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西北局高干会_李培福的故事

参加西北局高干会_李培福的故事

1941年9月，边区中央局改为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延安办公。毛泽东说：“延安好比英国的伦敦。”他要求陕甘宁边区在执行党的政策中带好头，自觉地承担试验、推广、完善政策的任务。[5]陕甘宁边区处于各解放区的为首地位，各方面的工作都会影响到全局。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面对“肃反”给西北根据地造成的严重危机，果断停止和纠正了“肃反”。11月，党中央及党务委员会对这段历史做出了初步结论，由于受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认识上还有一定的局限性，当时主要着眼于尽快分清革命还是反革命这个大是大非问题，其他方面未来得及辨清。马文瑞在高干会上说：“右倾的帽子还戴在刘志丹头上。如果对边区党的历史一直争论不休，如果不作一个正确的结论，将会严重影响许多同志的工作积极性和边区党政军民之间的团结。”[6]1941年下半年，中央政治局检讨历史上的政治路线后，提出陕北“肃反”要重新加以审查。1942年4月，中共中央委派书记处书记任弼时负责会议的筹备、参加和主持这次会议。任弼时召集陕北肃反总结委员会成员，代中央起草重新审查的决定草案，列入西北局高干会的议事日程。8月，中央开会讨论加强陕甘宁边区的工作和研究召开西北局高干会议的问题，确定整党、整政、整军、整民（人民团体的领导机关）、整关（党、政、军、民之间的关系）、整财、整学为高干会的任务，以实现整顿三风，总结边区党的历史经验教训。

在边区人民的关注和期待中，1942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延安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会议在延安凤凰山下的边区参议会大礼堂开幕。这次会议被毛泽东称为“应该是整风学习的考试”会议，任弼时代表中央从杨家岭住到西北局机关“蹲会”。他说：“这次大会也可以说是一次党性测验大会。”参加这次会议的有边区党、政、军、民及地方县级和部队团级以上干部266人，中央机关高级学习组成员和在中央党校一、二部学习的负责干部209人列席了会议。大会由高岗、林伯渠、贺龙、陈正人等九人组成主席团，主席团下设秘书处，由西北局秘书长贾拓夫负责。

陇东特委书记马文瑞率领陇东代表团参加了会议，代表团成员有：专员马锡五，合水县县委书记李子川、县长王仕俊，庆阳县县委书记孙君一、县长冯治国，镇原县县委书记陈智忠、县长康子文，曲子县县委书记苏耀亮、县长逯月喜，华池县县委书记高伯祥、县长李培福，环县县委书记徐锡麟、县长陈玉山等。(www.guayunfan.com)

10月19日，李培福和出席大会的400多名同志一起聆听了毛泽东在开幕式上的讲话。毛泽东讲话开宗明义：“这次会议我们要大检查、大整顿，要达到教育、效能、统一、节约、反官僚主义五项目的，其中尤其是达到统一最重要。”随后，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陈云、叶剑英、贺龙、吴玉章、徐特立等中央领导人在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会议原定开半个月，因为内容丰富、涉及问题多，结果开了88天，到1943年1月14日方告结束。

大会按进程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整党整民（民众团体）。10月19日“高干会”开幕，20日各小组阅读文件，21日、22日两天，西北局组织部长陈正人作整党问题的报告。23日至31日分小组讨论。按五个分区分成五个小组，半天阅读材料，半天进行小会或大会讨论，明辨事非，统一思想。讨论之初，虽然发言紧张热烈，但大多就是论事，抓不住解决思想问题的根本，讨论过程中缺乏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严重地影响了会议预期目的。

第二阶段，讨论边区党的历史。在大会转入第二阶段时，毛泽东及时指示主席团要改变方针，要从讨论那些细小的具体的问题转入到集中火力讨论党内存在的根本思想倾向，如自由主义和对党闹独立性等重大问题。在毛泽东的引导下，主席团及时改变会议方针，提出要用彻底自我批评精神，认识边区党在中央未到达前的“左”倾错误，把讨论历史和现状结合起来，把整党、整民、整政、整军、整关等问题结合起来。大会主席团针对西北党历史上的一些问题，特别是1935年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的“肃反”问题，决定集中一段时间检讨边区党组织在党中央到达陕北之前的历史，总结教训，解决过去的争论问题。11月4日、5日，林伯渠报告整政问题，贺龙报告整军问题，高岗报告整关问题。从11月5日开始到16日，接连12天，进行大会发言，进行民主、激烈、严肃的历史问题检讨与批判。

大会发言讨论中，贾拓夫、习仲勋、马文瑞、张秀山、王世泰、贺晋年、刘景范等46人先后在大会上发言。会议始终保持着热烈、激昂的气氛，有好几次大会一直开到晚上8时，在宿舍中、饭堂里、山道上、炭火旁仍然议论着、探讨着。李培福作为参加会议的最小的官员，在西北革命史的是非问题上是真实的感受者，他主要是听、学习、思考。他感觉到，西北局高级干部，对历史问题的检讨，从思想路线着眼，深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尤其是高级干部自身检讨批评的精神，为高干会的成功起了关键作用。

四十多年后习仲勋回忆：

延安整风期间，在党中央、毛主席直接领导下，召开了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会议用整风精神，发扬党内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全面研究了边区的历史和现状，肯定了以刘志丹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批判了一些同志过去执行“左”倾路线的错误，正确解决了边区历史的是非问题。[7]

时任陇东特委书记的马文瑞回忆：

根据西北局高干会议的检讨和结论，中共中央于1942年12月12日正式颁布了《关于1935年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决定》正确地总结了陕北党内的历史经验，对这一地区长期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作了新的结论。[8]

第三阶段，毛泽东讲解斯大林论布尔塞维克化的十二条并讨论“五整”问题。11月21、23两日，毛泽东作了《关于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的演讲。毛泽东概括了边区党的历史教训，指出与错误路线斗争的必要性之后，又着重对当时边区闹独立性和自由主义的偏向问题作了分析。从11月24日至12月5日，与会者继续展开讨论，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会议从讨论历史问题的阶段进入到讨论当时党内存在的主要思想倾向的阶段，主要解决党的一元化领导问题。在这一阶段，与会的县、团级干部以及边区的七十多位高级负责干部都作了大会发言。

李培福作为一县之长，对于边区政府工作的领导分散、条块分割、步调不一的倾向感受很深，如工作上的“多中心”，领导上的“多头式”等问题，政府各部门都强调自己工作的重要性，给下级的指示训令不断，每天接到的指示信都在五件以上，还不算专署下发的，搞得下面无所适从，疲于应付。“多中心”导致了无中心，结果哪件事也干不好。上级领导机关给下属机关各科都下达指示要求搞好本部门工作，不介入一般工作。这样县上的工作只有县长一人去做了。而一些本来不动员的工作，也变成“动员工作”，如选举、春耕、征粮、运盐等，这些工作如各科都不管，都强调去做本身业务工作，只县长一个人来做，无论如何也做不好的。大会上，大家集中检讨了某些方面及部分同志身上存在的独立性与自由主义现象，解决了党内一些思想上的分歧观点和思想认识，实现了边区以西北局为中心，分区以地委、特委为中心的一元化领导。

12月16日，康生作《关于锄奸问题》的报告，彭真介绍与反革命斗争的经验。17日、18两日在小组讨论的基础上，大会进行专门讨论。19日，叶剑英报告华北斗争现状。

第四阶段，讨论当前工作。一是确定边区党当时中心工作任务；二是边区党如何适应当时的形势。对于第一个问题，毛泽东指出边区党今后的基本任务是建设，而建设的任务就是生产与教育两大工作，其中生产更有决定性。12月21日至24日，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报告和贺龙作的关于财经问题的报告，进行了4天大会和小组会讨论。

1943年1月5日、6日两天，大会请刘少奇作关于领导问题的演讲。1月8日至11日，任弼时作了关于党的领导作风的演讲。1月13日、14日两天，由高岗作总结。然后，毛泽东对领导问题又作了演讲。接着，朱德、李鼎铭相继祝词。最后，林伯渠致闭幕词，大会结束。

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以学理论、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总结了边区党的历史经验教训，检讨了抗战以来边区党内存在的主要偏向，明确了边区党发展生产、发展教育的任务。

西北局高干会结束后，县上认真传达了会议精神。以中央文件和高干会议为指导，县上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以解决实际斗争和工作问题为主要目的，着重对个人思想和作风进行了一次大检查，使整风运动更加深入。党员精神面貌以及党政关系、党群关系都发生了新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