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新华社特约通讯员

6543班　周秀云

“文革”期间，1967年2月8日春节过后，新华社向几个大学要学生去当特约通讯员，北工大已经派去十个人，但是退回几个人，原因是出身不好，我是手工业者出身，虽然不是“红五类”，可是成分也不错。就这样在重视出身的氛围下，我作为替补人员到了新华社，当上特约通讯员。

1967年2月中旬到宣武门西面的新华社，接受三天的培训，学习红太阳选集，学习老三篇背诵《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背红太阳语录。让我们到当地了解真实的情况，客观反映当地运动情况，不许表态，坚决不能支一派，打一派。记者是无冕之王，既能采访总统，也能采访乞丐。

这是当新华社特约通讯员时赠送的《毛泽东选集》

我被派到新华社广东分社，广东组六个人，新华社军宣队队员潘寿棠带队，北工大土建系、北工大校排球队队员老师李建志，三系无线电系云虹，地质学院林厚寒、欧阳殿。

新华社给我80元钱活动经费，还有一张没有照片、简单得只有姓名、婴儿巴掌大的白纸红字的记者证。80元钱对于我一个穷学生来讲是一笔巨款，我一个月助学金15元，这相当于我5个多月的生活费。当时一个人的生活费一个月标准是8元钱，这相当于一个人10个月的生活费。我活了21年，第一次手中有这么多的钱，我又自豪又兴奋，工科学生去当记者也够刺激的。当时思想非常简单，就是去积极响应伟大领袖、伟大舵手、伟大统帅、伟大导师号召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2月18日登上南下火车，经过30多个小时到达广州市。

2月20日到广州市，这时的北京依然是春寒料峭，而广州已经是春暖花开，我们一下子从冬天进入春天，脱去冬装，换上春装。马路两侧是五彩缤纷、争奇斗艳的树花，一人多高的树，开着五颜六色的花。北京那时，没有这大的树花，只是一条路两排树。我们兴高采烈地来到美丽的沙面小岛——广东分社驻地。

沙面位于珠江白鹅潭畔，广州西边的沙面小岛0．3平方公里，四面环水，绿树成荫，四季鸟语花香，环境优雅。150多栋欧陆古典建筑各具特色，凸现当年欧陆建筑巴洛克式及新古典的风格，或优美极富有动态感，或雄伟严谨粗大扎实，或简单随和线条流畅。清澈江水环绕的美丽小岛真不愧为南中国最独具欧陆风情的世外桃源。

1967年3月赴广东新华分社北京记者组在广州黄花岗公园七十二烈士陵园

广东分社在一栋三层小洋楼里，有一面积不大的小院，楼后面是食堂。只有一位厨师，他说广州话，极难懂，他说什么，我总是点头“嗯，嗯”应付他。他很热情，每天为大伙做米饭、熬小米粥、蒸米糕、炒青菜，蒸米糕又白又甜很好吃。每天出去采访，回沙面小岛，都要经过一座小巧玲珑的拱形小桥。当年没有心情欣赏美景，当年也不讲究看景讲景，那是资产阶级的情调，是封、资、修的腐朽的生活方式，我们是来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

当时全国是轰轰烈烈地搞“文化大革命”，东风吹，战鼓擂，全国形势一派大好，而且是越来越好！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弹琴画画，不是做文章，不是绣花，不是婆婆妈妈，不是啰里啰唆，不是嘟嘟囔囔，不能酸文假醋，而是真刀真枪，拿起笔做刀枪，拳打脚踢，要是不革命，就夺你的权，罢你的官，滚他妈的蛋。野蛮代替了文明，无理取闹、无法无天代替了法制。

由于广州地处特殊的地理位置，离港澳台那么近，离越南也近，这里是反帝，反蒋，反封、资、修的前线，正是抗美援越的关键时期，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支援他们抗美战争。广东省实行军事管制，“文化大革命”搞得远不如北京那么轰轰烈烈、热热闹闹。这里运动比较温和，只是照猫画虎地模仿北京。

我们一行五人小组由军宣队队员潘寿棠负责分工。我和云虹、林厚寒、欧阳殿负责去大专院校采访，了解运动情况，写稿、发稿邮寄回北京新华社。李健志老师负责厂矿，了解工人运动情况。

我们每天被珠江上船舶的汽笛声吵醒，早早地出发去各大专院校。我和云虹一组，林厚寒和欧阳殿一组。我们常去的大学是中山大学、华南工学院、暨南大学、广州医科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广州中医药大学等。每天手捧广州市地图寻寻觅觅，为能找到要去的大学而高兴。其中，中山大学、华南工学院几乎隔三岔五就去看看，尤其中山大学有代表性，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日新月异，看得我们晕头转向，眼花缭乱。逐渐地了解到各派称呼、头头的名字、观点，比如，“中大红旗”名气非常大，是造反派。温和点的“八三一”，偏保守的“中大八一八”，等等。其他院校也是大同小异。

我们中午也不休息，在外面小饭馆凑合吃点饭，下午再跑一个点。一天跑两所大学，边看边记下重点，这种简单、枯燥的生活坚持一个多月，头头潘寿棠打道回府，回北京。然后，林和欧阳也回北京。和我一同战斗的好友云虹也回北京了，有的说单位有事，有的说学校有事，有的说回北京拿些衣服，有的说……

我是一个生性执着的人，是个实心眼的人，新华社派我们出来，给每人80元活动经费，是三个月的任务，怎么他们坚持一个多月全走了，只剩下我和李老师，他们可能觉得这种日子百无聊赖，是吗？我孤单，茫然。如果这时我也回北京，就没有后面的故事了，没有周总理接见我们四个人，而是周总理接见三个人。

剩下的日子里，我和李老师各干各的，有时几天也见不到一面。不知道李老师通过什么途径认识了《红旗》杂志社记者姜宏洲，《解放军报》社记者张景发。经过李老师介绍，我也认识了他们。他们俩穿军装，都是三十多岁的中年人，姜宏洲白白净净，身高大约一米八，有点书生气，内向，话不多，说话慢条斯理；张景发标准的军人，雷厉风行，中等身材，外向型性格，爱说爱笑，风趣幽默。白天各跑各的目的地，去采访，去看大字报，晚上我们常聚在一起讨论当地运动情况和风土人情。不知谁做的东，下了两次馆子，吃蛇肉和狗肉，我一个穷学生跟着吃蹭饭。听他们讲广东人什么都敢吃，带翅膀的除了飞机，带腿的除了桌椅以外，通吃。我听后哈哈大笑，多逗呀！

4月13日晚上，我刚从中山大学回来，李老师激动地告诉我，周总理的秘书钱嘉东要见我们北京来的四名记者，了解当地“文化大革命”情况。让我们准备一下，我们四个人认真讨论，汇总了一份材料。

4月14日下午3点多，广东军区的车，接我们到珠江宾馆，钱秘书接待我们。会议室大约五十平米，一侧茶几两边是单人沙发，对面是三人沙发，白色布艺沙发，靠背上都搭一块漂亮的白色镂空艺术品，客厅另一侧是素静简洁的屏风。

钱秘书将材料看了十多分钟，而后他让我们等一会儿，他消失在屏风后面。过了十多分钟，他再次回来，他很平静地告诉我们，等一会儿周总理要接见我们四个人。这个消息，太突然，太出乎意料，听后使我们既兴奋又幸福。我们一点儿思想准备也没有，周总理的秘书接见我们就够给面子的，周总理在百忙中，抽空儿接见我们，喜从天降。钱秘书又走进神秘的屏风后面。

我们静静地等待，大约过了十分钟，周总理和钱秘书从屏风后面走出来，我们立刻起身，迎上前去，钱秘书简单地将我们四个人介绍给周总理，介绍我时，我激动地握着周总理的手说：“您好！您好！”只会说这一句，然后就是微笑。周总理示意大家坐下，不知怎的，他们三个自觉地落座三人沙发上，我只能坐在单人沙发上，我与周总理中间只隔着一个小茶几。我尊敬地看着日夜操劳的周总理，他从眼镜盒里，拿出眼镜戴上，我估计是老花镜，镜框是棕黑色的。总理一手拿记事本，一手拿红蓝铅笔，转过头，微笑地问我：“你叫什么名字？老家在哪儿？在哪儿工作？”刚才还紧张的我，一下子，放松多了，我一一作了回答。对于其他三个人，也问了同样的问题。总理知道只有我一个人是在读学生，说：“以后你就当记者吧！”我只是笑笑，什么也没说。心想我是工科学生，学化工的，我想当工程师。

总理讲，他来广州是处理广交会问题的，有许多精美的工艺品造反派不让出口交易，说那是封、资、修的东西不能出口，广交会4月15日就要开幕，许多问题不解决没法开幕。还有中山纪念堂“天下为公”的匾额被贴上了“为人民服务”，这会成为香港的头条新闻，他认为这是“勇敢”行动，是没有必要的冒险。主席让他处理一下这里的问题。来得仓促一点儿，只带了钱秘书一个人，请你们几位北京来的记者协助一下。广东是国家南方的门户，是前线，这里不能乱。总理耐心地又给我们讲党史，讲党内几次路线斗争，这和书本上学习感觉不一样，这是亲耳聆听总理亲自参加、亲身经历的党内路线斗争。总理讲得条理分明，我们认真听都忘了记录，总理讲了有半个多小时。

最后总理说，我准备接见广州有影响的各派主要组织，他们名称和头头名字，你们拉个单子，造反派和保皇派都要，我准备了解一下全面情况，你们把单子交给钱秘书。再有农村运动情况，你们也去了解一下，下乡去走走看看。

很快一个小时过去了，总理很忙，还要去处理广交会的事，他和我们告辞，我们将他老人家送到屏风前。总理劳碌的身影，使我们终生难忘。

我们立刻开始拉单子，开动大脑赶紧搜索，一会儿，我们列出了二十多个名气大的，响当当的都认为自己是最红彤彤的、最忠于红太阳、最紧跟革命路线的革命派，还有十多个知名人士、学生领袖。我们将名单交给了钱秘书。

晚上广东军区派车把我们送到各自住处取提包、日用品，搬到广东军区招待所去住，并发给我们一张广东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办公室盖章的采访证明。持此证明可以到广东省各地采访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情况。

周总理4月16日接见大专院校各派组织、各派领袖；4月17日接见工人、农民各派代表；4月18日周总理在各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座谈会上讲话。

周总理在珠江宾馆大楼二楼会议室接见广州各革命群众组织代表，每次二百人左右。会场布置非常简单，会议室长方形，顺长方向一侧，摆开长条桌，铺上白桌布，上面摆一溜茶杯，与长条桌相对是一排一排折叠椅。我们四个人坐周总理一侧，另一侧是广东省的军政领导人，代省长林李明，广州军区司令李德，广东军区司令黄永胜。

16日听大专院校学生汇报，因为他们都讲普通话，我们都能听得懂，有些情况也比较了解，认真听，认真记要点。从晚上8点左右，听到将近12点，中间休息十五分钟，接着继续汇报，直到2点左右结束。

听学生汇报是相当激烈的，两派针锋相对，在汇报过程中有这样一段小插曲。

我认识的一位同学也参加了座谈会，他站起来，直截了当地说，广东省“文化大革命”开展不起来，是由于造反派受压制，是由于广东省实行军事管制造成的。若想广东省运动得到发展，应该取消军事管制。周总理听到这儿，立刻严肃起来，他讲：“你这个同学这样讲是严重的错误，广东省实行军事管制是党中央、毛主席决定的事情。我也是同意的，这是广东省地理位置决定的。这里是我国南方的门户，是抗美援越的前线，离港、澳、台这么近，这里千万不能乱。”

座谈会结束后，我和李老师马上感到紧张，我们决定表明态度，虽然我们与那位同学都是北工大的，但是我们坚决拥护、支持广东省实行军事管制。我们写了一份简单声明，第二天交给了钱秘书。

17日听工人、农民代表汇报，前几位都是说普通话，后来一位中年女社员汇报：“总理，我不会讲普通话，我讲广东话可以吗？”总理回答：“我在黄埔军校待过，懂一些广东话，你岗（讲）吧！”女社员开始滔滔不绝地岗（讲）开了。晚上11点多了，听着这一句不懂的话，耳朵里灌进的是枯燥的“贡嘎、贡嘎”的声音，真是无聊透顶，迷迷糊糊开始犯困，要打瞌睡。大庭广众之下，坐主席台上，如果点头瞌睡多丢人现眼，我不停地掐大腿两侧，捏手指，真是太受罪了。如果我打瞌睡，第二天大字报上有头条了。北京来的女记者，在周总理出席的座谈会上打瞌睡，那可不得了！

伟人就是伟人，周总理1898年3月5日出生，当年也是近七十岁的老人了，精力旺盛，记忆力超强，他老人家是听得津津有味，不停地点头，不停地记要点。我才二十一岁年龄，还是北工大武术队队员，正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怎么这么不争气？我盼座谈会快结束，终于结束了，“贡嘎、贡嘎”的噪音消失了。回到军区招待所，已近清晨3点。看大腿两侧，青一块、紫一块的，为了面子，为了保住北京来的记者面子，为了不丢人现眼，有点伤痛也值了。

18日在珠江宾馆，周总理总结讲话，总理讲了六个方面问题，讲了近三个小时。内容是：国际国内的形势；广东的地位和情况；广东军事管制的客观情况和它的任务；全国的斗争矛头大方向清楚了，广州怎么结合实际，斗争大方向是什么，斗争矛头对准谁；如何实现中央提出来的大批判、大联合、“三结合”这样一个公式。

周总理接见我们四个人时，指示我们抽空儿到农村去看看，了解那里的情况。4月底我们坐小型轮船沿着美丽、清澈见底的东江而下，经过六个多小时航行来到广东省东南部属于惠州市的博罗县。博罗县在东江中下游北岸，距离广州市110公里，毗邻港澳，目前是我国百强县之一，在百强县中排91位。美丽的东江，山清水秀，听说电影《刘三姐》有许多镜头是在这里拍的。东江的水供应香港。解放前，东江游击队在这一带很活跃。

很快到了县招待所，由于语言不通，他们绝大部分人讲客家话，我们也不懂，如同听外语。只有极少数干部会讲普通话，但是讲得也不是太好。我们下村，下稻田去看，那里“文化大革命”气氛很微弱，他们都在忙田里活。这里如同世外桃源，干部也没有太多时间陪我们。我们只待了三天，就返回了广州市。

博罗县之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地里干活的妇女多于男人，有好多妇女是用背篼背着小婴孩儿在稻田里干活。我来到这个世界二十一载，第一次看到这种情景，给我极大的震撼。六个农民供养我们一个大学生，他们这样辛勤劳作，养活我们，供养我们，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好好读书，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学习为人民服务的本领？我一定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好好读书，将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党的螺丝钉，拧哪儿哪儿成，时刻听从党的召唤。

后来了解到周总理1967年4月19日就从广州返回北京，一天也没休息连轴转，又去听取武汉军区陈再道、政治委员钟汉华汇报武汉“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周总理为了中国的前途，为全国人民的安危，呕心沥血，鞠躬尽瘁，苦撑危局。周总理是全世界人民敬佩的一代伟人。

“文革”这场摧残精英的运动，值得反思，如何避免这种内耗发生，值得总结，应该成立一个“文化大革命”纪念馆，警醒后人，千万别搞这种“大革人命”运动。不能让民族灾难重演，要尽快实现强国梦！

1965年进入北工大，只上了一年基础课，二年级就开始停课闹革命。整天只许学习“毛选”，背老三篇，战备疏散，下乡劳动。1970年我们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向社会。我们的技术理论水平如何，我们每个人心里明镜似的。走向社会，边干边学习，是我们的共同特点。努力学习，拼命学习，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

周秀云，1946年3月生，中共党员。

1965年9月—1970年7月　北京工业大学6543班；

1970年8月—1987年6月　张家口地区化工厂（助理工程师）；

1979年2月—1980年7月　脱产，电视大学学习英语（三个学期）；

1984年7月—1984年12月　脱产，张市师专学习英语口语；

1984年12月—1987年7月　厂教育科教英语（教师）；

1987年7月—1988年6月　北京大兴县磷肥厂技术科（工程师）；

1988年6月—1994年1月　北京大兴县外经贸委（科长、副局长调研员）；

1991年10月13日—1991年10月26日　日本（筑波大学），联合国教科文委主办的亚洲农业教育研讨会；

1994年1月—2000年1月　北京大兴区开发公司工贸五公司（副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