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右倾问题

“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从否定刘少奇开始_《中共满洲省委会议记录》考略

《汇集》甲4第289页记载了一份《中共满洲省委会议记录》，全文1.3万字。这个记录真实具体地披露了前任省委书记刘少奇离任返沪后，满洲省委由于受党内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潮流的冲击而发生战略策略转变的若干细节和内幕，是一件难得的史料。不过，由于记录人刘若云来东北时间不长，情况不熟，记错人名地名或词不达意之处甚多，例如，将“抚顺”写成“富春”，将“北宁路”写成“北林路”，将“工业维持会”写成“工友维持会”等等，特别是每位发言的关键词常有不准确之处，因此很有加以考证分析之必要。

这次会议召开的时间是1930年4月2日，即刘少奇返沪、李子芬来沈前后几天之内的事。参加会议人员以签到先后为序分别是：“特、留、大汗、丹、秀、芬、禄、刘”8人。其中“特”是团中央驻满特派员邱旭明，也叫邱九。“留”是“廖”的谐音，即原省委秘书长廖如愿。“丹”是林仲丹，原名林育英，化名张浩，与李子芬同时受党中央派遣来东北工作，任省委常委、职委书记，“秀”是孙秀峰，全国总工会派来的巡视员。“芬”，是新任省委书记李子芬。“禄”，是省委委员杨一辰，化名李德录。“刘”，是刘若云，新任省委秘书长。8名与会者只有“大汗”失考。

会议由李子芬主持。先由前任省委秘书长廖如愿汇报该任省委的全面情况。他的汇报很客观，既肯定了成绩，也指出了缺点。他说该任省委时期党领导的各种群众斗争都有一定进步，特别是“反帝运动在满洲群众中是很普遍的发展”。中东路斗争一度在组织同盟罢工和对待反对派问题上出现右倾，现已有所改正。他认为满委最大问题是党的组织建设没有搞好，省委不健全，是“家长式”的个人说了算的局面，基层组织涣散，究其原因在于在组织问题上“从少奇到下面群众观念都是很模糊的”。

廖如愿汇报后会议进入热烈讨论。大家围绕着民族资产阶级问题、拥护苏联问题、在反帝问题上有几个中心的问题，前省委的右倾问题等，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关于民族资产阶级问题廖如愿汇报并没有涉及，话题是由哪里引起的呢？原来还是针对6月9日李立三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关于目前政治任务决议案草案》，指出：“现在中国革命形势上，革命高潮已到了，目前，夺取政权的任务，已到我们前面来”。[66]中央新派来的李子芬、林仲丹显然是有备而来，他们在发言中指责前省委“对政治经济的分析动摇到十二分”。草案中写道：满洲的民族资产阶级是由买办地主阶级蜕化而来的，由于受到日本侵略势力的压迫其“民族意识逐渐加强”，同日本矛盾也“一天天加深”，这一点是与关内许多地区民族资产阶级完全跟着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跑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在这次会议上李子芬等人驳斥说：“说到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动，关内外是一样的”，“民族资产阶级问题，在满洲有欺骗作用，因此反帝国主义应该反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否定刘少奇的论断显然是和党中央领导人对这个问题的特别关注有关。

全总巡视员孙秀峰说：“满洲一贯的多是说‘进攻苏联’的问题，把许多问题都忽略了”。他认为“满洲是日本的朝鲜”（有时也说是“日本的印度”，意指殖民地——笔者按），而日本在满洲的配置主要是重工业，重工业工人有“四十五万”，“占全国工人的十分之三”，因此满洲党“主要工作是职工运动”。特别是抚顺，有8万工人，生活极苦，日本人压迫最厉害，“应以反对日本、反对包工制等为中心口号”开展斗争。他的这一看法一经提出马上招来中央派来人的反对。李子芬说：“对满洲的分析，‘满洲是日本的印度’，是绝对的错误。”他强调“中东路问题非常严重”，“罢工形势现在非常尖锐”，“党应坚决来做拥护苏联的斗争，决不能动摇”。他还透露“中央”就是这样认为的。林仲丹提出：“中东路不是罢工的问题”，因为奉苏签订《伯力协定》后中东路又恢复了中苏共管局面，对此国民党是反对的，所以他说：“如果做成同盟罢工，一定是帮助国民党‘为国争光’。”他建议分三步走，“1.拥护苏联劳动法六章；2.反对国民党破坏伯力协会［定］，又图第二次向苏联进攻；3.组织同盟罢工。”[67]心急的“大汗”马上表示反对，他说：“罢工就是解决政治问题。要罢工才能中俄工人携手驱走白俄，拥护苏联”，所以“不要等待国际的关系弄好才行动”。接着，团中央特派员邱九也发言反对林仲丹的主张，他说：“大汗说的是对的，如果照仲丹同志说的，……就会走到取消的路上去。”他认为中东路工人罢工“苏联不只不反对而且要赞成”。有人说“罢工国民党会利用，那么不罢工国民党也会利用，而且助长了工业维持会的影响”。“我们应该打倒国民党，打倒工贼”，这一工作要做得好可以实现以中东路作为中心的暴动，形成“武装保护苏联”的态势，甚至发展到“扩大群众占领哈尔滨”。邱九，四川万县人，当时只有18岁，接触过的老同志说，他是个热情诚挚、有进取心的青年。(www.guayunfan.com)有些问题与会者很快就达成了共识，如前省委的右倾问题，都认为右倾，“如果满党没有右倾，中央不会改组满洲党”。再如反帝问题，都不再坚持以反日为中心，而是“同时反对日美两帝国主义”。有人还提出：“反帝中间可以公开反对国民党办的外交协会这个御用机关”，也没有人提出异议。这就给10天后赵尚志等夺话筒、喊出“打倒国民外交协会”口号等一系列行动埋下了伏笔。不过对前省委右倾的程度和根源等问题仍有争议。孙秀峰提出：“从省委书记到支部都是右倾的。”廖如愿则说：“秀峰说的未免过甚。”“省委从中东路问题后，确实改变了这一危险。”林仲丹也认为孙把问题看得“过大”，并说“这是取消的观点，否定了过去的组织”。李子芬又纠正林的意见说：“这并不是取消的观点，我们承认满洲党有工作。但发生了右倾的危险。”

会议最后由李子芬作总结性发言。他认为东北斗争形势同全国一样走向“成熟”，“各帝国主义的冲突特别明显”，日本修筑吉会路是“进攻苏联的步骤”，美国帮助张学良在葫芦岛筑港也是“瓜分中国进攻苏联的表示”，“因此我们要反对世界大战，反对进攻苏联，反对葫芦岛及吉会路等问题”。并且要求在“五一节”就要发动群众做这件事。同时对具体做法要求进行了详细部署。

从表面上看来，这次会议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是一次很正常的党的工作会议。然而正是以这次会为起点，中共满洲省委滑向“左”倾盲动主义错误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