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这是一门非常特殊的文化艺术，无论是语言结构、诗形韵律、修辞模式等方面，最具有文本和个人的鲜明特色。特别是表现技巧上的“天工人巧日争新”，总是更换不迭，所以其先锋性与锐意进取的书写姿态，往往具有开辟历史新路的文学意义。但同时也最容易引起争议与驳难，每次发生大的历史变革莫不如此。在今天，诗歌又面临着一场求变创新的艰苦探索，现代新诗应当怎样写?诗是什么？直到如今都难以界定，要讲清楚诗的美学本质同样困难。因此，一方面诗人主体要有敢为人先的胆识，但又不可过于浮躁而迷失方向；另一方面也要求读者(半个诗人)和评论家冷静地对待，给予歌吟者心理上的自由和艺术探求的支持。自古洎今，诗的变易似乎都在寻找或发现一种新的语言与文体，对于每一位诗人而言是艰难而幸运的。法国的波特莱尔、瓦雷里，美国的惠特曼、女诗人狄金斯、庞德，我国的郭沫若、徐志摩、艾青、北岛，都是开一代新风的大诗人，名扬中外史册，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人类诗歌前进的踪迹。
从历史发展看，我国白话诗总是处于不断衍变与摸索之中，它必须适应不同时代的要求，使诗思诗情能够满足读者的意愿。诗向来以艺术美为旨趣，要将艺术美感和社会人生相统一起来，去追寻生命与人生的意义和情韵，即人生艺术化的共同追求。清代诗人赵翼早已洞悉此中的真谛，在《论诗》中借诗论诗曰：“词客争新觉短长，迭开风气递登场。自己已有初中晚，安得千秋尚汉唐。”两汉前后的古诗且不论，唐诗本身也分为三个不同阶段，宋元两代又出现词曲新体，“千秋尚汉唐”根本不存在。“经典”作品只能代表一个历史进程的辉煌，既不可逾越更不能复制，所以应当是“江山代有人才出”!自从新诗取代格律体旧诗词后将近一百年了，大致可以分成三个“30年”的转变，从20世纪新时期开始的我国诗坛呈现出一个多元化的新局面，由于冲破思想牢笼而使创作异常活跃起来。尽管流派迭出，各自的主张不同，但是大家认定不外乎分为三大类型：传统派、崛起派和稳健派(又称上园派)。“传统派”指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道路的诗歌，以突出表现生活风貌为主导；“崛起派”指朦胧诗及以后的各种现代派写法，以书写个人内心隐秘为侧重点；“稳健派”倡导超越前两种存在偏颇的观点，走“第三条道路”，主张中西诗艺的大融合，开拓新路，引入新的动力与活力。看来大多数诗人和诗论家力挺第三种诗歌，因为“移植要本土化，继承要现代化”(袁忠岳语)。那种实行全盘西化的做法已然行不通，台湾当代诗人曾有深刻的教训，终于放弃超现实主义的实验，如洛夫、痖弦、余光中等人。当然，一味“守旧”停滞不前，拒绝吸纳外来先进的技巧，很难获得新的成就，诗者必须与时代同步发展。
正是在这种特定的人文语境中，给新诗探索开拓了巨大的艺术空间，有志者必有所获。当然绝非是盲目的个人行为。不可否认，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新诗开始走向式微也是始料未及的，究其根由不在社会外部环境，而是自身审美趣味出现了严重的偏失，对许多宝贵的精神资源缺乏认识——中国的现状与历史传统，人民的生存状态、感情世界等，“都在个人写作中被消解了”(吕进语)，随之而来的是如何发展自由体新诗，提倡诗式的多样化，完成格律体化诗体建设的问题，都成了诗歌美学的重要使命。大约在十余年前，从香港走出了一位女诗人蔡丽双，她没有任何侃侃而谈的宣言，却选择了走中间的道路，独自默默地耕耘着，作品新颖俏丽，有质有量，引起了中外诗歌界的青睐与肯定。她的诗歌创作，既重视吸收“唯美”的现代诗艺，又坚守本土化、民族化的正确路向，志在“酿造独具个性/一脉诗泉”(《天上人间·诗路》)。最为突出的贡献是：“她创立了一种既现代化又传统的小诗体，具有爱的精神高度和思想深度”(见本书《试论诗人对诗歌美学的追求与贡献》)，不禁令人叹服!
此书2009年由香港文学报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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