情况下，他接受了头上戴隐形帽子（反革命集团成员）的“通知”，因为这个“通知”同时确定他不再是“监督劳动”的对象，而是干部了。他真想在大街上对所有人说“我不再是五类分子了”。熬了九年，等来了这一天。

他在县上等的两天，住县委招待所，县委付房费。这是1963年夏对他进行审查、批斗、戴帽、迁赶以来的十几年间，第一次由组织为他报销开支。叫他去干什么工作还一无所知，但他已经感到，干部，包括“有问题”的干部，就是比农民强。

张干事来说，县上决定你到青山公社当干事。张干事说：青山可是好地方，夏天青果多，还有水地。王庆同说：服从组织分配，回油坊梁把东西处理一下。张干部说：一周吧，一周后你到县上，给你找辆便车带到青山。

第二天王庆同乘到银川的班车，中途在高沙窝下车，步行回到“家”已是后半晌。立即向政治队长荀队长报告要走了，旬队长淡淡地说了一句：“王庆同，我们不赖吧。”（意即不坏吧）王庆同说：“不赖，荀队长，这辈子我忘不了你们。”

他找到队上的好朋友孙立义，说，明天晚上请路凤兰（孙立义婆姨）帮我做两个菜，我到大队买几斤酒，就在你们家，我请队上各家来一个人吃酒，向大家告别。他非常高兴，说：“老王，这下你算是出头了，这几年真不容易，你放心，明晚你把人请来，我给张罗好。”

第二天，他挨家挨户话别、邀请。到了晚上，他提着两小塑料桶白酒（足有八九斤），来到孙立义家。二十多人已经齐齐或坐或蹲在炕上、地下。炕上两桌，地下一桌，都已摆好碗筷。每桌一大盆炒山芋丝，一碗猪肉烩粉条酸菜，一圈空碗或牙缸或茶杯，等着倒酒啦。

油坊梁挨着内蒙古，与蒙族人交往甚多，嗜酒的人多，酒量都大。刚过一巡，酒只剩一半。大家划拳说笑，气氛浓烈。王庆同看酒不够了，孙立义打开东柜，拿出他家的一瓶银川白酒，才算对付过去。王庆同不会喝酒，但因为高兴，也多喝了一些，其余的酒请孙立义代了。大伙没有多少话，过来过去就是“老王这回美了”、“不用戳牛尻子了”、“鸡爪子转世了”、“老王娶个婆姨带回来看看”……底下就是年轻小伙们侃的三棱子话……逗得满堂哄笑。大家高高兴兴话别，没有伤感，只有兴奋；没有拘谨，只有随意。老“土”们话别就是这样。那样兴奋，那样随意，那是真挚人情的升华、人际心灵的交往。

又过了一天，王庆同把一些日用品送了人，包括风箱、锹、镰刀、磨石、菜罐、瓦盆、菜刀、案板等，尽可能每家有一点。山母羊已经下了羔，大小两只羊都给了生产队。房子么，本来他就是花了一些工分，椽、梁、门、窗本来就是队上的，他决定整个房子归生产队所有。

第三天，孙立义的弟弟拉来队上的骡子，套上架子车，由孙立平赶车，他把随身带的衣服、铺盖等和口粮放在架子车上，向南步行而去。几位好朋友送他到村口。

王庆同回想九年前狼狈不堪来到这里；九年后，体会过“六味”生活，从这里走向新的未知之地。

王庆同说生活的滋味，本来是酸、甜、苦、辣、咸五味，而自己在“监督劳动”生涯中还体会到一种“耻”的滋味，留在那里的是“六味生活”，它包含酸、甜、苦、辣、咸、耻六种滋味。

九年来，他结交了许多朋友，得到了很多人的关照，学会了许多新的技能，包括耕、种、收、打（打场）、背（背柴、背草等）、碾（碾米）、焖（焖干饭）、挤（挤羊奶）、宰（宰猪、宰羊）、剥（剥羊皮）等。王庆同觉得不能说那段生活没有收获，也确实有人有恩于自己。“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向那些真情朋友表达感恩，是他这辈子永恒的主题。

但是，他也感到：那段生活里有耻，带给他刻骨铭心的伤痛。

戴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那是什么滋味？在各种场合都要低头、小声、轻步，谁都可以用异样的眼光打量你，就像看动物园的另类。陪斗会（大队斗公社走派资、富农，王庆同去作陪）斥你“妄想叫我们受二遍苦、吃二茬罪”、“妄想叫我们贫下中农人头落地……”，专门安排你在陪斗会后去铡草，说是“改造剥削思想”。

王庆同觉得这些罪名，与他毫不相干，但一旦打入另册，你就得承担根据一种主观主义的“理论”（有特定含义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推论出来的所有罪名。蒙耻与基层的人、与陪斗会本身没有关系，只和那个“理论”有关系。

后来，能给王庆同补发的都补发了，能为他恢复的都恢复了，组织上做了能做的一切。他蒙耻的心灵创伤深刻而椎心：可能会愈合，但不会消失。

王庆同常想，谁发明了“戴帽子”这个“绝招”？这个“绝招”的要害，一是不经法院判决限制乃至剥夺戴帽者的人身自由，二是事实上造成人身歧视、株连亲朋。这些都违背法治文明的基本精神。

命运之绳牵着王庆同转了一圈，除了体会到艰难成活需要意志、人性和生命力永在心间，还痛感中国的无法无天的土壤，一定要铲除，一定要有法制，否则国无宁日、人无尊严，连狗的安全都没保障，世界上也不会有中华民族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