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还要到更远的地方去

赵卫峰

西楚这个名字对于中国70后诗人阵列是个不可遮蔽的符号。他的写作既充满强烈的民族意识，又不乏对传统和现代都市的反思，民族性现代性兼容并包，呈现出独特抒情的气质和文化传承的担当，在当代诗歌中独树一帜。此刻，对西楚进行阅读时，他的代表性我感觉到，我也仿佛是在对新世纪以来贵州诗歌的先进部分进行浓缩式的回顾。

西楚对语言的敏感几乎是一种秉赋，他不单可以将碎片般的时光印象剪裁组合成艺术化的语言蜡染，且能以文字作囊，多维地揉和如影像、新媒体、地方传统及民族文化等各种“语言”。就此而言，他不仅是贵州，也是国内70年代出生的诗人里少数能够跨越诗歌审美栅栏及语言边界的好手。多年来，中国诗歌无论是写实或象征，无论是文雅的知识语体或通俗化的日常口语，甚至如一些更具体的倾向或概念化表达方向如神性、地域、民间、或主旋律抒情等，其语言方式相对而言是同质的，比方说，当说到主旋律诗歌的同时，几乎也就同时能印象地感受到某类固态的模式化的易辨认的语境。各个写作类型因此往往会形成写作圈子相互间的不解与沟通难度，然而西楚的写作似乎并不受此限制，他是包容的，语言对他似乎是武器，或交通工具，他可以相对随意地游走于各个诗歌城堡并撷采营养。

不同的语言表达路径本身也是审美观、价值观的体现，西楚之跨界行进证实他是一位明智的歌者，有超强能力与活力的行者。他的写作特别是早期诗歌血气与热情、忧愤与喜悦都清淅可观，后期的写作更加圆熟，多含机锋，美丑共生又分明可视可感。至少在贵州，在国内70后诗群里，他也是少有的把观念、情感与语言结合得相对完好的极少数创作者之一。换言之，这也表明了他是“自我感”很强的诗者。

诗歌及文学的首要任务是认识自己，发现自我，这过程伴随着身心环境与自我存在度的判断与确定，这是一条不知所终又必须的人生长途，有时我们看到若干掮着现实主义、主旋律、接地气等的诗作显得理直气壮，在艺术表达上又易单向度或粗糙简陋，原因之一也就是这类写作者以为，写作就是道德表态，就是现象化以为然的正面总结或真善美的主观代言，忽略了真善美对自我生命状态的探寻是诗歌的首要任务。西楚对此保持了高度的警醒，在他笔下，莫明其妙的梦幻、作为本能的欲望、后天成长的经历，都通过了语言独到整理与理性判断，再向他所持有的理想的精神境界靠拢，这当中批评与自我批评同在。这其实也是一条个人自我呈现的曲径。当诗人主体性相对实现之时，他的写作就是有效，就不是盲从或盲目性的。

也因此，西楚的写作表面看有感性明显的抒情外衣，实则又包藏内在的批判与反思色泽。诗歌作为一种语言艺术品，关于生命、生活和赞颂、娱乐、愉悦感自是必须的，但只讲究这些方面肯定不够，当我们触及“真善美”之时，本身就意味着问题意识的同步启动。西楚对此的态度是鲜明的，他的方式是自我理解和化解，自我对话与交谈，这种自语环节很能锻炼和考验诗人，同时也表明诗人所居的档次。因为，一个有为的真正的诗人，需要先与自己交谈、谈判，救赎或斗争，经过反复的用心比对，才会自在地将个体的声音从容且自由地吐出。

个体的生命信息在传达诸如日常发生、当下变化的同时，也是昨日之重现与整理。作为东亚大陆历史源远流长的苗族之新一代知识者，民族文化、地方文化必定是西楚需要面对的。苗族是一个有着逾五千载历史的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但我并不愿意将西楚定义为一位运用汉语写作的少数民族诗人，虽然他在写作中不时主动返回、介入、环绕本民族历史文化之种种，甚至直接运用苗族语言，但我还是以为，这只是为了实现“诗歌”综合功能与表达的探索及试验。当然肯定的是，少数民族文化传统的支持，有益于西楚诗歌气质的建塑。

同样作为中国西南山区原住族群之一员，我时常也有些西楚式的体验。关于贵州，在这山坳上的中国，每一座山每一条水都是熟悉都是亲戚，而认识与抚摸的同时我们又保持着相对的理性。就“民族文学”而言，单纯将少数民族文化因素与当代诗歌的结合或是一种写作策略，或是对阶段性主文化的盲从——而非立足于深切理解之基础上的、发自内心的如实表达与真性情流露；这很大程度上当然与创作者的文化素养及写作才能有关。对西楚而言，我深深感觉到一种“真”：他生长于黔东苗区，现在仍然会熟练地运用苗语，他的第一母语。值得称道的是，他可以同时在当代物质环境与传统民族文化环境中自如游走，他能从容地将苗族文化传统与汉文化传统作为创新型营养。这是他的优势，亦可谓一种胸怀。

西楚早期的诗中对地方文化甚至古苗巫文化有所触摸，这不仅是对神、神秘的过去的文化迹象的好奇，也是一种对与自己息息相关的民族群体往昔的忠诚与坚守，我更愿意理解为是一种关于“原来”的信仰；诗人作为特殊的知识者，怎能没有关于族群、地方的深度思考。而他又深知，“苗族古歌”“汉语古诗”肯定都是必须的文化与精神资源，又并非完全等同于当代诗歌，正如“昨日重现”只为了更充实今日与明天。西楚明白，从中寻求有机链结并进行文化整合，在此基础上发现当下生命、生存、生活和存在的艺术真相，并捕捉其本质、变化与复杂性，是当代诗歌在更高层次上的要求。他也正是这样努力的：一种开放的、吸纳的、整合的努力，一种个人对语言与生命、生活的复杂关连，对物质环境、心境与语境的审美认知。

对于好诗人，内容及题材选择、形式建设、语言实践几乎是有机的统一。在常态中发掘非常态、在对客观存在及发生的审视过程中，西楚保持着几乎作为“方法”的忧郁感与疑心，但并不轻易肯定或否定，他知道诗歌并非主观的喋喋，这是成熟写作者所必须的素质和能力，由此，他的表达在敞开的同时其实又有所暗藏与保留，有时他会强调细节，有时又会以粗线条貌似不在意地滑过，其实这恰好显示出内心情感的节制和明确，并保障了他可以有效地达到精神生活与现实发生之间的和谐交融之境。

对题材的选择其实也是对生活的明智介入，西楚在此是巧妙的，他往往从情感生活、经验进入，声东击西地转入记忆、社会经验，语言于他仿佛河水，不时激溅或漫溢向作为社会环境的堤岸。这河水自然是流动的，因而也是持续更新的，或说西楚的语言有自觉革新的内在动力，这相对地避免了写作者常难以解决的自我重复或匠气，也让他在世纪之交以来，一直保持了写作的敏锐与蓬勃之气。

任何语言都是对应于客观现实的，而现实始终不是一成不变和凝固、静态的，西楚通过语言对他的视界、世界进行着他的阐释，对诗人而言，这是一种安慰式的动态式的返回，是归途，也是前进，其实也是从哪儿来、到哪儿去的持续的追问。也正因了地方与民族文化对他的馈赠，因了他对语言的良好感觉，这追问的过程，也就成为了他对自己“追认”——在文本表现上也是一种自我感受的辩证过程，作为“人”及“诗人”的主体性也因而在对现实与梦想的艺术化处理过程中得以有效建立。

归途与前路或许也是同一条，正如言志与缘情本可同步。每位诗人总有些衷爱和习惯，“归途”这个词或它的类似意味常在西楚诗中出现，其实也就表明了诗人的某种持续情感倾向，出发也是回归，人生在世，在路上是始终的状态。而“妩媚”，通常形容美好可爱的姿态；如此看，“妩媚归途”大意可以是指心存美好，因此持续寻找、验证美好的意愿。以一首诗名并不能臆测一位诗人的全部，但爱美、审美，发现美及美中不足，本来就是一位认真的优异的写作者应有的素质和担当。西楚一直就是这样的。

美是一个古怪的词。什么都可收入囊中，但对于同样古怪的诗歌与诗人，对于美，往往会有一个发自内心的前缀，即审美。这包括了怀疑、反思、求索，以及判断和理解、融解。这当是西楚最为与众不同之处，也让他的写作虽以抒情为主线或为明显表征，但又远远不只是为抒情而抒情。近十年来，西楚诗歌逐步成熟，每一首诗，都充满着他对现时生命、对现实环境的疑虑和理解，其文化担当意识往往跃然字里行间。作为中国“70后”代表性诗人之一员，西楚和他的写作也由此独特且鲜明，就区域诗文化格局而言，他的写作对于贵州诗歌有了先锋意味的刷新。

在世纪初，西楚曾与另外两位70后诗人被诗友们善称为诗歌贵州的“三剑客”，在一个访谈里西楚谈到，“三剑客”曾让21世纪初的贵州诗歌不至于寂寞，这个认识应当客观。曾有评论家认为，西楚坚持为内心的自由而写作，为对边缘的坚守而写作，为对灵魂的不懈颂扬而写作，为对诗歌的抒情本性复归而写作，他竭力想挖掘语言表象下面的真实，和日常生活细节背后的善美，他几乎是本能地掌握了诗歌产生光泽的秘密，对贵州当下诗歌有着重大意义。“三剑客”在贵州这样一个边缘地域，极具边缘品质的创作精神丰富和推动了当下贵州诗歌的发展，这个定义同样客观。换言之，十余年弹指，“三剑客”仍然是黔省区域诗歌一个不可或缺的尺度，这说法同样也是客观的。

如今，西楚已近中年，人生豁达，但我知他其实始终是一个复杂而异样的诗人。复杂意味着多维、多样和多种可能性。2003年，在《星星》“首页诗人”栏目中，西楚在创作谈里意识到，无论内心的突围或疲惫的飞翔，归程肯定充满矛盾、传奇和哀伤——这本也是普遍意义的“乡愁”吧。而在路上，对于异样的诗人，所有生存的隐秘，身心的感动，都能成为力量，都能为诗意的时光凭添多彩、诡魅与魔幻之美；作为精神迷宫的边缘探险者，西楚早已知道，返乡之旅从来都是一条不可也不该确定的艰难曲径，唯有持续，唯有在自律与自觉……正如多年前，他曾写道：

每一个行色匆匆的陌生人

他们有的回家

有的要到更远的地方去

是啊，像多年以前，让我们一起，回家。像多年以后，让我们一起，到更远的地方去。

2017年秋草于贵阳煤粑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