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制的智慧

复制的智慧

生活的戏剧化和戏剧的生活化,使得作为一种“文本”的生活不再有深层的意义可言,从而成为一种“平面感”的生活。

美国学者弗·杰姆逊认为,人类思维的发展曾经先后提出了四种类型的深度思维模式:一是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中关于现象和本质的深度模式;二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中关于意识和无意识的深度模式;三是萨特的存在主义理论中关于存在的确定性和非确定性的深度模式;四是索绪尔的符号学中关于能指与所指等一系列新概念所构成的深度模式。^[1]各种深度模式往往为人们提供了生存的意义标准,反过来,一旦这些深度模式被抹杀,意义的标准也不复存在。

杰姆逊还进一步提出了“类像”的概念来说明深度模式的消失。所谓“类像”,就是那些没有原本的东西的摹本。杰姆逊举例说,现代社会中的汽车就是典型的“类像”,假设T型汽车从始至今一共生产了500万辆,500万辆汽车都是一模一样的,在工业生产中具有完全相同的价值。^②

另一件流行甚广的艺术作品也说明了“类像”的含意。这件艺术作品是一张照片,它是由一只可口可乐瓶子的照片底片拍摄成无数只可口可乐的瓶子密集排列在一起而制作出来的。在这里,后来制作而成的无数只可口可乐瓶子,是以一只可口可乐瓶子的照片底片为原件的,因而也就失去了真正的原件。

“类像”抹杀了一切距离,包括空间距离和人的心理距离,从而消除了真实的生活同“文本化”的失真的生活之间的界限。在机械复制的现代社会,“复制”和“类像”已经钝化了人的感觉,从而压抑了人类真正的创造性智慧;而就“复制”型艺术作品和“类像化”艺术作品而言,艺术家们在他们的作品中所表达的并不是对机械复制时代的认同,勿宁说,艺术家们通过洞察,时刻关注着这个时代不可抗拒的机械化进程。

虽然思想家们和艺术家们吵吵嚷嚷地针对机械复制时代表达了他们的极大愤慨,但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美国人却并非一味地反对机械反对复制。在此方面,科学管理思想的创始人弗里德里克·泰勒即使不是意识到机械复制的实用价值的第一人,至少也是由于这种意识而对美国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911年,泰勒在《科学管理原理》一书中提出:“在过去,人是第一位的;在将来,制度是第一位的。”在某种意义上,“制度第一位的将来”正是由泰勒所开创的。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率,泰勒提出了一套独特的方法:

第一,找10到15个不同的工人(最好到许多不同的企业和国内不同地区去找),他们要能特别熟练地去做某一项工作,以待分析。

第二,仔细观察每一工人在做这项受检查的工作时所用的工具,以及自己的那一套基本操作法或动作。

第三,用计秒表仔细察看完成这些动作中每一个动作所需要的时间,然后选出做每一单元工作的最快的方法。

第四,消灭所有错误动作、慢动作和无效动作。

第五,在消灭所有不必要的动作之后,排列出最好的工具以及一套最快最好的动作。然后把能够做到最快最好的那一套动作用来代替过去使用的10或15套较差的动作。^[2]

显而易见,泰勒所谓的“制度第一”、“效率至上”的管理思想,实质上就是要求人像机器那样,每个动作、每个环节的运转都能够达到最快最好的效果。时至今日,人的心理领域和精神领域在管理学中已经受到高度重视,从X理论到Z理论的演变便反映了这种重视,尽管如此,“制度第一”、“效率至上”的思想依然引导着美国人的行为和思想,他们认识到,机械本身并不一定可怕,真正可怕的是认识不到机械所蕴含的危害。因此,当倚重机械技巧的美国人偏好于用人工合成品替换人体的患病器官时,这种现象便表达了对机械的认同以及对人类控制机器的充分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