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甘斯巴克镇动身去国外

1921年圣枝主日198前一个礼拜天，在巴塞罗那的奥菲欧·卡塔拉音乐厅内，我有幸作为管风琴手参与了巴赫《马太受难曲》的公演，而这也是该作品首次在西班牙演出。

1921年4月，我一并辞去斯特拉斯堡的两份工作，把将来谋生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写作和管风琴独奏会上。为了能静心撰写《文明的哲学》，我还带着妻子和女儿（她出生于1919年，跟我的生日一样，也是1月14日）搬到父亲位于甘斯巴克镇的牧师住所。因为经常要去城里的图书馆查阅资料，并且待的时间很长，我还专门寻得个临时落脚之处，在蒜头街某栋旧宅里租了一间阁楼。那也正是迪茨哈特牧师遗孀的家。

不过，撰写工作还是常常被旅行打断。许多大学纷纷向我发出邀请，让我就文明哲学或原始基督教的问题进行演讲。兰巴雷的丛林医院之所以能继续运作，凭靠的也是以此为题的演讲来筹集资金。而通过举办管风琴独奏会，我更是确保自己及家人将来重返非洲的生活有了着落。

1921年秋天我先是待在瑞士，然后于11月去了瑞典。次年1月底，我又从瑞典赶往牛津，在曼斯菲尔德学院发表“戴尔纪念演说”。接下来，我更是马不停蹄地赶往伯明翰的塞利·欧克学院、剑桥大学以及伦敦宗教研究学会作演讲，主题分别为《基督教与世界宗教》、《末世论的重大意义》和《保罗教义的问题》。此外，我还在英格兰举办了多场管风琴独奏会。

1922年3月中旬，我从英格兰返回瑞典，继续发表更多的演说，并且举办了更多的独奏会。之后，我刚返家没多久，为完成为期数个礼拜的演讲及独奏会，又不得不再度奔赴瑞士。

1922年夏天，我终于可以排除各种干扰，潜心撰写《文明的哲学》。可随着秋天到来，我却只好第三次前往瑞士，随后又接受哥本哈根大学神学系之邀请，发表一些有关伦理学的演说。接着我还去了丹麦的许多城镇，举办管风琴独奏会或是发表演说。

1923年1月，应奥斯卡·克劳斯教授之邀约，我在布拉格作了一场有关文明哲学的演讲。此后，我跟布伦塔诺门下这位忠诚的学生还逐渐成为好友。

那些年的生活经历真是不可思议啊！早在初次远赴非洲之时，我已经做好了三大牺牲的准备：放弃管风琴演奏；停止教学活动（尽管我已经非常痴迷）；丧失经济独立的能力，后半辈子完全依赖朋友们的资助。

最开始，我确实作出过这三方面的牺牲，并且只有一些密友清楚我付出的代价有多大。不过后来，正如当年亚伯拉罕预备牺牲自己的儿子一样，我所期待的牺牲并未出现。幸亏身体状况良好，再加上巴黎巴赫学会赠予一架带踏板的管风琴，我虽然身处热带地区，可管风琴演奏技法却始终未见生疏。生活在非洲丛林的四年半里，有多少个寂静的夜晚我都是沉浸在巴赫音乐中度过，并由此加深了对其乐曲精神的领悟。结果，及至返回欧洲，我不仅没有从一名艺术家变为业余爱好者，反而将技艺打磨得更精湛了。

至于放弃斯特拉斯堡大学里的教学工作，经常前往其他许多大学发表演说的机会倒是能弥补这一缺憾。即便暂时丧失经济独立能力，我现在也可以通过管风琴演奏和出书的方式挣回来。而曾经作出过的三种牺牲得以免除，则让我成功熬过了战后岁月带来的种种困难和挑战。我已经做好努力工作和放弃所得的心理准备。

1923年春天，《文明的哲学》头两卷终于撰写完毕，并于同年出版发行，标题分别定为《文明的衰落与重塑》和《文明与伦理》。

“道德”（moral）和“伦理”（ethical）这两个词语基本是同义词，意指遵循约定俗成的惯例。前者出自拉丁语，后者则出自希腊语。依照常规用法，“道德规范”与道德说教和道德行为有关，而“伦理学”则包括道德规范的科学，以及对“善”（Good）这一概念所作的研究。

《文明的衰落与重塑》讲述了文明与世界观之间的关系。我指出，十九世纪的哲学是文明衰败的重要原因。对于启蒙运动时期的文明关注，它竟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去维系。它原本应当把十八世纪尚未完成的事业继续下去，同时对伦理学与我们世界观之间自然又基本的联系作出一番阐释，可惜它却迷失于某些不重要的细小问题上。十九世纪的哲学不再关注人类出自本能的世界观探索，而是逐渐发展成一门关乎哲学史的科学，并且提出一种基于历史和自然科学的世界观。不过，这种观点毫无生命力，根本不足以支撑起强大的文明。

正当文明哲学丧失活力时，另一种危机又悄然而至。在机器时代创造的生存环境中，文明进步已然面临着重重困难。再加上人们缺乏伦理性的世界观，文明衰败终究无法避免。

现代人因工作繁忙，不仅丧失了原有的专注力，就连各领域的灵性也早已不复存在。而对历史及现实生活事件所作出的错误诠释，则更形成了一种与人道主义水火不容的民族主义。为此，我们的思维必须以一种源自真正文明理想的世界观为导向。一旦我们开始反思伦理学及自身与宇宙之间的精神关系，其实就等同于已经踏上由非文明重返文明的康庄大道。

关于文明，我不妨以十分笼统的术语作出如下定义：它乃是所有生活领域中精神和物质方面的进步，同时还包括个体及全人类的伦理发展。

《文明与伦理》讲述的则是欧洲为形成一种关乎世界及生活之伦理概念所经历的悲剧性抗争。本来，鉴于为实现文明哲学的抗争在世界宗教中已然出现，我也想过要将这部分内容收入书中，可最后还是不得不放弃该计划，因为那样的话整本书就会显得太过冗长。为此，我仅仅对该主题作了一点简要的提示。

另外，我还刻意避免使用专业性的哲学术语，毕竟读者定位主要是那些有思考能力之人。由于每个人都在考虑有关生存的问题，我也希望借此引发他们进行一些基本的思考。

在追求对人生和世界的深层伦理性肯定的过程中，所有努力的抗争终究是徒劳，到底发生了何事呢？苏格拉底曾付出过很大的努力，就为了将伦理性描述成合理性，同时将对世界及人生的肯定理解为具有一定的价值。可由于某种必然的逻辑，最后所有研究和探索都只能被迫放弃。接下来斯多葛学派哲学的理想境界则是成为一名智者，并完全脱离现实世界。

直到斯多葛学派后期出现了马可·奥勒留199、埃皮克提图和塞内卡200等学者，一种令人满怀信心的伦理观念才开始逐渐形成。它赋予社会个体践行现世活动之责任，以便创造出更好的物质及精神条件，同时建立人道主义理想。

从某种程度上讲，斯多葛学派晚期的世界观可谓十八世纪流行的“合理”理念之先兆。早在登上历史舞台之初，它还不足以确立自己的地位，也无法发挥其变革的影响力。尽管一些推崇斯多葛哲学的最高统治者的确十分虔诚，并且受其影响还试图扭转乾坤，阻止始于晚古时期的衰微倾向，只可惜他们的构想从未对普通民众发挥任何作用。

那么，晚期斯多葛主义和十八世纪的理性主义是怎样导向伦理性肯定世界的呢？它们并未按照世界的本来面貌进行理解，而是把现实事件的进程看作一种理性的、伦理的世界意识之表达方式。至于被世界普遍接受的人类伦理意识，在诠释历史进程中的活跃力量时所依据的乃是自身常识。虽然没能得出客观的世界观，可这种看法却凸显出强大的伦理推动力。

每当哲学对世界作出伦理性肯定，类似的现象就会反复出现。该原则源自对世界历史进程的一种阐释，而此种阐释力求使这一进程清楚易懂，不仅显得颇有价值，更能以某种方式被导向伦理终极目标。因此，人类通过自身的伦理行为，已经可以推进整个宇宙的共同目的。

孔子和查拉图斯特拉对人生的伦理性肯定，同样也是以一种建立在上述假设上的世界观作为支撑的。

对于十八世纪简单、朴实的道德理性主义理论，康德、费希特201和黑格尔等伟大思辨哲学家并不满意。经过繁复的思考活动，他们最终得出自己的结论：要想实现伦理性肯定的人生观，只能凭借时空世事背景下的正确知识理论，或者对原有的“存在”作合乎逻辑的理解。

这个人造大系统相当复杂，以至于十九世纪早期的知识分子都以为自己能证明肯定人生的伦理便是理性思维之必然结果。然而，他们的喜悦并未能持续得太久。到了十九世纪中叶，由于难以承受唯实论及科学性思维方式所施加的压力，这些空中楼阁般的逻辑思维模式纷纷坍塌，变得支离破碎。自此，世界开始步入一段艰苦的祛魅202时期。理性思维已经放弃将世界变得易于理解的各种努力，无论是靠人为操纵还是靠精神力量。它随时准备屈尊降贵，学会面对现实，并从中推断出与伦理性肯定世界相符的行为动机。可是，很快经验又表明：现实根本不可能提供它所期望的东西。单靠理性主义已无法对世界作出阐释，而这种阐释偏偏能给人类的伦理行为指明前进方向。

理性思维并不能立即发现自身的不足之处。从那一刻起，这些陈旧的伦理理想显然已经开始丧失活力。尽管理性思维可能试图通过理性地阐释世界来恢复之前的地位，但一切努力都注定要失败的。

“敬畏生命”的哲学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照此看来，现实世界其实就是：万丈荣耀中蕴含着莫名恐惧，意义十足中蕴含着毫无价值，无限欢乐中又蕴含着些许悲伤。无论各自的观点如何，这世界对于我们而言始终是个难解的谜团。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由于对现世事件进程所包含的意义不再怀有任何期冀，我们在面对人生问题时就只能束手无策。“敬畏生命”的理念引导我们跟世界建立起一种精神性的联系，而此种联系又完全独立于我们对宇宙的充分了解。受内在必然性驱使，它将带领着我们走出甘愿放弃的暗黑峡谷，直至最终登上伦理性肯定世界的光明之顶。

形成伦理性世界观再也不必借助于对宇宙的认知。只要始终坚持“敬畏生命”的原则，我们自然而然就能得出这样一种世界观。每当我们对自己、对我们与周围其他生命的关系进行彻底反思时，它便会自动更新、完善，并非单纯地凭借认知活动，而是依靠我们与世界建立联系的深切体验。

所有寻根究底的思维活动必将陷入伦理神秘主义。理性最终也都会变成非理性。“敬畏生命”的伦理神秘主义是一种理性思维，其内在驱动力源自人类生命之精神本质。

在校对《文明与伦理》的手稿时，我已经开始打包行李，为再次奔赴非洲做准备。

1923年秋天，因德语版出版社旗下的印刷厂地处巴伐利亚州诺德林根镇，它被政府征用来印刷钞票以应对通货膨胀，该书的印刷工作只好暂停了一段时间。

我能够去非洲丛林里继续从事医疗工作，还多亏了阿尔萨斯、瑞士、瑞典、丹麦、英格兰以及捷克的朋友们帮忙。他们听过我的演说后纷纷决定提供经济援助。

眼看启程在即，我还准备出版此前在伯明翰塞利·欧克学院演讲的《基督教与世界宗教》。讲稿中，我试图从哲学的角度定义宗教之本质，并且对肯定和否定人生以及伦理学在这些宗教中所扮演的角色作出了分析。

遗憾的是，我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综合有关世界宗教的研究成果，因此只好将讲稿原封不动地进行出版。

由于跟好友，亦即苏黎世著名精神分析学家O.普菲斯特博士的一次晤面令我深受启发，仓促收拾行李之余，我私底下还撰写出了一本童年回忆录。记得那是1923年初夏，我从瑞士西部赶往东部的旅途中，在苏黎世刚好有两个小时的中转候车时间，于是决定前去拜访他一下。他给我端上点心，又安顿我躺下来歇息片刻。然后，他让我想到什么说什么，尽将童年时期的某些小事叙述一番，因为他想让其发表在一本青年杂志上。没过多久，他便把速记下的闲聊内容整理并给我寄来了一份。我告诉他先别急着发表，不如等我补充完整后再一并刊出。奔赴非洲之前的一个礼拜天下午，眼看漫天雨雪交加，我回首年轻岁月，不禁感触良多，于是马上将其付诸笔端，以作为普菲斯特博士先前手稿的后记。最终，整部回忆录以《追忆：童年和青年》为名出版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