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后，由于东北地区担负着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的重任，财政、经济显得吃紧。周总理说：东北有什么困难，中央全力帮助解决。但是，这时全国刚刚解放不久，有些地方还在进行剿匪，经济也很困难。我们决定从自身挖潜着手，以减轻中央的压力。
1951年5月，东北局在城市工作会议上提出，工业战线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克服经济困难。后来，这个运动推广到全东北各个行业和部门。
在增产节约运动中，东北局发现一些部门存在着铺张浪费、贪污腐化、官僚主义问题。占相当数量的党员中，产生并发展着严重的追逐个人享乐蜕化的堕落行为，有的甚至同私商勾结、盗窃国家资产。这些违法乱纪的行为严重危害党和国家利益，影响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
在这种情况下，8月底，东北局决定，在东北地区进行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要求东北所有机关都要开展一次群众性的民主运动，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检查、揭发本机关内部和有关部门人员的贪污、蜕化行为及官僚主义作风。运动要与整党联系起来，吸收广大党员和非党群众参加，充分发扬民主。对揭发、检举出的证据确凿的贪污腐化分子，必须严加处理。对经过检验，具有高度事业心，廉洁奉公，积极为国家做贡献的先进模范给予表扬、奖励。并决定东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主抓这次运动。
东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是1950年9月经党中央批准成立的，我任主任，张明远任副主任。
1951年9月6日，东北局向各省市发出《关于反对贪污腐化倾向反对官僚主义作风的决定》，东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向各省市派出工作组，有计划、有组织地检查这方面的问题，指导帮助各地开展“三反”运动。
11月1日，高岗代表东北局向中央作了《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
11月2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转发给各中央局并各地的报告上批示：“中央认为这个报告是正确的。请你们重视这个报告中所述的各项经验，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22)
11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系统地介绍东北地区开展“三反”斗争的经验。
12月1日，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官僚主义的决定》。“三反”运动在全国大规模的开展起来。
中央对运动抓得很紧，要求各地随时将运动进行情况及经验向中央作报告。许多报告毛主席都亲自批阅。
党中央的决定，对我们的工作是一个巨大的推动。我们进行了认真学习，按中央部署，把运动进一步推向深入。
讲话手稿
东北的整党运动是与开展“三反”、“五反”运动结合进行的，其中，我们又是把“三反”作为更现实、更有力的整党进行的。
在“三反”运动中揭发出大批贪污分子，同时揭露出相当一部分党员和干部在新的环境下，由于受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而腐化堕落。并发现了一些隐藏在党内的坏分子，其中有个别人还取得了领导岗位，这对于我们党的建设是一个深刻的教训。在“三反”运动中揭露出来一批贪污分子，如：东北一级机关中，贪污在100万元（旧币）以上的贪污分子，约占全部工作人员的15％至30％。在贪污分子中，党员约占10％，其中有一些是科级以上的党员负责干部和“九·三”以前的党员（指抗战胜利日1945年9月3日前入党的党员——编者注）。如某省查出贪污在1000万元（旧币）以上的党员贪污分子有529人，其中科长以上的党员干部占13％，“九·三”以前的党员占28.9％。这些贪污分子，有的是被资产阶级拉过去的蜕化分子；有的是派进来的坐探分子；有的是混进党内的投机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
浪费问题也很严重，浪费数目极为惊人，估计等于去年工业的全部投资，即3万亿元（旧币），合500万吨粮食。浪费如此严重，使国家工业化积累资本必成空话。(23)
中央在《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凡在所属机关、部队、团体、学校或企业中发生了严重的贪污现象或浪费现象，而事前毫无觉察，事后又不厉行惩治者，称为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这种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虽然没有亲手参加贪污行为或浪费行为，亦应以失职论处，决不姑息。”
官僚主义的主要特征是高高在上，不深入实际，掩盖问题。如何才能避免产生官僚主义呢？我认为，党的组织和领导机关一定要对各级领导干部进行不断的党风、党性教育；要给予经常性的提醒，使各级干部逐步形成一种科学、严谨的工作作风和思想方法。
我多次在东北局扩大会议和机关干部会议上说：“为了克服官僚主义作风，首先应着重建立深入检查工作的制度，领导机关应规定一定的人员，要有一定的时间到下面去检查工作。到下面检查工作，要学会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不要走官僚主义的老路。官僚主义检查工作是从上级办公室走到下级办公室，喝喝茶，听听汇报就回来，这样毫不解决问题。检查工作不光是要听汇报，而且还要实际看看。看，还要看出问题，并要解决问题。”
一次，军区某领导同志与苏联军事顾问下去检查备冬工作，首先是听汇报。我们的同志听了，说很好，讲了一通表扬的话，拍屁股就要走。苏军顾问却提出要去看看，先到营房后院看了准备过冬的煤，很多。苏军顾问说：“这些煤明年就不能用了，因为没有通风气眼。”又到地窖检查准备过冬的菜，菜也很多。苏军顾问说：“再过几个月，这些菜就不能吃了，因为菜压的太实太厚，没有分散摆开，时间一长就腐烂。”苏军顾问提出，这些问题必须马上着手解决。
我知道这件事后，感到还是个工作作风问题，作风不改，必然滋长官僚主义。我批评那位领导干部说：据我了解，你祖上是没有人当过县太爷的，经过“三反”，你的老爷作风也该改一改了！领导的责任就是要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才是检查工作的目的，这才能避免发生官僚主义。
“三反”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运动中也反映出我们在组织工作上存在的缺点。如对组织的不纯现象认识不足，在审批干部时缺乏从历史上、本质上去审查；检查工作不深入；对干部的思想情况了解与掌握的不够等。造成组织工作没有跟上形势发展的需要。这对我们党的建设是一个深刻地教训。
“五反”运动是1952年1月根据党中央指示进行的。在“三反”运动中，各地发现，有些资本家和私商违犯国家法律，采取很多不法手段。他们用“打进来”、“拉出去”的办法，向党、政、军，特别是向财政经济机关内部派遣和安置他们的经济坐探，进行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财产、偷工减料和盗窃国家情报，等等。特别令人愤慨的是，少数“五毒”严重的资本家唯利是图、投机取巧，竟把一穿就断底的胶鞋，废、烂棉絮制造的急救包，病牛肉做的罐头，卖给在朝鲜战场作战的志愿军，造成受伤战士致残致死的严重事件，激起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因此，这场严肃的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和非常必要的。
1952年3月，运动进入了定案处理阶段。中央及时提出处理违法工商业户的五项原则，即“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根据在运动中调查的情况，把工商业户分为：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户、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五类。各省按照这些原则对不法工商业者进行查处。过去我们对资本家的情况不摸底，许多情况了解的不清楚。经过“五反”运动之后，我们逐步摸清了资本家的家底。这些情况，对后来进行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创造了条件。
从东北一级机关的情况看，运动发展的并不平衡。有三种类型：一种是基本上揭发了贪污浪费现象，但尚未全部进行处理，制度建设还很差。另外是揭发得不够，尤其是涉及一些领导干部，对浪费和官僚主义揭发得更差。还有的基本上没有动。虽然号召了一下，或不关痛痒的检举了一下，但毫不解决问题。这种情况多属于附属单位和企业部门。
我们对这些情况进行了调查，找出了原因。1952年1月7日，在东北局机关局、处长会议上，我对干部讲，为什么运动发展不平衡？
一是对这场斗争缺乏正确的认识。有些人认为这些都是内部问题，这些人虽然贪污腐化，但“有能力”，“能干事”，因而采取姑息态度。没有认识到像中央所指出的那样，这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一场恶战。
从我们已经了解到的情况看，资产阶级中有些人用各种办法来腐蚀我们的队伍。他们派了很多人，钻到政府和企业部门，搜集情报，收买干部，控制领导。在运动中，党组织动员坦白检举，他们则以恐吓手段，破坏运动，威胁说：“你如果坦白，我们就说你是反革命”。还有的说：“如果我蹲两年笆篱子，出来就和你拼命”，等等。
有一个市，运动开始时搞得还算好，后来牵涉到市里主要负责干部，就松了劲。群众提出要检查人事局长、办公室主任、计划处长、财政科长，市里领导不接受。群众说：这是“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结果这些贪污分子在群众面前更加嚣张。一个财政科长是贪污分子，市委决定将他送法院法办，但会后，市政府的领导人说要慎重，就不送了。群众反映：“运动被卡住了！”后来经市委检查帮助，运动才又搞起来了。
二是官僚主义领导，或领导自己手脚不干净，因而不敢把运动搞彻底。某市领导认为该市贪污腐化不严重，搞了一下，就要结束。但经过检查，问题相当严重。每年总结工作时，都是诚恳检讨，虚心接受，但就是坚决不改。“三反”运动中，已经不准修房子，某专卖局副局长还是照修不误，还接受别人送礼。某市卷烟厂贪污浪费极为严重，烟、酒两个厂相互送礼，礼物还送到东北一级机关，甚至送到关内、北京。上面送礼，下边就普遍偷烟，而这个副局长还说有的市比他们还严重，埋怨所领导的单位基础不好。
我们责成东北财政部党组研究，作出决定，不改正就予以党纪处分。
在反贪污运动中，也出现了一些偏差，搞了一个打“老虎”运动，凡是贪污100万元（旧币）以上的就是“大老虎”，并不恰当地要求各地、各部门都要抓出自己的“大老虎”。这样的提法，在具体工作与做法上就搞“左”了，各地都打“大老虎”，扩大了打击面。像沈阳市银行的行长，说他有贪污问题，逼着他承认检查，在这种压力下，他自杀了。还有东北工业部的一个副部长，也在“三反”运动中自杀了。后来对这种做法进行了纠正。
为贯彻中央“要限期展开斗争，送来报告，违者不是官僚主义分子，就是贪污分子，不管什么人，一律撤职查办”的指示，我们对运动搞得不彻底的单位，要求他们重新发动群众，领导要作自我检讨，结合处理，表明决心，党委要很好讨论，把运动搞彻底。
东北局提出衡量运动是否彻底的四条标志：一是揭发和严肃地处理了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二是提拔和表扬了好的干部；三是教育和提高了群众觉悟，杜绝了贪污浪费；四是建立了各种制度和贯彻了整编。对东北“三反”运动的开展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1952年5月19日，我们对整党和“三反”运动作出进一步部署：
已经进行“三反”和整党的单位，如东北一级、省（市）一级机关，以及进行“三反”的厂矿与单位，“三反”结束，整党也就结束了。八条标准没有讲完的，还可以作为对党员的教育继续进行。在“三反”运动建设阶段登记党员，“三反”中没有问题能够过关的，可以登记为党员。
工厂中工人的整党问题。在工人中不搞“三反”是正确的，因为工人没有贪污问题，也没有官僚主义。有些地方在工人中打“老虎”是错误的，我们发现后已制止。工人中有“揩油”占小便宜的现象，应该进行教育。工人中整党，就是对党员进行八条标准教育，结合生产竞赛，对工人进行阶级教育。教育后，党员进行登记，登记要看在生产中的表现，不要抽象地说“够标准”、“不够标准”。
农村整党。“三反”是农村县级机关整党的一部分。农村“三反”、“五反”要合乎实际情况，主要是搞那些在运动中已经掌握材料的，没有材料的不要盲目地搞。不要影响农村经济活动，进入冬闲后，就可以组织力量下乡进行整党。
农村整党，要清洗坏分子，这是必须的。但主要是对党员进行政治教育，端正思想作风，不是机械地对八条标准照本宣科。在党员中，主要是讲农村经济发展方向，讲共产党员不许雇工，不许放高利贷，不许剥削人；共产党员应该参加互助组，并在其中起领导作用等，使得这个教育完全和农村生产、农村情况结合起来。这些问题讲清楚后，农民党员的思想就可以提高一步。至于远景教育，他一时不能了解，就慢慢来。(24)
之后，东北地区党、政、军机关，以及工厂、农村的整党与“三反”、“五反”运动基本是按照以上部署进行的。
在“三反”、“五反”运动中，还发现某些领导发扬民主和依靠群众不够，党内开展思想斗争不够，因此在执行中央和东北局的方针政策上，产生了若干错误和缺点。我们提出要“进行民主补课”。
“三反”、“五反”运动的胜利，有力地打击了资产阶级的违法活动，巩固了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创造了一个对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有利条件。同时对教育我们的干部、党员，自觉抵制资产阶级腐蚀，清除社会污毒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三反”和“五反”运动揭露的材料证明：官僚主义就是生长贪污浪费的温床，而机构的庞大重叠和制度不健全，又容易发生官僚主义。为了克服官僚主义作风，首先必须整编机构，厉行精简。
东北各地按工作业务性质调整了机构。各省市确定了行政编制，机关将业务相近的部门合并，减去约两万人，如果包括企业领导部门在内，精简了约五万人。精简下来的人员，一部分到其他部门替代贪污腐化分子，或充实下层机构，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被送到大学去深造。仅东北局及各省级机关就有900名知识分子干部，被送到大学或专科去学习。银行系统三万人减掉了一半，贸易系统的上层机关约减一万干部到基层商店。(25)
对有人以“有备无患”和将来发展为借口，要求保留多余人员，我坚决地回答：“这样做的结果是人浮于事，发展官僚主义。”
在“三反”建设阶段，东北局各部门的领导干部，都在党的会议或干部会议上做检查。除检查自己有无贪污行为，还着重检查自己有无官僚主义作风，以及由此所造成的工作上的损失。
1952年5月，我们对东北“三反”建设阶段的组织建设工作提出要求：
第一，要做好组织处理工作。对贪污分子进行正确的严肃的行政处理和党内处理，以严明国法和党纪。我对做组织工作的干部说：“组织处理要严肃认真，实事求是，找寻确凿证据，弄清全部情节，然后给以适当的惩处和教育。行政处理要经过群众讨论，上级审查批准，大会宣布。党的处理要经过支部讨论，上级党委批准，和行政处分，同时在大会上宣布。处理要防止和反对马虎和草率。”
第二，“三反”运动后期提拔干部，是组织工作中一项严肃重要的任务。“提拔干部应该是领导审查与群众审查相结合，防止提拔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先由领导研究提出准备提拔的名单，再召开群众座谈会或个别谈话征求意见，以进一步全面地深刻地了解干部，修正名单，然后正式宣布。”
东北局组织部对问题比较大的贸易、基本建设与林业部门调整了一批干部，还派干部去加强省、市国营地方工业。
东北地区各部门制定了培训与提拔干部的计划：培训干部38.8万名，提拔干部7万名，以保证经济建设等各项事业的发展。
同时，我们非常重视“三反”后期工作制度的建立和健全。要求必须建立严格的工作责任制度、学习制度、生活制度，行政领导干部必须参加党的支部生活制度等。注意提高干部的理论和政策水平，充分发扬民主，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经常开展思想斗争，使领导者时刻受到党和群众的监督。(26)
东北地区经过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增产节约竞赛以及“三反”和“五反”运动，群众的觉悟显著提高，各地涌现出大批积极分子。如黑龙江培训了1.2万余名入党积极分子，鞍山培训了6500余名。
这时，东北地区仅有党员624318名，党的发展与迅速发展的建设事业已不相适应。我们提出“到1953年6月止要求再发展20万新党员，其中要发展12万名产业工人党员，达到或接近全体职工的百分之二十。”机关、学校、商业系统、交通运输和银行、私营企业应按标准发展党员。(27)
1952年与马明方、汪锋在陕西
东北地区经过八个多月的“三反”运动，贪污浪费现象被煞住，机关面貌为之一新，干部和群众的觉悟、积极性、工作效率也都提高了。“三反”运动总的来说，解决了不少问题，挽救了不少干部，给广大党员敲响了警钟。否则将不知有多少干部要在新形势下腐化蜕变下去。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