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领域的风险转化为社会整体风险

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并完善的进程里，社会风险的存在领域不完全是经济领域，它还存在于政治领域之中。2006年，上海社保基金大案、安徽原省委副书记王昭耀腐败案、郴州腐败窝案等腐败案件纷纷曝光，这表明，干部腐化堕落的风险是较为突出的政治风险。同年，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暨总结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了风险实践里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的重要性:“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必须坚持加强和改进党的自身建设……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从成立时仅有50多名党员、处在秘密状态的党，发展成为……在13亿人口的大国长期执政的大党，……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党始终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始终注重加强自身建设。”^[120]加强党的建设，可以为防范政治风险、维护政治稳定打下坚实的组织基础。那么，在党的建设过程当中，什么是干好这项工作的“牛鼻子”呢？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主张，抓好基层建设是党建工作的重中之重。胡锦涛在《在抗震救灾先进基层党组织和优秀共产党员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抓好基层、打好基础，是我们党应对各种困难和风险的重要法宝。”^[121]这一观点明确了党的基层建设在防范政治风险中的地位和作用，对当时的风险管理工作具有显著的指导作用。

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构建合理文化产业格局的同时，李长春在《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了与敌对势力争夺文化阵地的重要意义:“他们打着‘民主’、‘自由’、‘人权’、‘宗教’等旗号，内外勾连，借题发挥，蓄意炒作，插手群体性事件，插手人民内部矛盾，煽动所谓‘维权’运动，培植所谓‘政治异见人士’，通过互联网、非政府组织等各种渠道，攻击我政治制度、司法制度、新闻出版制度，直接威胁我意识形态安全和文化安全。”^[122]进入21世纪以来，在部分突发事件中，境内外敌对势力常常利用互联网等现代传播媒介散布谣言和谬论，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与中国政府争夺舆论主导权，制造了较大的文化风险。2007年出现的“香蕉含类似SARS病毒”、“花都芙蓉嶂惊现吃人水怪”、“纸做的包子”等谣言事件就是典型的案例。于是，对于政府的文化部门而言，必须迎接敌对分子的各种挑战，通过细致的工作，赢得文化斗争的胜利。2007年，罗干在《进一步深化平安建设，努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从国际上看，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国际政治、经济、安全等因素相互交织，地缘、宗教和文化冲突同政治、经济矛盾相互作用，国际上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都有可能对我国社会稳定产生影响。”^[123]文化软实力的竞争在当代国际社会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整体上，中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将面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与科技等方面的竞争压力，因此，以经济发展等硬实力建设为基础，积极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是瓦解西方各种敌对势力“西化”和“分化”图谋的必由之路。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里明确提出了通过文化软实力建设迎接文化竞争的主张:“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124]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主导力量，通过研究与宣传先进文化，可以激发全民族的文化创新力，实现“百家争鸣”与“百花齐放”。

2008年3月14日，西藏拉萨的民族分裂分子在境外敌对势力的支持下连续进行打砸抢烧破坏活动，给西藏人民的生命财产和正常生活造成严重负面影响。在这一过程中，境外某些反动媒体对该事件进行了歪曲报道，并将谣言扩散到互联网等新媒体，从而造成一定程度上的文化风险。同年，胡锦涛在《在省区市和中央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会议上的讲话》中进一步主张树立国家安全意识，其中包括文化安全意识:“要牢固树立国家安全意识，密切关注和及时把握各种敌对势力的动向，严密防范和有效打击各种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犯罪活动，坚决粉碎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颠覆活动，坚决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125]

在社会快速发展的状况下，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领域的风险防范问题日益成为一个联系紧密的整体，防范文化风险不仅要从文化入手，还要依靠其他各领域的补偿和辅助加以推动，从而使文化软实力建设取得更好效果。胡锦涛在《在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上的工作报告》中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是文化软实力建设的主要领域之一:“要牢牢掌握宣传思想工作的领导权和主动权，按照高举旗帜、围绕大局、服务人民、改革创新的总要求，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以更深刻的认识、更开阔的思路、更有效的政策、更得力的措施，着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着力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大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126]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必须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满足群众的文化需求，创造群众喜闻乐见的精神产品，从而引领多元性的社会思潮，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最终胜利提供稳固的思想文化保障。李长春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列举了近年来文化软实力提升的几个具体例证:“随着抗震救灾斗争取得重大胜利、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成功举办、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圆满成功，我国文化软实力进一步增强，我国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在国际上的影响日益扩大。”^[127]抗震救灾的胜利、国际大型活动的举办、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的突破都可以提升国家的软实力。在取得各项成绩的同时，必须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进一步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力，正如李长春所说:“我们必须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文化建设，加快文化发展步伐，使我国尽快从文化资源大国转变为文化发展强国，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128]同时，吸取外来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也是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必要措施。胡锦涛说:“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继续在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中大力普及奥林匹克知识、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努力提高全社会文明素质，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129]总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导向，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建构合理有序的文化产业格局，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指明的道路。

在经济建设的过程中，难免出现各种自然灾害，1960—1962年的严重饥荒、1998年的特大洪水都是前车之鉴。于是，防范各种自然灾害引发的社会公共风险成为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所要解决的问题。2008年，胡锦涛《在中国科学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九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中主张用科技创新的方法防范自然灾害引起的社会风险:“要加快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网络通信技术的应用以及防灾减灾高技术成果转化和综合集成，建立国家综合减灾和风险管理信息共享平台，完善国家和地方灾情监测、预警、评估、应急救助指挥体系。”^[130]通过防灾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建构信息化、体系化的风险管理机制，形成一整套风险预警、防范、化解措施。胡锦涛还进一步指明了自然灾害预报的具体措施，如“加强对自然灾害孕育、发生、发展、演变、时空分布等规律和致灾机理的研究，为科学预测和预防自然灾害提供理论依据”。^[131]正是由于一代又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对前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时期社会风险问题的探索，为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稳定繁荣提供了思想上的指导，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中国是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全国70%以上的城市与50%以上的人口分布在气象地质灾害严重的地域，其中2/3以上的国土面临洪灾威胁，全部省份都发生过5级以上地震，东部沿海地区常年保持年均7个热带气旋登陆的气象状况，正如胡锦涛所说:“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灾害种类多，分布地域广，发生频率高，造成损失重。地震、洪涝、台风、干旱、风雹、雷电、高温热浪、沙尘暴、地质灾害、风暴潮、赤潮、森林草原火灾、植物森林病虫害等灾害在我国都有发生。”^[132]于是，防范自然灾害引起的社会公共风险就成为政府的使命之一。在论述了民族关系在社会公共风险防范中的作用之后，胡锦涛《在全国抗震救灾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认为自然灾害的成功防范需要坚实的物质基础:“我们要进一步推进改革发展，不断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和抵御风险能力。抗震救灾斗争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全面检阅和展示了我国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成就。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综合国力大幅跃升、社会繁荣进步，为抗震救灾提供了坚实物质保障和社会基础。”^[133]正是改革开放造就的物质成果推动了抗震救灾斗争的胜利。在物质基础雄厚的基础上，政府部门还需要本着“标本兼治”的原则，建构防灾减灾机制，进一步提高防范自然灾害的能力，正如胡锦涛所说:“我们要进一步加强防灾减灾工作，显著提高防灾减灾能力。提高防灾减灾能力，是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果的必然要求。要坚持兴利除害结合、防灾减灾并重、治标治本兼顾、政府社会协同，全面提高全社会对自然灾害的综合防范和抵御能力。”^[134]要防范自然灾害引发的社会公共风险，胡锦涛还提出要前瞻性地建构完善的城乡防灾机制:“要强化城乡防灾能力建设，提升防灾减灾科技水平，增强灾害监测预警能力，加强防灾减灾基础设施建设，健全对各类灾害的风险监控、应急处置、灾害救助、恢复重建等防灾减灾措施。”^[135]

在中国历次抗击洪灾的过程中，涌现出一批抗洪英雄，如李向群、高建成、张义昌等。这些抗洪英雄的出现不仅直接推动了抗洪斗争的胜利，而且极大地鼓舞了人们的抗灾意志，从而进一步加快了胜利的进程。在《在抗震救灾先进基层党组织和优秀共产党员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胡锦涛论述了自然灾害应对中人的精神力量与科学技术的力量之间的辩证关系。依靠和运用科学技术的力量是抗灾手段现代化的标准，体现了时代和社会的进步，而“把科技的力量与顽强的斗争紧密结合起来，既充分发挥人的能动精神，又充分发挥科技的重要作用，攻克道道难题，化解种种风险，使科技成为战胜地震灾害的强有力支撑”。^[136]并且，胡锦涛还认为实现人的力量与科技力量的有机统一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施政理念:“以人为本、尊重科学，体现了对人民的高度关爱、对科学的高度尊重。广大军民把人的生命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坚持只要有一点生还可能就要作出百倍努力，最大限度地抢救了人民生命。”^[137]在依靠科学技术进步的基础上，减轻人员的抗灾压力和体能消耗，加速风险的化解；同时，用人的精神动力弥补科学技术的不足之处，强化化解风险的效果。

在历次自然灾害的磨炼中，中国政府和人民不断积累着救灾抗灾的实践经验。2008年的汶川地震给灾区群众造成重大损失，5月22日，国家民政部发布通知，由全国21个省市对地震灾区的一个县进行“对口支持”，包括临时住房、基本生活条件、灾后重建物资和技术指导等等。从抗灾经验可知，在总体上，防范社会公共风险的着力点应当集中于四个主要方面:科技、人才、发展与合作。胡锦涛在《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更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不断增强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提高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138]除此以外，防范社会公共风险必须加强国际合作，因为当代的很多风险因素往往是全球性的，如核风险。2009年，《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系列会议及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金融峰会上的讲话》指出:“国际社会应该切实推进核裁军进程，消除核武器扩散风险，促进核能和平利用及其国际合作。”^[139]就此而言，国际社会要努力维护全球战略平衡与局势稳定，努力推进核裁军步伐。各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应当切实践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六条规定的义务，并且向世界承诺不寻求永远拥有核武器。目前具有最大核武库的国家，应当继续大幅度和实质性地削减自身核武器。

2010年，部分媒体爆出圣元奶粉可能造成婴儿性早熟的负面新闻，国务院对此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委员会和国家卫生部组成专家组，对该事件进行调查与检测，最后证明报道中的3名婴儿性早熟同圣元奶粉无关，并及时运用新闻发布会等形式向社会作了通报，合理化解了风险。同年，胡锦涛在《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建构社会公共风险管理机制的设想，不仅在信息网络领域要建立成体系的各种机制，在生物、医学和食品等领域也要加强前瞻性机制建设:“要建设世界先进水平的生物安全、食品安全、健康营养生活方式的科技保障系统，建设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及生物防范网络和系统，构建以创新药物研发和先进医疗设备制造为龙头的规模化医药研发产业链，提高生物医药产业水平，为基本公共卫生保健普惠化、个性化发展提供先进可靠并可共同分享的技术支持，提高疾病预防、早期诊断、治疗康复能力。”^[140]这一年，胡锦涛还在《同心协力共创未来——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四次峰会上的讲话》中重申了“发展”对于防范社会风险的重要意义:“我们要牢牢把握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三者的有机统一。确保强劲增长是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可持续增长是长期目标，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平衡增长是客观要求。我们应该积极推动强劲增长，着力发展实体经济，促进民众就业，加强新兴产业领域国际合作，在前进中克服困难，在增长中解决问题。”^[141]总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制定防范社会风险的应对策略中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基本观点，用经济“包容性”增长和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方式防范和管理社会公共风险，开辟了应对风险与危机的中国道路。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70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第2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

[3]同上书，第664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

[5]同上书，第520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1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114-1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5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

[13]同上书，第542-543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2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2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2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2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2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2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2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

[22]同上书，第534页。

[23]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第4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

[2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4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2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4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第4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第4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第2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6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6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第3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

[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第3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第3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

[3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5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3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36]同上书，第865页。

[3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3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第278-2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3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第278-2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4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2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4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2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4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232-2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4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2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44]同上书，第683页。

[45]同上书，第683页。

[4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18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4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55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4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10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49]同上书，第1021-1022页。

[50]同上书，第1022页。

[51]《列宁全集》第3卷，第2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

[52]同上书，第279页。

[53]同上书，第279页。

[54]同上书，第279页。

[55]《列宁全集》第3卷，第2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

[56]同上书，第280页。

[57]同上书，第280页。

[58]《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第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59]同上书，第22页。

[60]《列宁全集》第23卷，第3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

[61]《列宁全集》第28卷，第3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

[62]《列宁全集》第35卷，第276-27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

[63]《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第1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64]同上书，第193-194页。

[65]同上书，第193-194页。

[66]同上书，第193-194页。

[67]《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第10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68]《列宁全集》第37卷，第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

[69]《列宁全集》第37卷，第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

[70]《列宁全集》第37卷，第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

[71]《列宁全集》第59卷，第5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

[72]《列宁全集》第38卷，第2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

[73]《列宁全集》第38卷，第2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

[74]《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第2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75]《列宁全集》第40卷，第10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

[76]《列宁全集》第40卷，第10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

[77]同上书，第103页。

[78]《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79]同上书，第263页。

[80]同上书，第268页。

[8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82]《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2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83]同上书，第267页。

[84]《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2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85]同上书，第299页。

[86]同上书，第538页。

[87]《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5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88]《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5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89]《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5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90]《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5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91]《江泽民文选》第2卷，第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92]《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5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93]《江泽民文选》第2卷，第2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94]《江泽民文选》第2卷，第292-2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95]同上书，第426页。

[96]《江泽民文选》第2卷，第55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97]《江泽民文选》第2卷，第5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98]《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99]《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45-4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100]《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1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101]《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1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102]《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30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103]同上书，第302页。

[104]《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2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105]《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4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106]《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45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107]同上书，第550页。

[108]《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342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

[109]《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532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

[110]《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4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111]《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128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

[112]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第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

[113]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第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

[114]同上书，第6页。

[115]同上书，第6页。

[116]《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376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

[117]《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376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

[118]《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376-377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④同上书，第752-753页。

[119]胡锦涛:《胡锦涛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三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八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第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120]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暨总结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大会上的讲话》，第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121]胡锦涛:《在抗震救灾先进基层党组织和优秀共产党员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第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

[122]《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799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

[123]同上书，第1023页。

[124]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33-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

[125]《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491-492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

[126]《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655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

[127]同上书，第739页。

[128]同上书，第739页。

[129]胡锦涛:《在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第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

[130]胡锦涛:《在中国科学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九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第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

[131]同上书，第21页。

[132]胡锦涛:《在中国科学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九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第20-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

[133]胡锦涛:《在全国抗震救灾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第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

[134]胡锦涛:《在全国抗震救灾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第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

[135]同上书，第21页。

[136]胡锦涛:《在抗震救灾先进基层党组织和优秀共产党员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第9-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

[137]同上书，第9页。

[138]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召开3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4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

[139]胡锦涛:《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系列会议及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金融峰会上的讲话》，第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140]胡锦涛:《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第9-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

[141]胡锦涛:《同心协力共创未来——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四次峰会上的讲话》，第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