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诗歌在五代的传播与流行

（一）白居易诗歌在五代传播与流行概况

五代诗坛承接晚唐而来，苦吟诗风与宗白诗风十分兴盛，尤其是追慕白居易闲适之作，更成为诗坛主流。贺中复先生说：“五代诗风最盛者当推宗白一派：就此期主要诗人70家计，追风白居易的不下五分之三，在今存诗200首以上的11家中，可归为此派者竟多达8家，且均为五代著名诗人；至于其所覆盖的地域，较集中于楚之衡山、吴之庐山的贾、姚派要广泛得多，南方前后蜀、吴越、闽、南唐和中原后唐、后周都涌现出规模不一的创作群体。”^[63]

五代诗坛上承李唐，下启赵宋，启承的大致时间，郑方坤在《五代诗话·例言》中说：“诗盛于唐，而纵横变化于宋。五代虽云中熄，源流正变，正自一脉相承。历观前志，殷文圭、杜荀鹤等作，犹唐音也；徐铉、陶穀、郑文宝诸人，则宋调矣。”^[64]虽是见仁见智之言，但指出五代诗坛的阶段性无疑是有启发意义的。为了便于叙述，借鉴贺中复先生的观点，即以南唐（937）建立为界，将五代诗坛分成前后两个时期。同时，又以地域为纬，将五代十国的诗人分为：西蜀作家群，南闽作家群，吴越、南唐作家群，北方作家群，四个地域性诗人群，来简要阐述白居易诗歌在五代传播流行的情况。

其一，白居易讽谕诗对五代前期诗坛的影响。

五代诗坛之宗白在南唐开国前，主要是延续晚唐皮日休、陆龟蒙、聂夷中、刘驾、杜荀鹤、罗隐等一大批寒门文人重视白居易讽谕诗作的风气，代表作家大都是由唐入五代者，如张为、吴融、贯休、韦庄、黄滔、郑谷、卢延让等等。

唐末天下大乱，先是黄巢起义，铁骑踏遍大半个中国，继而强藩火并不断，朱温拥兵自立，整个北方陷入无尽的战火之中，文人们纷纷南逃，著名诗人韦庄、贯休入蜀，韩偓、李洵、郑谷入闽等等。伴随着大批中原诗人的入川，使晚唐重讽谕、重功利的浅切诗风在西蜀诗坛得以延续。“衣冠之族多避乱在蜀，帝礼而用焉，使修举政事，故典章文物，有唐之遗风。”^[65]宗白诗风在前蜀迅速扩大，韦庄甚至被誉为“香山之替人”。^[66]此外，贯休、卢延让、欧阳炯、杨士达等前蜀诗人群都以白居易为学习对象。

韦庄诗题材多样，诗歌风格清丽与沉郁并重，其乐府诗无论是主题内容还是形式风格都与白居易乐府讽谕之作有明显相似之处，以至于《南阳小将张彦硖口镇税人场射虎歌》长期被误入白居易诗作。其《秦妇吟》，借秦妇之口真实再现唐末长安大动乱的社会现实。吴庚舜、董乃斌先生也认为韦庄前期诗作有诗史的意义。^[67]其创作，继承白居易叙事、白描的方法，寓讽谏于白描之中，融抒情于叙事之内，诗风浅近平易，正如胡震亨评价韦庄诗时说：“五代十国诗家最著者，多有唐遗士。韦端己（庄）体近雅正，惜出之太易，义乏闳深。”^[68]雅正即追求儒家诗教，平易自然不是韦庄诗作的全部，但乐府诗作却有浅易之处，这也是更好发挥诗教的选择。

作为方外之人的贯休，自然写有大量的禅悦隐逸之作，但他也有不少诗作直视社会问题，如《对月作》：“今人看此月，古人看此月。如何古人心，难向今人说。古人求禄以及亲，及亲如之何？忠孝为朱轮。今人求禄唯庇身，庇身如之何？恶木多斜文。斜文复斜文，颠窒何纷纷。”^[69]用古今求禄作对比，揭示士风日下与社会颠窒的残酷现实。《行路难》五首，带有明显的讽谕劝世色彩，如其五：“君不见道傍树有寄生枝，青青郁郁同荣衰。无情之物尚如此，为人不及还堪悲。父归坟兮未朝夕，已分黄金争田宅。高堂老母头似霜，心作数支泪常滴。我闻忽如负芒刺，不独为君空叹息。古人尺布犹可缝，浔阳义犬令人忆。寄言世上为人子，孝义团圆莫如此。若如此，不遄死兮更何俟。”^[70]直接抨击忠孝沦丧的世风。贯休还笔触现实政治，直刺官场黑暗，如《拟君子有所思二首》其二：“安得龙猛笔，点石为黄金。散为酷吏家，使无贪残心。甘棠密叶成翠幄，款凤不来天地塞。所以倾国倾城人，如今如今不可得。”^[71]有同情民生疾苦的，如《东阳罹乱后怀王慥使君》其四：“魄慑魂飞骨亦销，此魂此魄亦难招。黄金白玉家家尽，绣闼雕甍处处烧。惊动乾坤常黯惨，深藏山岳亦倾摇。恭闻国有英雄将，拟把何心答圣朝。”^[72]与白居易讽谕精神颇为一致。

除具体作品外，贯休在诗论上也与白居易有一致的地方，他在《寄冯使君》诗中说：“为文攀讽谏，得道在毫厘。”^[73]其诗作多乐府，批评的对象多为奸臣酷吏、纨绔子弟，同情不平的多为樵夫桑女、士卒游子，以至于吴融在给《禅月集》作序时说：

夫诗之作者，善善则咏颂之，恶恶则风刺之。苟不能本此二者，韵虽甚切，犹土木偶不生于气血，何所尚哉？……呜呼！亦风俗使然！君子萌一心、发一言，亦当有益于事，矧极思属词，得不动关于教化？……太白、乐天既殁，可嗣其美者，非上人（贯休）而谁？丙辰岁，余蒙恩诏归，与上人别。袖出歌诗草一本，曰《西岳集》，以为尽矣。窃虑将来作者，或未深知，故题于卷之首。^[74]

吴融论诗极重儒家“美刺”“教化”传统，推崇国朝李白歌诗为“不失颂咏风刺之道”，认为白居易新乐府五十首是“亦一时之奇逸极言”，视贯休是白居易讽谕教化精神的继承者。晚唐五代著名诗人黄滔、牛希济都反对轻艳，重视诗教，是讽谕诗歌理论的倡导者，如黄滔在《答陈磻隐论诗书》中说：

“先立行，次立言，言行相扶，言为心师，志之所之以为诗。”斯乃典谟训诰也。且诗本于国风王泽，将以刺上化下。苟不如是，曷诗人乎？今以世言之者，谓谁是如见古贤焉？况其笼络乎天地日月，出没其希夷恍惚，著物象谓之文，动物情谓之声。文不正则声不应。何以谓之不正不应？天地笼万物，物物各有其状，各有其态。指言之不当则不应。由是圣人删诗，取之合于韶武。故能动天地，感鬼神。……且降自晋、宋、梁、陈己来，诗人不可胜纪，莫不盛多猗顿之富，贵垒隋侯之珍。不知百卷之中、数篇之内，声文之应者几人乎？大唐前有李、杜，后有元、白，信若沧溟无际，华岳于天。然自李飞数贤，多以粉黛为乐天之罪。殊不谓三百五篇多乎女子，盖在所指说如何耳。至如《长恨歌》云：“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此刺以男女不常，阴阳失伦。其意险而奇，其文平而易。所谓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自戒哉。^[75]

牛希济指责当时的文坛道：“唯君子之文而已。且时俗所省者，唯诗赋两途，即有身不就学，口不知书，而能吟咏之列。是知浮艳之文，焉能臻于理道？今朝廷思尧舜治化之文，莫若退屈、宋、徐、庾之学，以通经之儒，居燮理之任，以杨孟为侍从之臣，使居仁义治乱之道，日习于耳目。所谓‘观乎人文，可以化成天下’也。”^[76]此外，卢延让诗风近似白居易，“延让吟诗，多著寻常容易语”。^[77]《十国春秋》也说：“延让诗事薛能，不尚奇巧，人多诮为浅陋，独吴融重其作，称盛于时，且云：‘语不寻常，后必垂名。’”^[78]西蜀欧阳炯、杨士达还曾拟作白居易《讽谏》诗五十篇等等。可见，西蜀诗坛前期自然延续晚唐宗白居易讽谕诗的传统。

晚唐五代闽地著名诗人黄滔也是宗白的代表诗人。黄滔论诗重讽谕诗教，反对艳丽浮化，已见上文。洪迈评其诗为：“清淳丰润，若与人对语，和气郁郁，有贞元、长庆风概。”^[79]这里的贞元、长庆风概即元白体诗歌。其作品题材多样，寄情山水、羁旅之愁、诗酒酬唱、困顿科场等等，其反映时艰民困也是重要的一个方面，如《书事》：“望岁心空切，耕夫尽把弓。千家数人在，一税十年空。没阵风沙黑，烧城水陆红。飞章奏西蜀，明诏与殊功。”^[80]揭示赋税给百姓带来的痛苦；《旅怀寄友人》：“重叠愁肠只自知，苦于吞蘖乱于丝。一船风雨分襟处，千里烟波回首时。故国田园经战后，穷荒日月逼秋期。鸣蝉似会悠扬意，陌上声声怨柳衰。”^[81]则反映战争的巨大破坏；《秋夕贫居》：“听歌桂席阑，下马槐烟里。豪门腐粱肉，穷巷思糠秕。孤灯照独吟，半壁秋花死。迟明亦如晦，鸡唱徒为尔。”^[82]揭示贫富悬殊的社会现实。这些诗作是其诗论的直接体现。此外，黄滔奖掖后进，大批闽中文士如翁承赞、陈峤、黄璞、林宽、陈樵等都与之关系甚密。

吴越、南唐是五代文化中心，诗坛唱和之风盛行，君臣重文尚士，是宗白诗风盛行的重镇。吴越王钱氏，世代好文，钱鏐好以俗语方言、吴地风物入诗，使“吴越宗白诗风进一步走向大众化而成为五代俚俗诗的典型”。^[83]此外，通俗诗僧群体突出，著名诗人贯休曾居吴越多年，众弟子诗风近似白居易，后贯休入蜀，对西蜀诗坛前期宗白之风有深远的影响。

吴地著名诗人杜荀鹤、郑谷、王贞白等人重儒家诗教，诗歌注重反映社会现实。杜荀鹤前面已有述及，这里从略。郑谷诗“清婉明白，不俚而切，为薛能、李频所赏”。^[84]宋人祖无择说：“当时正人多称其善。尤工五七言诗，为薛能、李频所知。有《云台编》与外集凡四百篇行焉。大夫家暨委巷间教儿童，咸以公诗与《六甲》相先后，盖取诸辞章清婉明白，不狎不野故然。”^[85]汪师韩将郑谷与白居易并提：“香山《长庆集》，必老妪可解；郑谷《云台编》，必小儿可教。”^[86]可见，其诗风平易似白的一面。

郑谷有《云台编》《宜阳集》，其中后者已佚，现存诗三百多首，感慨时事、颠沛流离就达百首之多。如《摇落》：“夜来摇落悲，桑枣半空枝。故国无消息，流年有乱离。霜秦闻雁早，烟渭认帆迟。日暮寒鼙急，边军在雍岐。”^[87]写战乱流离的悲辛。他的《巴江》《峡中》《游蜀》《漂泊》如同诗史，记录自己奔亡的过程。“最值得注意的是《云台编》中占三分之一的奔亡诗。黄巢起义后，唐末重大的政治军事动乱几乎都能从郑谷漂流江湖的一叶破舟中直接或间接地得到反映。”^[88]这些诗作与黄滔有相似之处，即夹杂着感时伤事与自己的困顿失意，使诗歌充满伤感色彩。

王贞白，字有道，号灵溪，信州永丰（今江西广丰）人。唐末五代著名诗人，曾自编《灵溪集》七卷，现存一卷，计八十余首。其中以五言律诗为主，共计五十余首，内容多为山水记游、次韵酬唱之作，诗风平易质朴，又不乏精练警策，这与晚唐学白一味追求浅易有别。

此外，孙鲂诗学郑谷，曾与沈彬、郭建勋等慕白诗人结社唱和，诗作多为抒发富贵闲情，对白居易闲适诗作有明显继承。同时，这也预示着五代宗白诗风在学习白居易诗歌内容方面的重大转变。

其二，白居易闲适诗与伤感诗对五代后期诗坛的影响。

吴天祚三年（937），徐知诰废帝自立，次年改名李昪，定国号为南唐。南唐建立前后，由晚唐步入五代的诗人逐渐凋零，新生代诗人开始步入诗坛，五代十国文学进入中后期。学习模仿白居易诗歌也进入一个新阶段，闲适诗作成为诗人追慕的主要对象。另外，由于西蜀与南唐经济较为发达，社会相对稳定，历代统治者优待文士，再加上浓郁的文化底蕴使得南方诗人群体主要集中在这两地。西蜀诗坛后期，浮靡之风渐起，词风渐盛，文人纷纷醉入花间，诗坛渐次走向衰落。相比之下，南唐作家群与北方作家群成为当时诗坛学白的主流。

早在吴国中后期，宗白诗风已经发生变化，孙鲂虽“性聪敏好学，唐末都官员外郎郑谷，避乱归江淮，鲂从之游，故其所吟诗颇有郑体”。^[89]但他与名臣李建勋、沈彬等人结社唱和，其诗歌内容已由针砭时政、感叹时艰、同情民困，渐次过渡到吟咏山水草木，抒发富足闲适之情，与白居易中晚年的闲适诗十分相近，学习白居易诗歌的内容发生变化。

南唐延续吴国酬唱之风，君臣宴游频繁，应制之作甚多，位尊富足、悠然自得的文人、官僚，其唱和的内容忧国忧民的成分锐减。另外，南唐不似后蜀，南唐烈祖、中主尚能励精图治，王朝的一度强盛使得君臣并未一味沉迷于风花雪月之中，文臣们尚存一息事功之心，但随着南唐国力的萎缩，衰世情调日增，加上南唐党争日益尖锐，其伤感与无奈充斥在诗歌字里行间，白居易散淡闲适、知足无闷的人格与诗歌，使他们从中得到一丝慰藉，诗歌风格总体呈现出一种闲逸、淡远的情趣。

南唐诗坛奠基人之一的李建勋是南唐前期宗白诗风的核心，与之稍后而起的徐铉、韩熙载、冯延巳、乔匡舜、张洎等人都是宗白诗风的代表，他们的诗歌与五代前期学白居易侧重儒家事功、注重现实人生不同，具有明显的闲逸散淡之气。李建勋出身名门，好学能文，尤精于诗，有《李建勋集》二十卷存世，其为人高雅脱俗，《玉壶清话》卷一〇《江南遗事》载：“钟山相李建勋，少好学，风调闲粹。……其为诗，少犹浮靡，晚年方造平淡。营别墅于蒋山，泉石佳胜。再罢相，逼疾求退。以司徒致仕，赐号钟山公。……尝畜一玉磬，尺余，以沈香节安柄，叩之声极清越，客有谈及猥俗之语者，则击玉磬数声于耳。客或问之，对曰：‘聊代洗耳。’一轩，榜曰‘四友轩’。以琴为峄阳友，以磬为泗滨友，《南华经》为心友，湘竹簟为梦友。果遂闲旷，五年而卒，江南之佳士也。”^[90]这种情趣雅好与其追慕白居易闲适之作有一定关系。

李建勋诗作无论是为官时期的次韵赠答还是归隐山林的闲适感伤，诗风都平淡浅易，充满富贵闲适之气，是宗白诗风的典型。如为官时期的诗作《尊前》：

官为将相复何求，世路多端早合休。渐老更知春可惜，正欢唯怕客难留。雨催草色还依旧，晴放花枝始自由。莫厌百壶相劝倒，免教无事结闲愁。^[91]

官显位尊，位极人臣的李建勋在诗中抒发的却是人生苦短、淡泊名利、及时行乐的闲愁逸趣，而且此类诗作不在少数，这与白居易晚年心态十分相似，诗歌风格上，更是追求浅显通俗，明白如话。如：

才得归闲去，还教病卧频。无由全胜意，终是负青春。绿柳渐拂地，黄莺如唤人。方为医者劝，断酒已经旬。^[92]

——《春日病中》

携酒复携觞，朝朝一似忙。马谙频到路，僧借旧眠床。道胜他图薄，身闲白日长。扁舟动归思，高处见沧浪。^[93]

——《闲游》

秋光虽即好，客思转悠哉。去国身将老，流年雁又来。叶红堆晚径，菊冷藉空罍。不得师相访，难将道自开。^[94]

——《闲居秋思呈祥松二公》

朝始一枝开，暮复一枝落，只恐雨淋漓，又见春萧索。侵晨结驷携酒徒，寻芳踏尽长安衢。思量少壮不自乐，他日白头空叹吁。^[95]

——《惜花寄孙员外》

诗歌中充斥着“归闲”“闲游”“闲吟”“身闲”之类，至于晚年归隐山林之后，其闲淡自适、保和知足甚至慵懒安逸也毫不讳言，如《清明日》：“他皆携酒寻芳去，我独关门好静眠。唯有杨花似相觅，因风时复到床前。”^[96]崇高的政治地位，使得浅易的宗白诗风迅速风靡，孙鲂、沈彬与之结社唱和于前，徐铉继承发扬于后，宗白诗风成为五代诗坛最主要的诗歌风尚。徐铉的诗歌有专章阐述，这里从略。

与南方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不同，中原腹地则饱经战乱之苦，文化遭到极大破坏，诗坛甚是凋零，当时文化中心无疑是在南方。直到后周，北方才日趋稳定，文化也得到一定的恢复，诗坛宗白之风也逐渐盛行起来，如后周陶穀就是宗白代表诗人，他在《龙门重修白乐天影堂记》中说：“《祭法》曰：‘法施于人则祀之。’《洛书》曰：‘王者之瑞则图之。’世称白傅文行，比造化之功，盖后之学者若群鸟之宗凤凰、百川之朝沧海也。秉笔之士，由斯道而取位卿相者十七八焉，得不谓法施于人耶？王者之瑞耶？”^[97]对白居易甚是推崇，只可惜其诗歌散佚殆尽。就连政坛“不倒翁”冯道，其诗风亦有畅达浅切近似白居易之处，《宋朝事实类苑》中曾记载：“枢密邵公，亦蒙见知，屡加论荐，尝谓余诗浅切，有似白乐天。一日阅相国寺书肆，得冯瀛王诗一帙而归，以语之，公曰：‘子诗格似白乐天，今又爱冯瀛王，将来捻取个豁达李老。’”^[98]至于入宋之前的李昉、李至就是典型的宗白诗人了，后有专章论述，此处暂且不论。

总之，处于诗坛低谷的五代，宗白诗风是其诗坛的主流。五代前期承接晚唐之风大多追慕白居易的讽谕之作，进入中后期，学习模仿白居易诗歌也进入一个新阶段，闲适诗、感伤诗成为诗人追慕的主要对象，尤其在文风郁郁的南唐，诗坛几乎是一色的宗白诗人。对此，贺中复先生也说：“五代诗风最盛者当推宗白一派：就此期主要诗人70家计，追风白居易的不下五分之三，在今存诗200首以上的11家中，可归为此派者竟多达8家，且均为五代著名诗人；至于其所覆盖的地域，较集中于楚之衡山、吴之庐山的贾、姚派要广泛得多，南方前后蜀、吴越、闽、南唐和中原后唐、后周都涌现出规模不一的创作群体。”^[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