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部奇书话杜高

两部奇书话杜高

乍暖还寒的初春时分，我先后收到内容密不可分的两本著作，前者是杜高先生惠赠的《又见昨天》，后者是李辉先生惠赠的《一纸苍凉——杜高档案（原始文本）》。我随手翻阅便搁置下来。近日，老友池北偶有上海之行，接谈之下，涉及这两本书，他的启发，促使我定下心来品味，写点读后感。

杜高在少年时代就追求进步，16岁那年，抄写苏联作家高尔基作品的名句，展示他对民主自由的向往，不幸在“肃反”运动中，他被公安部门怀疑有历史问题而隔离审查，而劳动教养。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年代，冤案遍及全国，十年“文革”结束，为蒙冤者平反，说明这是一场浩劫，能够历经20年磨难存活下来多么不易，还有许多人没等到这一天。杜高是幸存者，他在《又见昨天》中说，一旦平反，决定把案情材料付之一炬，想不到18年后，他的全部档案“竟奇迹般地在旧货市场上出现了！一位年轻的学者李辉以其敏锐的眼光发现了它，并且把它买了下来”。“他从这部档案中，翻到了老作家楼适宜大约在1954年为我的问题写给青年作家汪明的一封信，信中明确反对用不道德的揭露隐私的手段对付一个作家进行个人攻击。不料第二年，中国就爆发了专以摘录私人通信编织罪名的反革命案件，并且在以后的政治运动中，成了一种司空见惯的陷害别人的手段。李辉在几十年后读了楼适宜的这封信，感触良多，对其敬佩不已，于是以《楼适宜的信》为题，发表在1998年6月17日的上海《新民晚报》上。这篇短文立刻引起文艺界的广泛注意和震惊，因为它透露了李辉在旧货摊上发现并购得《杜高档案》的消息，我当然震惊，不少熟识我的朋友便当作一件奇闻传布开来”。“1999年2月，广东省政协主办的刊物《同舟共进》又发表了吴越就这件奇事写的一篇文章《旧书摊上的名人档案》。作者与我熟识，除了表示惊讶，还对档案流失作了一些猜测，并对中国档案制度发表了一番议论，而对《杜高档案》怎么流落到旧货摊上去的？始终是一个谜。不久，我和李辉见面了，我静静地坐在他的书桌旁，我看到了我的档案，它是分册装订起来的，共六册，每册封面上都印有“北京市公安局第五处的”字样。第五处就是劳改处，显然，档案是经过劳改处整理的。在我告辞的时候，热诚的李辉从档案中找出那本我少年时的习作剪贴本送给我，他说：“这本东西应当归还给您保存”，这使我惊喜万分，我紧紧握着他的手，向他表示由衷的感谢”。

在《又见昨天》卷首的“内容提要”末尾有下列一段文字：“难得杜高先生以宽厚之胸襟，平实之文笔，将那不堪回首的故人、往事一一道来，为今人，也为后人，解读着这部已属‘文物’的‘私家绝密’。其翔实的人生追求，冷峻的心灵拷问，清醒的历史意识，使我们看到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看到他们在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民主进程中做出了怎样的牺牲。而这一切，都是为了明天。”

杜高的《又见昨天》、李辉的《一纸苍凉——杜高档案（原始文本）》，都采用了不少照片。有老照片见证历史，有新拍的见证杜高在90年代愉悦的生活场景：青年艺术剧院建院30周年联欢会上，杜高与老友朱琳、刁光覃、萧崎、路曦、白珊、张逸生在一起；杜高与王正、吴祖光、王少燕合影；杜高与丁聪、吴祖光合影；杜高与梅志的合影；杜高与难友丛维熙、张永贤、韩大钧、杨路合影；杜高与邵燕祥、郭原合影……

杜高的遭际是那一时代的现象，翻云覆雨的阶级斗争的浪潮使他难以逃避，个中底细，他不可能说得一清二楚，难得的是，青年学者李辉在北京地摊上发现了《杜案档案（原始文本）》，他是有心人，为追本穷源，找到当事人面对面交谈，宾主满意，各自著述，这才有了《又见昨天》和《一纸苍凉——杜高档案（原始文本）》两部奇书的问世。

2004年7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