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绷的神经,酿成大错的笑话

(长春、济南)

“文革”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向“名人”开战。查查党政名人是不是“走资派”?批批学术上的名人是不是“反动学术权威”?文化艺术界尤甚。运动初期，造反派群众组织采取革命行动，几乎把这些人都关进了“牛棚”。何谓“牛棚”?不是农牧民养牛的棚圈，是指关押“牛鬼蛇神”的地方。此话有出处。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社论的标题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号召“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把“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听听这语句，火药味十足，字字像炮弹，谁能躲过这一难?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摄影棚房顶瓦盖上写出了巨幅标语：“庙小妖风大，水浅王八多”，一时传遍大江南北。那个时候，全国看北京，步步紧跟，唯恐落后不积极，被骂对毛主席不忠，长影当然也不会例外。据说，这些人被关押之后过着如狱中犯人一样的生活，受尽了污辱，有的人还遭过毒打，也有自杀事件发生。我搞专案外调回厂，见到的只是他们每天定时列队跑步，领跑人是原副厂长袁小平。大伙开玩笑说，袁厂长原来当头，进了“牛棚”还是当头，人家就是个当领导的材料。这些人经过审查、学习，接受批判，写认罪书之后，大部分都陆陆续续走出了“牛棚”，也就是说，审查过关了，解放了。但是，他们的精神面貌大不如从前了，一个个都少言寡语，噤若寒蝉，唯唯诺诺，真达到了《社论》号召的，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威风扫地”。如果再深入一步接触了解，会发现，他们普遍有慌乱、紧张、焦虑、恐惧等害怕情绪。害怕是人的一种本能，是理性之外的东西，因此，它是统治权力的一种有效心理控制工具。被控制者的神经几乎时刻紧绷着，紧绷就容易错乱，甚至断裂，常言道“越怕越出鬼”，差错就容易发生，而且好奇怪，差错都往往出在致命的“政治”上。?

1968年下半年，吉林省的省直文化艺术单位集中住到长影大院里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由“工宣队”(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军宣队”(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来领导。那时的长影院子大，房子多，光是摄影棚就有七个，还有大大小小的录音棚、放映间，等等，足够京、评、话、歌、杂、吉等剧团院来安营扎寨。我们长影的艺术片室被安排在主楼(伪满映保存文物建筑)二楼，要求军事化管理，分配到的番号叫“二连”。被任命的连长是长影的转业军人王爱集，此人不极“左”，善待老同志、老艺术家，很有人缘，人们喜欢叫他的外号“王老吉”，就和现在市面上和广告里出现的饮料易拉罐名字一样。艺术片室的体制就是原有的六个创作组的体制，按原班人马分成六个排。我被分配到五排，即办班之前的第五创作组。创作组的人马很全，有导演、摄影、美术、制片、剧务、服装、化妆、道具及他们的副手、助理等，可以组建三四个摄制组。我们睡通铺，每个屋两层。我睡在二层，左侧是武兆堤(导演)，右侧是袁乃晨(导演)，这是组织上有意安排，意思是照看他们，因他们刚从“牛棚”里出来，怕出什么差错。这些人除了像我这样大学毕业刚分配来的人以外，大家都比较熟悉，很多是一起拍片时的合作者，所以，总的气氛是和谐融洽的，可是，小心又小心还是出了纰漏。

一件事是出在导演武兆堤身上。一次全连在七棚楼上建设未完工的大屋子里开大会，大家都是找个砖头、木头之类东西席地而坐。武兆堤坐的也是摞在一起的几块砖。记不清大家发言说的是什么了，武兆堤抢着举手要求讲话。被大会主持人允许后，他可能很激动，匆忙起身奔向前面，座下的砖头子倒得稀里哗啦。他高举拳头喊出了一句让大家吃惊的口号“打倒毛主席!”立刻引起全场骚动，有人要上去揪斗他，更多人还一时没反应过来。武兆堤马上纠正：“我说错了，罪该万死!打倒刘少奇!毛主席万岁!”他这个言还怎么发?立刻被轰了下去(实际上是保护他)。我们第五创作组的革命群众当场宣布，回去我们开会，要好好批判他……在场的人心里都很清楚，他是当时激动说错了话，把“打倒刘少奇!”和“毛主席万岁!”这两句用得最频繁、最烂熟的口号混搭在一起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武兆堤爱激动，一激动就语无伦次。不过，批判还得进行，回组后大家发言狠狠地批判了他。有人还明确质问，“你是不是关在‘牛棚’里就心想着这句反动口号啊?!”他坚决否认，只承认，一时嘴不听使唤了。会开完，也就完事了，排长向工宣队、军宣队一汇报，就没事了。

武兆堤是位很有成就的电影艺术家，他导演的影片《地下尖兵》、《冰上姐妹》、《英雄儿女》，还有和苏里联合导演的《平原游击队》，都是那个时代家喻户晓的电影。他是个老共产党员，怎么会去反毛主席呢?如果有真正心里反的人也不会傻到在公众面前喊出来。

另一件事是出在我们五排美工师王崇身上。他也是位老电影艺术家，参拍过很多影片。为了庆祝节日，美工车间搭建游行彩车，王崇经过时看了看，很瞧不起，顺嘴溜出一句不屑之词“这整的啥玩意儿啊?像棺材!”他觉得没什么事，说完就走了，可是有人向工宣队、军宣队汇报了。这事也反映到我们组，又得开会批判。这次批判，连他是地主出身都联系上了。不过，开会说说就算完事，现在，大概也就是我这个收集笑话的人能记住。

二连也不定期地出个油印小报，发动大家写稿，配合“学习班”各项活动进展起宣传鼓动作用。工宣队、军宣队指定由我负责组稿、编校、印刷、出版、分发，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内容是向上级领导汇报呈送。胡臣(老服装师)管油印；张琪(导演，后调到峨影与吕亚林合作导演了电影《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负责刻蜡版。他字写得好，工作很认真，辛苦忙累也无怨言，可是，不知怎么搞的，刻写到关键语句上他总爱漏字，少了一个字就成反意，就“反动了”、“反革命了”。我每次给他校对出来他都很紧张，忙致歉，忙修改，我得赶紧安抚，帮他修改。为了不漏痕迹招惹横祸动了不少脑筋。

还有一件事就更滑稽可笑了，但不是发生在长影。那个时候，地方戏曲剧团演出了一批革命现代短剧，要求电影厂选取拍摄，长影选中了山东吕剧《半边天》，由吕剧名角郎咸芬主演。因刘国权导演早在1957年就拍摄过吕剧影片《李二嫂改嫁》，也是郎咸芬主演，这次任务又交给了他。我被安排当刘导的助手，随同他一起去山东济南看戏，还和吕剧团的领导、主创人员一同去了微山湖附近的鱼台县深入生活。一路上大家解闷儿说了一些“文革”中的笑话，其中吕剧团郭团长讲的笑话能称得上“叹为观止”了。他说，他们那有位“老兄”，发言时先念毛主席语录(这是那个年月的规矩)，把同一段毛主席语录念错了两次，而且，两次都是在关键词语上出了错误。这段语录不长、也不复杂，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可是，这位“老兄”怎么念的?第一次是：“最高指示：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千万不要阶级斗争!’……”大家群起声讨，把他吓得忙骂自己“罪该万死!”马上重念：“最高指示：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千万要忘记阶级斗争!’”又错了，错得可真够“反动”了。郭团长讲到这儿，大家已经笑得前仰后合了，后来的事他没再讲，大家也没兴趣追问。相类似的笑话别人又补充了几个，可惜，没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