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局高干会议

延安整风运动的重点是党的高中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整风。高级干部整风的内容和重点是以讨论党的政治路线为主，即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消除王明路线错误影响，通过批判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形式的主观主义，教育全党学会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

在整风运动开展半年后，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各地先后召开高级干部座谈会，联系本地区的实际进行学习和检查。

1941年9月，边区中央局改为中共中央西北局。陈正人任西北局组织部长。他主持召开了一次西北局地、县组织工作座谈会。中央派任弼时、陈云、王若飞等人参加会议。会后，在毛泽东的直接指导下，着手筹备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

1942年8月，中央开会讨论加强陕甘宁边区的工作和研究召开西北局高干会议的问题。确定整党、整政、整军、整民（人民团体的领导机关）、整关（党、政、军、民之间的关系）、整财、整学，为高干会的任务，以实现整顿三风和精兵简政的目的。中央同时决定任弼时同志代表中央指导西北局的党、政、军各方面工作。

任弼时同志对西北局的工作十分重视，他在此之前已经对边区问题作了深入的调查研究，1941年春，任弼时同志曾给我写信，了解西北党历史上的一些问题，特别是1935年陕北肃反发生的情况。我写了回信，这封信共九页，有6000多字，我现在还存有原信的底稿。

任弼时同志对这次会议十分重视，为了开好这个会，筹备了几个月时间。他亲自参加筹备工作，找了很多在西北工作过的同志谈话，找我谈过两次。

鉴于陕北肃反存在的诸多问题，1942年4月11日，任弼时受党中央委托，负责召集陕北肃反总结委员会开会研究，由委员会代党中央起草《中央关于1935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和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草案，并列入西北高干会的议事日程。以后半年，遵照毛泽东的指示，西北局在开展整风运动的同时，组织一批干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收集整理有关材料。

在延安整风的关键阶段，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西北局高干会议在延安召开。参加这次会议的有陕甘宁边区地方县级和部队团级以上的党员干部300多人，中央高级学习组全体同志，中央党校一、二部的学员到会旁听。

毛泽东在开幕和闭幕时都讲了话。会议期间，他还参加了大会关于西北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并在同志们发言时多次插话问及情况和发表意见。朱德、刘少奇、任弼时、陈云等中央领导参加会议并讲话。

10月21日、22日，陈正人作整党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他提出认真总结陕北党的历史经验，从思想上和组织上整顿边区党，达到思想上的统一。23日至31日，我们围绕陈正人的报告分组展开讨论。

在讨论中，与会同志纷纷提出西北党历史上的一些问题，特别是1935年陕北肃反中的问题，大家一致要求，要用整党整风的精神来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和教训，明确是非，总结经验，达到思想上的统一和党的团结。经过党中央研究批准，大会领导小组接受了大家的意见。这样，从11月2日到16日，会议关于整党问题由分组讨论转为结合西北党的历史进行整风的大会讨论。

在长达十几天的大会讨论中，我和贾拓夫、习仲勋、刘景范、马文瑞、张邦英、王世泰、霍维德、贺晋年、郭述申、李赤然等46人先后在大会上发言。大家以亲身经历的事实，讲述和批评陕北“左”倾错误路线给西北革命和根据地造成的严重危害，尤其是“左”倾肃反造成的严重后果和影响，震惊了与会全体同志。也使大家进一步认识到整党整风的重大意义及其必要性。

11月5日，我在会上发言。我从陕北党内在政治、军事路线的争论和斗争；陕北党内的宗派主义；1935年“左”倾肃反三个方面讲了陕北党内发生的两条路线斗争情况。西北的同志都认同我讲的，“左”倾肃反“险些把陕甘边区葬送掉；没有党中央的到来，就没有现在的陕甘宁边区”的观点。大家一致认为，在陕北革命最危机的时候，是党中央挽救了陕北。

西北局高干会在陕甘宁边区礼堂召开

13日，贾拓夫在会上发言，指出以刘志丹为代表的红26军军事路线是正确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另一方面是朱理治、郭洪涛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

15日，我再次在会上发言，讲了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两条路线斗争问题。

红26军的正确路线是从哪里来的？我们说红26军路线是马列主义的正确路线。这条正确路线是怎样来的呢？以当时的情况看，刘志丹、高岗等同志并不是精通马列主义，熟读辩证法的人，然而他们做的事情为什么有符合马列主义的地方呢？这里有几个来源：

第一个来源，他们的思想方法是从客观实际来的。就是说红26军的路线是从地下生长起来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他们根据党的总的任务——实行土地革命、开展游击战争、创造红军、创造苏维埃，在陕甘边区域具体的社会情况下，怎样把这个实际任务办好，这要从思想方法来研究和解决问题。这样的思想方法是完全符合马列主义原则的，也符合毛主席的思想方法。

我记得毛主席曾在中国革命战略问题上讲过这样的话，“指导战争能够打胜仗，要把客观情况和主观的指导相符合，打了胜仗虽然这些同志不懂得辩证法，但是他们的办法完全是和辩证法的思想一致的”。从这样的原则来看，当时刘志丹、高岗等人也可以成为自发的辩证法唯物论者。虽然他们连辩证法唯物论的书看也没有看过，可是他们的思想是从客观实际，从全面出发来研究问题，所以他们能够正确地指导革命，能够执行党的正确路线，能够研究出正确的执行方法。这是红26军正确路线来源的第一点。

第二个来源，正确路线是从多年的经验教训中摸索出来的。因为过去在长期的战争中打了许多的胜仗，也打了许多败仗。无论胜仗或败仗的经验，在长期的摸索中慢慢地懂得了许多问题。

首先是懂得了武装和农民结合的问题。中国革命主要是农民战争。农民战争就必须要武装，而武装就要和农民结合起来，这个问题是不是开始就懂得了？我们是不懂得的。这是经过了清涧暴动、渭华暴动，经过了甘肃的陇南兵变、靖远兵变，这些暴动都失败了，因为没有和农民结合。有的虽然结合了，比如渭华暴动，但没有上山，就又失败了。在这样长期斗争中，我们懂得了，武装必须要和农民结合。有了武装，没有农民就不能成功。同样的，有了农民，没有和武装结合，也要失败。关中二十几个县的农民围起城来搞“交农斗争”（贫苦农民组织起来，上交农具给县政府进行抗租斗争。这种交了农具的农民斗争叫“交农斗争”——编者注），无论是自发的，无论是党领导的，都失败了，因为没有和武装结合。我们经过这些经验教训，才知道了武装要和农民结合的道理。

同时，在长期的斗争中，我们懂得了什么是游击战争。游击战争要游、要击。游而不击，不行，没有战绩；击而不游，也不行，不能生存。

懂得了什么是游击战术。开始，我们对战术没有研究，分不清什么，但是，在长期的战争中摸索出来了。毛主席的游击战术十六字诀的总精神，在长期战争中，我们懂得了。

同时，我们知道了什么是游击根据地。对游击根据地，开始我们不大懂得在哪里建立？在陕甘游击队摸索过，在红26军南下摸索过，一直到三原苏区的失败。武字区是在平原上几十里大的一个小根据地。我们的游击队晚上行动，白天躲在地窨子里，上面盖了茅草，假使敌人来了，把草掀开怎么办？由三原到耀县，到淳化上了大山，这样就从武字苏区到了照金，把红军的力量保存下来了，根据地必须在山上建立。后来照金苏区也失败了，因为敌人围剿薛家寨，我们的力量很少，死守是错误的。在战斗中，由于我们跑得快，结果虽然敌人把薛家寨打开了，但我们没有多少损失。我们跑得好，不跑的话，就要被一网打尽了。经过这些失败，三原根据地不能存在了，耀县、薛家寨不能存在了，我们的根据地要在哪里建立呢？

这时，红26军决定要创建三个根据地。开始的时候，高岗、志丹、我（当时我在42师）研究这个问题。我说：兔子有三个窝，红军一个根据地吃不开。兔子为什么要有三个窝，因为在一个窝里待长了，容易被人发现，恐怕人或者别的走兽捉住它，所以经常从这个窝调到那个窝，从那个窝调到这个窝，调换着住，这样才能够存在。红42师要以这样的原则建设根据地，于是确定陕北第一路游击队创造一个根据地，陕甘边第二路游击队创造一个根据地，关中第三路游击队也创造一个根据地。42师在三个根据地当中，哪里好打仗就在哪里，帮助那三个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把他们打成一片。

薛家寨失守以前，这个观点还不明确，当时是普遍地开展游击战争，不是抓住三个根据地这样的中心来发展。现在，可以证明，这种建立游击根据地的摸索是完全正确的。这是经过长期斗争中得来的，也只有经过长期斗争才能够懂得的。开始时，我们很多同志是不懂的。

在我讲到这些情况时，坐在前面的朱德总司令高兴地说，好一个“狡兔三窟！”

我接着讲道，在长期斗争中，我们也懂得了一些政策。比如对土匪的政策。陕甘边区长期有土匪，并有相当数量。怎样利用土匪，争取土匪，对待土匪，开始也不很容易。杜衡把他们编成二十几个游击队，这是完全错误的，后来又把他们全部消灭了。土匪受国民党的统治，豪绅地主的进攻，有一二分革命性，我们是可以利用争取的，但是，土匪和革命游击队还是有本质上的区别。我们的正确政策是，对我们发展有利的，对革命有帮助的，就和他们建立统一战线。在土匪动摇的时候，不能与我们合作的时候就消灭掉。共产党开始发动斗争的时候，我们的游击队在现象上看起来，多少带有土匪气味，但本质则不同。“左”倾机会主义者就不懂这个道理。

对于民团的处理。陕甘边许多地方都有民团，开始因为我们的力量小，打不了他们，也消灭不了他们，我们出了很大劲，比如罗连城、何志兴民团，我们就和他拉关系，给他们大烟，让他们与我们友好或保持中立，这是完全必要的。对那些反动顽固的，等群众发动起来了，我们的武装力量壮大了，就坚决消灭，这就是正确的政策。当时我们虽然不懂得什么统一战线，但是懂得拉一拉他们，对革命有利。只要对革命好，我们就做；对革命不好，我们就不做。这个正确路线是从长期斗争中摸索出来的。

第三个来源，红26军的正确路线是从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产生的。这个问题许多同志讲过了。红26军经常和机会主义斗争，不是反对右的，就是反对“左”的。26军的历史，是在反对机会主义中斗争出来的。开始26军反对李艮、杜衡的“左”倾机会主义；反对张文华、黄子文等人的右倾机会主义。1934年、1935年阎家洼子会议后和郭洪涛同志“左”倾机会主义进行了斗争，使陕甘边的革命向前发展了，假使不是这样，革命发展是很困难的。红26军是从两条路线斗争中，是从自我批评和细心检讨中发展起来的。每一次战斗之后，不管是胜利或失败，都要检讨自己的工作，取得经验，在这个过程中摸索正确路线。

我们说26军是马列主义的路线，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从这样的方法过程中形成的。但是他也有粗枝大叶和主观主义的作风，比方过去打了许多败仗，为什么打了败仗？就是没有把主观指导与客观条件融合起来，没有解决主观跟客观的矛盾，是主观地看问题。由于有这些主观主义作风，使我们打了些败仗，这也是不可避免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粗枝大叶，调查研究不够，比如在桃渠垣错杀了两个人。但总的不是错误路线，错误只是个别的，不是像陕北肃反中造成赤白对立的问题。

我又讲了陕北“左”倾错误的来源的问题。我说，当然不是郭、朱创造的，是四中全会以后，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统治了全党带来的后果。

首先，就是他们的思想方法是主观的唯心的，在政治实践上表现为教条主义。这种思想方法完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这种主观主义，唯心的思想方法有几个特点：不从客观实际出发，而是主观唯心地去看问题；不从历史上、本质上看问题，而是看现象；不是全面地看问题，而是片面地看问题，这就成为了反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成为了反唯物论的思想方法。因为他们的思想方法是这样，他们就不作调查研究，不调查红26军发展的历史和战略部署，不问历史情况和当时当地客观情况。一见面就说我们是机会主义；不分析具体情况，也不了解26军的路线，不了解什么是游击战争，什么是游击队，什么是游击战术，什么是游击根据地，什么地方作游击根据地最好，这些都没有搞清楚，这就不可避免地要作出错误的结论，武断地说“26军是逃跑主义，窜山林路线”；不顾陕西党发展的历史，不顾陕西党受过敌人的严重摧残，党员不多，就讲陕甘边是“机会主义、取消主义”；不问那个地方有没有工人，就讲我们不组织工会；不分析土匪的成分是怎样的，就指责一顿。由于他们不从客观实际出发，只好翻教条，党八股地照套党的文件，不管适不适合这里的情况，把文件当成教条。比方1935年9月的“西北政治危机与党的紧急任务决议案”，说“西北和全国一样，是两个政治前途的决斗的关头，只有两条路，没有第三条路，一个是苏维埃，一个是殖民地，此外就没有其他的路。”这不是党八股吗？这不是教条吗？由于他们思想方法的错误，不可避免的要形成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同时产生了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的对立。在军事上，不管陕北的情况怎样，他们要打中心城市，乱指挥一气；在组织上，贯彻他们的宗派主义，打击执行正确路线的同志。这是他们思想方法和路线问题上错误的来源。

我讲的第二个问题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否不可避免地要走到肃反？我说：两条路线斗争不一定要走到肃反，红26军党内进行思想斗争，也没有肃反，为什么陕北1935年两条路线斗争要发展到肃反呢？采取党外斗争的方法，用对付敌人的手段来对付党内思想斗争。这几天大会上许多同志都说到了，所以走到肃反，个别人是起了决定作用的，现在他对于这个问题还是不认识。在他的两次发言当中，没有把这个问题坦白地诚恳地讲出来。一个人虽然有十多年的党龄，但是思想上没有入党，这是犯错误的根本原因，我们希望这样的同志在思想上重新入党，就是说来一个完全地改变。

第三个问题是研究了这些经验教训以后，我们今后怎么办？首先就要求我们今后要提高干部党员的理论，如果有一点工作经验没有理论，那是不行的，只有把我们的党员干部从理论上更大的提高一步，才能防止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发生。有经验的同志要提高理论，经验少的应该补充经验，使得我们广大干部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仅有一点书本上的常识，不能把理论和实际联系起来，就会做教条主义的俘虏，这是第一个重要教训。

第二个教训是，我们全党干部要提高嗅觉，比方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这些东西要警惕，对夸夸其谈和脱离实际的分子也要警惕起来。这样可以防止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发生和发展，以能防止像陕北肃反那样的事情发生。

第三个教训是，应加强我们的党性锻炼，开展正确的思想斗争。应该经常拿党中央《增强党性的决定》来检查我们的思想。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发展到一个程度，就必须从组织上加以制裁。如果我们不把这些东西清除出去，让他们占了统治地位，如果再来一个肃反，那就不得了，对于我们党会造成很大的损失。

我的发言经记录整理，发给到会的同志。

郭洪涛、朱理治、戴季英等执行“左”倾错误路线的同志在会上发言作检讨。

会上我的两次发言引起震动。中央党校的年轻同志听后说：在敌后，我们只知道对敌斗争残酷，没有想到党内的路线斗争也是这么复杂严酷，整党整风真是很有必要。彭真同志说：秀山同志的发言有事实，有根据，有理论，以理服人，是一个教育干部分清路线是非的好教材。任弼时同志在1943年1月8日至11日在对西北局高干会作总结时，讲道：张秀山同志说得很对：犯错误的同志要痛改前非，就是说，彻底改正他们的错误。

11月17、18日，由高岗代表西北局在大会上作《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的报告。对这个报告，中央很重视，由胡乔木、贾拓夫整理，经一些同志反复讨论修改，党中央批准后，西北局批准了这个报告，要求边区各级党组织全体干部和党员，将这个报告作为整顿三风的重要文件之一，进行深入地研究与讨论。

11月21、23日，在西北局高干会上，毛泽东同志用两天时间，结合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情况，逐条讲解斯大林的《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其中说道：整个内战时期有向李立三路线的斗争。有向朱理治、郭洪涛“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有向张国焘的斗争，张国焘是右倾分裂主义……向这三个路线作斗争，两个作了结论，一个还没有作结论（指王明），你们现在作了一个西北的结论，是很好的。毛泽东同志在会议总结中说：“我们虽然是从历史中走过来的，但要从观念形态上恰当的反映历史是不容易的。经过这样多的磨折，这样多年，这次高干会才把历史搞清楚。”⁽¹⁾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对分清西北党历史上的路线是非，对朱理治、郭洪涛在陕北推行的错误路线给予了定性。

党中央政治局和党的高级干部在1942年到1944年间，对于党的历史，特别是党在1931年初到1934年底时期的历史进行过几次讨论。1945年4月党的六届扩大的七次全体会议上，对1931年初到1934年底的“左”倾错误路线作了历史性结论，即《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于陕北的“左”倾错误是这样讲的：“1935年秋，犯‘左’倾错误的朱理治同志以中央代表的名义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包括陕甘边和陕北），同原在那里的犯‘左’倾错误的郭洪涛同志结合，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贯彻到政治、军事、组织各方面工作中去，并排斥执行正确路线的、创造了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刘志丹等同志。接着又在肃清反革命的工作中，极端错误的逮捕了一大批执行正确路线的干部，造成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严重危机。十一月，党中央经过长征到达陕北，纠正了这个‘左’倾错误，将刘志丹等同志从监狱中释放出来，因而挽救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危险局面。”⁽²⁾

在西北局高干会议期间，中央还印发了六届四中全会和六届五中全会的《决议》。这两个文件是王明路线的代表作。参加会议的同志看后，才明白了错误路线的来源和实质。在这之前，中央还印发了《两条路线》一书，把党内正确的文件和错误的文件编在一起，让同志们对照着学习，一正一反，泾渭分明，对提高大家的认识能力帮助很大。

1942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作出《中央关于一九三五年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决定》指出：“中央根据十月（1942）陕甘宁党的高干会议对于陕北历史问题的检讨与结论，认为一九三五年九、十月间朱理治、郭洪涛等同志所主持的‘肃反’将陕北苏区和红军的创造者，刘志丹、高岗、张秀山、杨森等同志逮捕，并杀害了二百以上的党政干部，这种将党的好干部诬为反革命分子，加以逮捕和杀害，不仅完全是错误的，而且是革命的罪恶。……中央认为在一九三五年及以前陕北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刘志丹等同志所坚持的政治路线和立场是正确的，而朱理治、郭洪涛所执行的路线是错误的‘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因此，中央党务委员会1935年11月间的决议除对戴、聂处分仍保留有效外，应当取消。”

《决定》指出1935年中央党务委员会所作决定中的错误内容，“其基本原因是那时中央还没有作出‘在遵义会议以前一个时期内，在中国党内占统治地位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这一决定的原故。陕北执行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正是这一错误在陕北的具体化。而造成的错误肃反，则正是这一路线登峰造极的结果”。

1943年1月8日至11日，任弼时代表党中央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上作了《关于几个问题的意见》的演说。在讲到“检讨历史教训与党性问题”时，他说：“从1935年到现在已经是七年了。一直到今天，才把这一个‘肃反’问题重新审查清楚。”

高干会杂记

他说：“从陕北党的历史问题检讨中，可以明白，政治路线之正确或错误，对于革命的胜利或失败是具有决定作用的。有些同志这样说：‘过去毛主席在报告中讲到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如果发展到极点，可以闹到亡党亡国亡头的地步’，绝不能深刻的了解，想着也许是过分的夸张之词吧？但是参加了这个高干会议之后，才了解毛主席这些话的真正内容。”“错误的路线……继续在陕北搞下去，陕北的党委要垮台，是亡党；陕北苏区和红军也不能继续存在，是亡国。许多党员、许多老百姓会被反革命杀掉，是亡头。这就是说，从这次陕北党的历史问题的检讨中，使我们深深懂得党的路线正确与否，对革命的成败是有决定的意义，这对于我们是最大的教训。”

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历时三个月的西北局高干会议，通过对西北历史问题的检讨，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总结了西北党的历史经验，清算了“左”倾错误路线对西北革命造成的恶劣影响。这种结合历史实际学习马列主义的党内整风方式，有力地推动了陕甘宁边区整风运动和各方面工作的深入发展；增强了党的团结；同时，为全党整风运动的开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