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出治民一半的严苛与智慧去治官

反腐专家王明高近日撰文指出，对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贪污受贿犯罪，《刑法》以五千元为起刑点，而普通公民的盗窃罪则以五百元为起刑点。贪污受贿犯罪者对社会的危害更大，但令其入罪的起刑点却比盗窃罪高出许多，违反了罪刑相适应原则，显示出刑法面前“官民不平等”的倾向。

专家谈到了“罪刑相适应原则”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我觉得还有一种老百姓朴素的“常识比较理性”：一笔公款锁在钱柜中，某个平民偷偷撬开钱柜拿走钱，这是盗窃；而某个官员凭借着权力用钥匙打开钱柜把公款据为己有，这是贪污——两种行为的危害本质是一样的，只是拿钱者的身份和形式不同。法律应符合人们这种朴素的正义感觉，官员贪污的起刑点起码不能比平民盗窃的起刑点高。

随便再举一个例子，普通公民干车匪路霸的活儿，利用暴力抢劫他人财产，所犯的抢劫罪在刑法中那是非常重的罪，轻则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重则得掉脑袋——比照着看的话，比如前天晚上央视《焦点访谈》曝光的江西上栗警方，对来往运输烟花爆竹的合法车辆疯狂地进行罚款，如此利用公权暴力以乱罚款强占民财，不也是一种赤裸裸的“抢劫”吗？而且这种公权抢劫比普通抢劫的危害性和主观恶性大多了。可法律和有关规定对这种行为非常宽容，一般都轻飘飘地定位为“执法不规范”，称为“不正之风”，至多称“严重违纪”；处罚也轻，无非党内警告，至多降级、撤职。

常有专家说中国的反腐是多么的复杂、多么的难，我想，如果能拿出哪怕治民一半的严苛和智慧去治官反腐的话，腐败恐怕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问题是，正如前面两个例子显示的那样，我们的法律和制度有一种官民区别对待的严重歧视：如果一种制度的治理对象是普通公民，要求普通公民承担某种义务，制度规范就会非常完备、缜密和严苛，处罚会非常严厉；而如果规范的是官员，要求官员承担某种义务，制度就会非常不完备、粗糙和漏洞百出，语气明显非常虚，甚至缺少“不遵守会受什么惩罚”的起码罚则。

再随手拈来一个例子。司法部前几天宣称将实行“领导子女从业情况申报登记制”，这个制度如能得到执行当然非常好，能有效地遏制腐败，但这个规定实际上缺乏严苛、完备的规定，容易沦为“想登记就登记、不登记就拉倒”。

治官时是如此松垮，而治民时呢？就拿年收入过十二万者自行申报个税来说，这跟“领导子女从业情况申报登记”一样，也是要求自行申报。看，为了让公民老老实实地自行申报个税，制度安排是多么完备！首先规定了申报期限，必须在纳税年度终了后三个月内，过期就违法了；然后规定了法律责任和惩罚条款，不按规定自行申报个税的话会被罚多少款会承担什么法律责任；再就是税务部门已通过各种途径掌握了许多高收入者的收入状况，以此约束高收入者的侥幸逃税的念想儿——如果针对官员的“子女从业情况申报登记”也像针对百姓的“收入过十二万自行申报个税”一样细密和严苛，有几个官员敢虚报、漏报或者干脆不报？

对于低保福利的享受，许多地方都设计了非常严密、苛刻、繁多的资格限制，比如规定买电脑、戴首饰、超生、养宠物者不得享受低保，绞尽脑汁地限制低保者的权利——可把这种“限制逻辑”指向官员时，法律和制度从语气、规范和力度上立即降了下来。应该说，官员吃喝腐败比平民低保腐败的危害不知要重多少倍，可制度对官员公款吃喝的约束，何时有像对小老百姓低保资格限制那么严格过？

2007年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1861—1941），

印度大诗人、作家。一生为祖国的独立而奋斗。他以孟加拉文和英文出版的清新而美丽的《吉檀迦利》一书为他赢得了191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除此以外，还有为国人熟知的《新月集》、《飞鸟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