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的恩情多种多样：养育之恩、救命之恩、知遇之恩、教诲之恩……但最大的恩情莫过于中国共产党拯救民族危亡、解人民于水火，为人民大众求解放、谋幸福之恩，可谓比天高比海深，得到全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戴。
大凡施恩者既有类型的不同，更有不同之目的。
有一种施恩是出于怜悯之心，是不图回报的，韩信为布衣时家贫，而他心怀大志，不屑做工务农，曾在友人家寄食为友妻所忌，不得已拿个钓竿在河边钓鱼，饭食无着，有一漂母怜惜而给食，韩信很是感激，说：“吾必有以重报母。”漂母怒道：“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当今社会这种不图回报扶危济困的事例俯拾皆是，诸如舍身救人，捐赠救灾，资助失学儿童、贫困大学生，资助治病，义务服侍老人、收养孤儿、弃婴等。他们这样做的初衷并不认为是一种施恩，而看成是一种社会责任。因此，他们的这种善举是纯真的、无私的，是中华民族高尚的道德情操，是人性的美德。他们这样做了，便会感到一种内心的愉悦，帮助了需要帮助的人，才体现了人生的价值，活着才算真正的有意义。
有一种施恩是出于义愤，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用现时的话说叫见义勇为。《水浒传》中鲁提辖拳打镇关西，解救金家父女就是一个典型。在现代社会中不乏司法救助，比之封建社会的鲁莽汉子用拳头解决问题当然要文明、理智得多，符合法制社会的行为规范。这种施恩自然不会想到事后要任何回报了。
有一种知遇之恩也很纯洁、高尚。家喻户晓的桃园三结义，刘备看准了关、张二人武艺高强，能为他所用而与之拜把子。同样，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更是看准了他的旷世之才，能为他匡扶汉室发挥作用而礼贤下士、冒雪登门的。这样的知遇之恩促使了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竭尽全力辅佐他的蜀汉事业，是谓“士为知已者死”。这种知遇之恩中极易带有不顾政治倾向的盲从性，是不值得提倡的。
有一种施恩者带有某种企图，是别有用心，甚至可以说是包藏祸心的，吕不韦于异人就是如此。秦昭王四十二年，异人（子楚）为秦质于赵，秦数攻于赵，赵不甚礼子楚……车乘进用不饶，居处困，不得意。吕不韦贾邯郸，见而怜之，曰“此奇货可居”。于是重金资助异人广交宾朋，又重金贿赂华阳夫人，为异人多方游说，使其得立为嫡嗣，是为子楚。秦孝文王元年子楚上台，是为庄襄王。其先，吕已将有孕在身之姬赠异人。庄襄王在位三年崩。太子政立为王，尊吕为相国，号称“仲父”。至此，吕不韦施恩于异人的目的达到了，开始收取回报了。但让他始料不及的是结局并不好——被儿子逼得饮鸩而亡。大概这就是古人说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统统都报。吕不韦在异人身上下功夫，在他处于困境时帮助他，是利用他来窃取秦国啊！下场可悲，却是咎由自取。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受人恩惠应当感恩戴德，知恩必报是做人的基本。韩信功成名就后不忘漂母就食之恩，赐以千金。此前，蒯通曾三番几次力劝韩信背汉自立，韩信不干，说：“汉王遇我甚厚，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闻之，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岂可背义向利乎？”韩信怀着感恩之心，为刘邦打败项羽倾尽全力，刘邦承认：“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
陈毅元帅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就没有淮海战役的胜利。形象地说明了老百姓与共产党的血肉联系，共产党是施恩者，人民对于共产党同样也是施恩者。共产党正是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才能得以迅速发展壮大。
古往今来，多数感恩者是能做到知恩报恩的，但恩将仇报者也不乏其人，民间此类事例不少。现实生活中为什么出现面对跌倒的老人、途遇发病者、车撞的而不能伸手相救呢？皆因诸多顾忌而不敢上前，其中最主要的是担心遭诬陷，好心没有好报。恩将仇报者要算古代的帝王了，刘邦是最著名和恶毒的一个。著名的“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就出产于他刘氏名下，死在他手下的韩信、彭越、英布……应该都是冤死鬼。后世的许多帝王效法于他，冤死的人更是不计其数。
总之，施恩不能图报，感恩之心却万万不能没有。人类社会朝着文明程度越来越高的境界前行，更应相互关爱，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大家都多一点公德、美德，多给别人一点帮助，养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和谐共生，和谐共存。
2001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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