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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的高考,科学的春天

时间:2022-08-06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冬天的高考,科学的春天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我国的经济到了崩溃边缘,科教界也一片萧条。在明朝鼎盛时期,有学者估计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据了世界的1/5。邓小平抓住机会,提出了恢复高考的决议。恢复高考,挽救了我们的民族和国家。伴随着1978年春天的到来,中共中央、国务院相继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和教育大会,广大的科技战线、教育战线的工作者们,欣喜地迎向科学的春天、教育的春天。

冬天的高考,科学的春天

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我国的经济到了崩溃边缘,科教界也一片萧条。到了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年,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水平整整落后了20年,出现了令人痛心的知识断层。这一年,美国有科技人才120万,苏联90万,而我国只有20万,其中许多是老弱病残。1977年5月12日和1977年5月24日,尚未复职的邓小平分别在同王震、方毅、李昌等人谈话时,专门就科技和教育工作阐述了自己的意见:“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科学技术这么落后怎么行?要承认落后,承认落后就有希望了。”

1977年,有一些数据表明,中国在世界领域的竞争中,比历史上的许多时刻大大退步了。在明朝鼎盛时期,有学者估计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据了世界的1/5。在辛亥革命的时候,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世界的4%,而1977年,拥有世界1/5人口的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仅为世界的2%。可以直接体现国力衰微的一个细节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由于报考人数过多,造成印刷试卷的纸张不足,最后,由中共中央拍板,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

邓小平在进行全面整顿之时就已经涉及教育领域,1975年7月,他派胡耀邦去中国科学院领导整顿工作。1975年9月26日下午,邓小平、李先念、华国锋、王震等八位国务院领导,在国务院会议厅听取中国科学院负责人胡耀邦等三人《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即《汇报提纲》)的汇报。邓小平在听取汇报期间,严肃地指出:“如果我们的科研工作不走在前面,就要拖整个国家建设的后腿。科学研究是一件大事,要好好议一下。”邓小平还说:现在搞科研的很少,少数人秘密搞,像犯罪一样。不能把科技人员搞得灰溜溜的。不是把知识分子叫做“老九”吗?毛主席不是说“老九”不能走,还是要嘛!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对著名数学陈景润这样的科学家,中国有一千个就了不得。对他应该爱护、赞扬。邓小平联想到“文化大革命”以来,林彪、江青一伙对教育战线的百般摧残,嘴里却大讲所谓“教育革命的新气象”,心中的愤怒油然而生,他厉声疾言:一点外语知识、数理化知识也没有,还攀什么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还有问题!

从1966年开始连续10年没有高考了。1966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说:“鉴于目前大专学校和高中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兴起,要把这一运动搞深搞透,没有一定的时间是不行的。”而且,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因此,“必须彻底改革”。通过高考选拔人才的教育模式被定性为“培养了资产阶级的接班人”之后,废止高考,将大学转变为“培养社会主义的接班人”的政治运动就开始了。在1966年到1971年间,中国大部分地区高校未能招生,空白了至少3年。1972年,大部分高等学校才陆续恢复“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招生,这也是“工农兵学员”登上舞台的开始。“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十六字方针就成了中国大学的录取方法,“工农兵”被推荐到大学,最主要的目的并不是学习,而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简称“上、管、改”。这种本末倒置的指导思想,使大学教育走上了严重的形式化、政治化。而在“不让一个阶级兄弟掉队”的指导思想下,所有教学都得照顾班上最差的同学,而推荐学员的最低文化要求仅仅是初小文化,也就是刚刚达到脱盲水平,许多大学为此不得不“大学变小学”。

邓小平抓住机会,提出了恢复高考的决议。他在讨论恢复高考问题时提出了招生标准:“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经过44天的争论,10月,教育部终于拿出可行性方案《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按照这个《意见》,招生对象为: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年龄20岁左右,不超过25周岁,未婚。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出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年龄可放宽到30周岁,婚否不限。由于当时各地还在沿用1966年下达的办法,采取各地自行招生,因此,1977年的高考还是由各省自行命题,沿用“文革”前文理分科的办法,文理两类都考政治、语文、数学,文科加考史地,理科加考理化。考虑到实际情况,有些考题相当简单,尤其是数学。

这是共和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在中断了十年后,大学的车轮重新滚动。10年积压,使1977年的高考成为中国竞争最激烈的一届高考,在冬天里,570万应考者涌进考场。当年的录取名额为27.297万个,录取比例为29∶1。

1977年高考承载了太多的意义和重量,所以当时的高考作文更是形态各异、耐人寻味,当年参与北京高考阅卷的老师们有感于此,在改卷之余不约而同地将一些优秀作文抄了下来,当时共抄录150篇,而后又从中精选出25篇,配上一些知识和讲评,编了一本作文选评,并以当年的高考题命名:《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在文章的评语中出现这样的点评:“文章仅仅在末尾点了一下1977年的形势,没有充分反映出‘这战斗的一年’的时代气氛,没有把个人的锻炼成长放在1977年这个特定的环境中去表现,不能不说是一个明显的不足。”这些都是时代的烙印。

翌年,招生车轮加速转动,春、秋两季,各开一科。今天看来,怎么褒奖当年的恢复高考之举,都不为过。恢复高考,挽救了我们的民族和国家。恢复高考并不是简单恢复了一个入学考试,更是社会公平与公正的重建,是在全社会重新树立起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观念。恢复高考,不仅是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更是许多个人的人生拐点。三十余年来,这一“国考”深刻影响了3000余万人的命运,也深刻地影响了整个国家的命运,在成就国家中流砥柱的同时,也塑造了新的社会现实。

伴随着1978年春天的到来,中共中央、国务院相继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和教育大会,广大的科技战线、教育战线的工作者们,欣喜地迎向科学的春天、教育的春天。正如郭沫若在科学大会上所欢呼:“‘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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