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港驶出的商船

对于那些随船牧师、科学家、旅行者以及雇员，福船，似乎是东方海洋留给他们的优美印象。在这片水域，它们是洁白轻盈的灵魂，没有它们，这片优美的水域，将像失去羽毛的鸟儿一样无精打采。

月港开放这一年，是1567年。

4年后，西班牙航海势力从太平洋进入亚洲。

29年后，荷兰人也进入这片水域。

海洋世界几股航海势力相逢在这充满危险的黄金水域，互为伙伴和对手，月港驶出的商船在这场实力较量中脱颖而出。

那是波涛汹涌的海洋交响，弥漫着香料的芬芳、白银悦耳的声响以及呛人的硝烟。漳州商人以及他们留待评说的是是非非，演绎了变幻莫测的海上人生。

在海洋世界里，船的类型将决定谁是海洋主宰。

月港商船一般是指那些经常被当成外交使船的福船。

当年，中国的海洋木帆船大约分为三大体系。沙船因为平底，难以劈波斩浪，只适于北洋——我们今天称之为渤海和黄海的海面行驶。这种船对于上海的开埠，立下汗马功劳，上海的市徽依然有着这种船的标志。但在风高浪猛的南洋，沙船没有用武之地。广船，这种船在南越国时期已经出现，曾经远航到印度洋，因此造就广州港唐宋以来的繁荣。这种船首尖体长，吃水较深，尾脊高耸，船体坚固，适宜深水航行。但是，它底腹尖瘠，见风即斜，操作有些不便。而福船，同样是尖底船，却未如广船典型，反而更具抗浪性，因为船只采用普通杉木，不同于广船采用木质坚硬的粤西铁栗木，材料奇缺，反而限制了自身的发展。

所以，自宋代以来，中国历代重大海事活动，几乎都以福船为主体，它的身影贯穿宋元以来中国的航海史。

郑和下西洋的船只大部分采用福船。在郑和船队中，它们和闽人一样，作为骨干支撑起遥远的航程。

一些年前，护送蒙古帝国的阔阔真公主远嫁波斯的那14艘洋船，也是这种类型。

在南中国海，身形高大的福船的冲犁，曾经使倭寇退避三舍。

那些东来的欧洲人，在东方水域最先看到的，并且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应该就是这种大帆船，就像他们最先遇到的中国人，应该是来自福建的商人一样。

在欧洲，中国帆船早已成为一个专有名词。16世纪初，葡萄牙人把他们见到的中国帆船，称为“Junco”，这种发音和闽南话“船”的发音的极为相似。

可以想象，那时候从月港出发的福船，一定是海洋世界的娇子，引领着中国的风帆时代，在南太平洋的惊涛骇浪中，与葡萄牙人傲然相遇。以后，“Junco”又演变成荷兰语“junk”、法语的“jongue”和英语的“junk”，它的名称的演变，贯穿了西方人东进亚洲水域的整个过程，见证了海洋世界500年的风云变幻。

实际上，在照相术还没有发明以前，对于那些善于用图像记录历史的欧洲人，对于那些随船牧师、科学家、旅行者以及雇员，福船，似乎是东方海洋留给他们的优美印象。在这片水域，它们是洁白轻盈的灵魂，没有它们，这片优美的水域，将像失去羽毛的鸟儿一样无精打采。

荷兰西菲士博物馆，一幅绘于1644年的大员（今台湾台南）港区图分外引人注目：在一片泛金的天光里，一艘轻盈的双桅福船，正在晨风中缓缓驶出港口，它的身后，二十来艘欧洲人的折桅帆船正悠闲地泊着。前方，三艘行驶中的欧洲商船，似乎渐渐和它拉近距离，热兰遮城好像还在睡梦中。城外海滨是一片整齐的聚落，红色的屋顶远远望去，和月港看到的没什么两样，仿佛是个宁静的礼拜天，一些小艇在把船员送往岸边。岸上，几个穿着民族服饰的人正在交谈……

我们所熟悉的东方，在西方人的彩绘里忽然显现出一种异国情调。

一些年后，当福船退出海外航线，我们依然看到一种缩微版的船型，被装上动力，保持着它优美的外形，游走在台湾海峡或者内河水道，曾经的梦留给了远洋巨轮。

在漫长的航海生涯中，漳州海商拥有了一系列相应严密的组织和工艺精良的船舶。

福建海岸线曲折连绵，岛屿星罗棋布，台湾海峡寒暖流在这里交错，风向、风力变幻莫测，夏秋季节，台风肆虐，由此被视为世界十大恶水，海峡里两个浪峰之间一般在20米左右，这就意味着航行在这一带的是至少在25米以上的大型坚固的木帆船。

所以，月港商船正如史料记录的那样，船身通常长达十余丈，宽三丈五尺，载重200～500吨，载员200～400人，到17世纪，前往马尼拉的商船载重实际上往往超过800吨，船上搭载500名乘客，规模超过以往任何时候。一次寻常的出航往往乘员上千。船长有时会让妻妾同行以消遣寂寞，水手有时会带上儿子以锻炼他们的意志。人们有时还会用一些简陋的木容器种上葱、姜以调理口味。造这样一条船大约花费1000两银子，有时可能达到2500两，造价是当年漳州总兵俞大猷战船的3倍以上，一年的维修费用又花去五六百两银子。船员已经有了精细的分工，除舶主外，有：财副，掌管货物、钱财；总捍，协调船上事件；火长，掌管更漏及针路；亚班，舵工；大缭和二缭，管理缭索；头碇和二碇，司碇；一迁、二迁、三迁，司桅索；押工，修理船中器物；择库，清理船舱；香公，负责祭祀；总销，管理伙食；另有水手数十名。他们必须齐心协力才能走完危险的旅程。

这个时候，人们泛舟大海不再仅仅依靠季风规律。

最迟在南宋，指南针已经成为主要的导航定位工具，火长——商船的引航员——昼夜守候它，毫厘的差错，在茫茫碧波中都将走向不归路。水手们从出发地飘向目的地的时候，掌握了转向规律，由此发明一种叫“针位点”的技术，凭着这种技术，人们找到指示方向的“针路”，从此，大海有了航海人自己的“路”。平衡舵，另一项中国人的杰出发明。在宋代，安装了平衡舵的商船，已经穿梭在《清明上河图》里花团锦簇一般的汴梁。文人逸士喜欢的竹子启发了工匠，他们发明水密封舱，让今天所有航行在大洋中的船还保留着他们的奇思妙想。如果1628年瑞典那艘威武的“瓦萨号”战舰能够采用中国人的这项发明，那么，它的首航就不会成为灾难之旅，而人们也就不可能在380年后在它当年的沉没地点找到它那威武的骨架。

风帆作为远洋航行的动力工具，它的技术改进提升了航速。为了支撑庞大的船身，一条远洋商船往往要配备三十多米的主桅，头桅有时高达二十几米，如果不够，还有尾桅。大桅顶端，有时还加10幅小帆，人们称之为野狐帆。

顺风时，船张开大帆，遮天蔽日般地在洋面徐徐滑行；风息时，就用野狐帆；而风偏时，利蓬——一种安装在蒲帆或篾帆的帆面的硬帆，像鸟儿的翅膀一样张开，顺着风势推动船只轻盈地滑翔。

经过宋元的宽松的海洋政策，中国的航海技术有了一个飞跃性的发展，运输能力的提升使大宗海外贸易成为可能。而航速和机动性的改善使远洋商船更易于冲破致命的风暴和避开幽灵般出没的海盗船。缩短物流时间的结果，不仅减轻漫长而枯燥的旅程带来的苦恼，重要的是资金的周转加快了，海商们借此在世界贸易中抢占了先机。

在漫长的海上丝路，这些不知疲倦的商船把中国东南沿海带进了它的海洋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