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中华大地永远是“科学的春天”

难忘的1978年,“科学的春天”的到来,迎来了吹响中国改革开放的号角的第一年。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编辑部的同志给我打电话要我写一篇文章纪念研究生院建立30周年。接到电话后,才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呀!这么一晃30年了。当我回顾这一段时光,真是各种滋味都上心头。现在我把它写出来,使青年学人知道今日国家科技教育迅猛发展之不易,万千莘莘学子求学之不易。

提起1978年,多少激动人心的事涌上心头。1978年元旦那天,人民日报发表了作家徐迟写的《哥德巴赫猜想》的报告文学,报告激情满怀地歌颂了数学研究所陈景润同志在“文化大革命”风暴旋涡中在一个小小斗室里研究世界科学难题“哥德巴赫猜想”的拼搏精神。这是宣示中国知识分子即将全面解放的一个信号。知识分子不再被视为“臭老九”,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一支重要力量了。我们奔走相告,欢呼这篇优秀作品的发表。

就在那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我的合作伙伴方二伦同志出席了这次大会,我们三人——方二伦、冯炽焘和我共同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奖。我现在还清楚记得邓小平同志当时讲话的一些片断:“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这些在今天已成为经典论断的朴素语言,当时是鼓舞成千上万知识分子投身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精神力量。他的讲话,令人如沐春风,激励着中国知识分子奋发前进一直持续到今天。而郭沫若先生在大会上“科学的春天”的讲话,以诗一般的语言,歌颂新时代的到来:“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这次大会是中国新时期科技教育事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党中央以明确的信号宣告了从事科技教育的人的解放,大大地释放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长期积压的热情。从此,中国知识分子的地位和命运开始改变了。

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继承着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无论自己身处的境遇如何(当时,普遍情况人们都很穷,有不少人连温饱还有问题,而且相当数量的人受过运动各种各样的冲击),都把个人的荣辱视为小事,而把祖国的兴衰放在心上,始终想的是:我希望、我愿意、如果我可能,一定要尽自己的能力报效自己的祖国。1977年8月,邓小平同志第二次复出后不久,立刻把高考制度恢复了,把“两个估计”推翻了。现在的年轻人大都不知道“两个估计”的含义是什么,它对当时知识分子的伤害有多大!所谓“两个估计”,是极左路线的产物,一是指“文革”前17年科技教育战线执行的是“修正主义路线”;二是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两顶帽子套在知识分子头上,成了随时整治他们的“紧箍咒”。高考制度的恢复大大地鼓舞了亿万中国青年,使他们看到公平公正的竞技机会和光明前程的希望;而推翻“两个估计”则解开了广大知识分子的思想镣铐,推倒了压在科技教育界知识分子头上的两座大山。这是春天来临前的惊雷,震撼着每个知识分子的心灵,它迎来了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1978年,“科学的春天”来临了。

在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后,那年的春夏之交,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后更名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首先诞生了,我国研究生教育在中断了12年之后得以恢复,这是教育战线上继恢复高考后的又一件大事。不久,一些重点高校包括我校(北京理工大学,当时叫北京工业学院)也相继建立研究生院。198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布了学位条例。自1978年开始,我的第一批弟子——潘顺臣、艾克聪和倪国强相继被我招为研究生,再一次进入大学深造了。我在1983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博士生指导教师。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便开始招收博士生,指导研究生学习从此便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

恢复高考和建立研究生院的制度使一大批有为的青年进入了高等学府。每一个人都欢欣鼓舞,国家的科技兴旺发达有望了,祖国的教育事业有望了。“我们每个人都觉得有劲可以使了”——这大概是知识分子在那时共同的心态。我当时是教研室主任,亲眼看到教研室的老师们满怀热情,努力工作,钻研业务。大家都是“一门心思奔四化”,每个人心中想的是,要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要把业务搞上去,要把学生教好、带好。那时上学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大都是“文化大革命”中上山下乡上来的。他们有丰富的社会阅历,经历过人生的冷暖忧患,深知进入大学学习之不易。由于基础差、底子薄,他们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更大的精力来理解老师讲课的内容,来进行课题的科学研究。那时的生活艰苦,也没有什么奖金,但学习风气很好,师生关系似师似友,十分融洽,学风严谨端正。我和潘、艾、倪三位研究生可以说是朝夕相处,共同探讨和解决科学研究中的难题。无论老师和学生,都是日以继夜地学习和工作,时间都在12小时以上,而且根本没有星期天。看到我的学生们不少面黄肌瘦,很憔悴的样子,我不禁很心痛。我经常劝他们不要太用功了,早点休息,要注意身体。

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入学的大学生和研究生,是我最喜欢的一批学生之一。他们学习勤奋,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到毕业时,成绩大都很优秀,这是对他们努力学习的报答。潘顺臣、艾克聪在研究生毕业后,分别当上了研究员、所长、副总工程师等,在工作岗位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倪国强毕业后留校,后来又在我这里取得了博士学位,当上了系主任、首席教授、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校学位委员会副主任、研究所所长等。他带的一名博士生,是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获得者。我指导数十名的博士生、硕士生在毕业后,绝大多数都很优秀,我为他们感到骄傲。

1978年对我个人来说也是难以忘怀的。那年秋天,我奉命率队赴伦敦参加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和兰克集团召开的光电子成像器件和电子成像两个国际学术会议。我在会议上宣读的《电磁聚焦同心球系统的电子光学》一文,被选登在《电子学和电子物理学的进展》第52卷的刊物上。这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重大机遇,也是我学术生涯的一个转折点。我在这里就不细述了。

当然,1978年载入中国党和国家史册的最大的事,是年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在邓小平同志带领下,一个新的时代——改革开放的时代由此开始了。但在当时,我并没有想到,这次会议对中国的现代史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

我经常与学生们讲我们这一代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我总觉得“忘记过去,就等于背叛”。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刚从苏联留学回国,正好经历了国家动荡不安的十年:知识分子被称为臭老九,有点学问的老师被称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一大批学有成就的知识分子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被打入社会底层,对他们的羞辱是登峰造极的,真可谓斯文扫地;我们与西方发达国家在科技上的差距越来越大了,更不用说在经济生活领域了,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境地。科技界广大知识分子忧心忡忡,虽然身处逆境,依然想着国家的科技和教育,都觉得国家再也不能折腾下去了,该抓科学和教育了。他们热切地盼望国家有朝一日恢复高考和建立研究生制度。现在的青年学生很难理解,为何培养研究生这样利国利民的好事,人们只是盼望而不敢提呢?我对他们讲,招收研究生,建立研究生学位制度就像恢复高考招生一样,肯定有人提过,因为教育是一国之本,振兴教育是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但当时广大知识分子丧失了话语权。那时只要一提,无论你动机多好,为国为民的理由多么充分,都会挨批,扣上各种大帽子:“你还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统治学校吗!”“你想转移当前斗争大方向吗!”“你想以技术代替政治,走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老路吗!”等等。其后果是,轻则批判,重则进学习班,作为专政的对象。但希望恢复高考招生和对研究生学位制度的期盼,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就像厚厚冰层下的潺潺水流,在人民群众的心田中,静静地流淌着。

科技和教育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邓小平同志讲“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就是要振兴我国的科技和教育。“文化大革命”中的1973年他第一次复出后,派胡耀邦和李昌抓科学院、周荣鑫抓教育部、万里抓铁路,等等,努力使国家的科技教育和国民经济走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当时一系列的整顿措施,使国家各方面的面貌大有起色。但反击右倾翻案风一来,胡耀邦、李昌、周荣鑫、万里等竭力支持邓小平纠正错误路线的革命家们都受到了批判和打击,当然矛头是针对邓小平。但这已是“文化大革命”的后期,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觉醒了,再也不会受骗了,他们看似沉默,但知道谁是谁非,谁忠谁奸,内心充满着报效祖国的激情。他们等待着,积蓄着自己的热情,期盼着“革命的春天”的到来。

这就是难忘的1978年,值得怀念的1978年。它是“科学的春天”到来的第一年,吹响了中国迈向改革开放的号角。

因此,研究生院的建立,和恢复高考一样,看似一件很简单、很普通的事,但它经历了何等艰辛的历程啊!经受了“文化大革命”浩劫的科技教育界的广大知识分子看到我国研究生院的相继建立,当然从内心欢呼,并愿意为它的成长贡献自己的一切。我认为,这是20世纪80年代科技教育界到处“热气腾腾”,一片“欣欣向荣”的原因。

30多年过去了,在“科学的春天”的东风下,中国的教育和科技得到了大发展,特别是研究生的数目、高等教育经费和科研的投入,比起30年前成立研究生院的年代,增长了成百上千倍。2007年,我国博士人数已超过5万人,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高校已超过310所,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培养研究生的物质条件(实验室和大楼),也是今非昔比,大有天壤之别,不少高校的实验室可与国外著名大学媲美了。据统计,现在发表在期刊上的论文,研究生的论文占了70%,研究生已成为高校和科研院所从事科学研究的主力。

在我欢呼我国研究生院建立30年取得辉煌成就和巨大进步的时刻,我毫不怀疑,新一代研究生和年轻指导教师们的总体水平和学术能力,比我们这一代强了不少。但将他们与当年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学长和前辈们比较,我不禁隐隐感到,在学术探索与追求中,现在的一些青年学人,似乎多了些浮躁与急功近利的心态,少了些执着与纯真的激情。学风建设依然是我国高校和科研院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毕竟大楼可建,设备可买,人才可聘,唯有学风难以用金钱买到的。因此,我们目前极为需要的是,要在新一代青年学者中倡导严谨踏实、力戒浮躁、不急功近利、坚韧不拔的学风及追求真理、实事求是、大胆探索、传承拓新的科学精神。这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和踏实细致的工作,潜移默化,耳濡目染,熏陶感悟,开创优良的学风,并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

今天我们纪念我国研究生院建立30周年,我希望我国的青年学者了解老一辈革命家为青年一代争取求学的权利,使祖国的科技赶上技术先进国家所经历的艰苦卓绝的战斗历程,缅怀老一辈知识分子热切盼望祖国“科学春天”的到来和早日实现四化的强国梦想,从中汲取前进的力量。同样,我衷心希望他们学习前辈学长们热爱祖国的情怀和献身科学的热忱,珍惜大好的青春年华,满怀奋斗激情及对祖国和人民的爱,努力学习和工作,把自己献给伟大的时代。

【注释】

[1]本文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8(10):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