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命而有为

孔子是十分务实的。一本《论语》所载的，是他和学生们一起生活时的互相问答，探讨的不是现代各级学校和科目所载的“知识”，而是智慧——关于人和生命的多层次和多维度的智慧。

四书中的《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不是“课文”，只是道理的探讨和经验的分享。

关于人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命”，衍生成“天命”。

命的概念很广很微妙，不可能译成英文。英语也有“That’s life”的喟叹，近似中国人说的“命矣”，或者“我注定是这样。”

然而，命的概念是积极的，容许个体去奋斗创造，尽管必须接受某些内在和外在的局限。就是说，一个人的命不论好坏，两端的可能性都很多，全由自己主宰和负责。

在民间，许多中国人都相信“命中有时终归有，命中无时莫强求”这句流行语，却不一定认为它是宿命论的信念。中国民俗里的智慧很多，这句话的积极作用在劝人，不要过分强求不可能得到的东西，要安乐做人。

就是说，一个人要知命，也就是认识和接受自己的“命”，然后就可以有所作为了；相反，可能花费很多气力而无所得。知命的意思是认识自己和生活目的。

孔子说：“我非生而知之者”。不过，他爱好学习传统，即古人长期积聚留下来的智慧和技能，“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孔子在晚年回顾他的生命过程，说自己“五十而知天命”。这是一种很满足的“知己”成就，即看透了自己生命流程的前缘后果，并且乐于接受。

那么，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应该怎样“看命”呢？

孔子曾经这样对学生解释他自己：

“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论语·宪问》）

就是说，他面对生命中的大小事情，包括他自己出身寒微的“命”，从来不对天对人有所埋怨，而是安然接受，承担责任。

这种态度需要知己和对自己有信心，而且不要凡事与他人比较（潜意识地要比他人优胜），而是专心做自己的事。

今天，人的状况、物质条件和社会组织，都与孔子时代大不相同。在人权、民主意识和世界一体的格局中，人们倾向于每每遇到不如己意的事情，立刻埋怨他人，特别是政府或父母。所谓权威已经不受尊敬了，而是被当作埋怨的对象。

这种心态有两个不当的地方。一是不负责任，把一切不如意的事的成因推给他人，特别是爱自己或为自己服务的人。二是不积极主宰自己的生命，凡事依赖他人替自己做。现代心理学根据人的意向分析行为，发现有些人是“寻求成功”的（success-seeking），另外一些人是“避免失败”的（failure-avoiding）。上面的心态就是避免失败的心态。

孔子说：

“君子上达，小人下达。”（《论语·宪问》）

君子和小人的称号常常被人误解。实在，君子就是对自己行为负责的人，小人则是不负责的人。两者没有好与坏的价值评判的。

君子上达是说，君子有仁心，而且时常依照大道做事。在孔子的思想中，大道的追求等同于接受天命所给定的条件把事情做得最好。

小人下达意指小人习惯对他人蜚短流长，大事小事都斤斤计较，互相浪费精力。

孔子进一步说：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论语·尧曰》）

人类的语言是事物的象征，也是思维的工具。一个狗字，代表与狗同类的动物。有了这个字，个体可以随时随地随意在心中做有关狗的思想或者表述。一个爱字，是亲情的象征，青年男女互相爱慕，一方说一句“我爱你”，可以使对方快乐极了，甚至终身记着。所以，知言可以知物、知事和知人。知人很是重要，知人就是智慧。

礼在古时有两个意思。一是社会上的秩序关系，把人分为尊卑等级，各有行为规范。二是人际关系中的行为表现，以互相尊敬的态度调节个人的行为举止。《论语·学而》有说：“礼之用，和为贵”。我们今天可以解释为，人与人之间互相礼待，可以维持和谐。那么，知礼便可以立身了，使自己和他人都感到人的尊严。相反，如果人们交往，或恶言相骂，或怒目仇视，或互相动武，则把人降为下贱了，不是立。

有了言和礼的把握，一个人可以“知命”进而“知天”了，称得上是君子——凡事勇于担当和负责之人。

“不怨天，不尤人”这六个字所代表的气度，是现代当父母或老师者可以奉为以人为本的教育目标的。如果成功，不但社会进步和谐，而且人人有尊严。这都是今日社会最缺乏的。

孔子教学，时常鼓励学生互相切磋和劝诫。同学之间互相教和学，可以把一些抽象的道理说得生动立体。下面的例子解释了知命和不怨天尤人的道理。

有一次，司马牛忧伤地怨叹自己没有兄弟，十分寂寞，他自己说命不如人。他的同学子夏听了这样安慰他：

“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论语·颜渊》）

译为白话文，子夏说：“我听见和明白你的感受了。既然一个人的生死和富贵这些事都是天命，我们明白并接受，就可以积极顺应客观事实，改善生活。如果你能够敬人，减少过失，抱着尊敬之心去礼待他人。那么，普天下的人也一定会爱敬你如同手足。一个人能够做好自己，又何愁没有兄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