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姜鸣新书《天公不语对枯棋》

读姜鸣新书《天公不语对枯棋》

刚进入历史研究领域时，我一直有一种误解，认为研究近现代史要比研究古代史容易。原因之一，是因为上世纪50年代起陆续出版了多种近代史资料汇编，如《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都有一二十本，相关资料基本齐备，不像研究古代史那样，一般都得自己一条条找，一字一句地辨。而且这段历史离今天不远，有的还有遗迹、遗址、遗物可考，有的亲历者，或者了解他们的后人还在，既便于了解，又不至于有什么弄不明白的地方。但以后我的看法逐渐改变，特别是在自己涉及一些史实后，才发现问题没有那么简单。如果说，古代史研究苦于资料太少，近代史研究却既有资料不足之苦，更多资料泛滥之灾。从文字角度看固然不大有不明白的地方，但看得懂的文字背后却是玄机重重，甚至真伪莫辨。

更麻烦的是，近代史连着现代史、当代史，一些事件、人物、制度不可避免地延续或影响到当今，在某些人的眼中更是等于当今。由此产生的种种禁忌形成了近代史研究的种种禁区，一不小心就成为“政治”“立场”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推倒了“两个凡是”，但近代史研究中几乎每个领域都有“凡是”，稍一触动就有人用以往的说法来阻挡，却不管这些说法是否是事实，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史观。一旦历史与商品结合，经济效益、地方利益、旅游资源、后人的体面就会成为某些人的“研究”的目的，由此产生的“成果”会是什么就不言自明。

而且，讨论古代史往往会局限于学术界或知识界，除非是在“文化大革命”或以往的政治运动中，因为其他人或者不感兴趣，或者没有能力。但讨论近代史时，却谁都会有兴趣，谁都以为自己有资格，尽管一些人根本不懂得什么是历史，也不知道如何研究历史，却可以凭自己从陈年教科书上得来的印象，或者不知如何形成的概念信口雌黄，批这个，评那个。

正因为如此，近年来我不仅已经改变了原来的误解，而且对优秀的近代史著作十分佩服。我以为，写出一部实事求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又能为学术界所接受的近代史著作，实在太难了。前几年读到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尽管有人持强烈批评的态度，我却以为庶几近之，所以虽然没有写过正式的书评，却在多种场合表明了我的态度。但对公众而言，《天朝的崩溃》这样的书未免太专门，近日读到姜鸣的《天公不语对枯棋》，觉得更适合推荐给广大读者。

《枯棋》收辑了作者19篇文章，其中一部分曾在报刊发表，并收入作者于1996年出版的《被调整的目光》（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0年后作者对其中大部分作了修订或补充，又加入几篇新作，汇为本书。这些文章都是写给大众看的，所以没有写成学术论文，并且都非常可读，耐读。即使对历史兴趣不大的人，也可以当知识、散文、故事来读。要写出这样的文章并不容易，需要作者有多方面的条件，而姜鸣恰恰都符合。

姜鸣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受过严格的专业训练，毕业后从未中断近代史研究，对中国近代海军史研究卓有成绩，出版过《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日志》这两本颇有影响的专著。他与复旦的师友一直保持密切联系，不断得到师友们的帮助和研讨。但他又不是专业研究人员，所以可以不受近年盛行的“量化”指标、论文和刊物级别的影响，不必为项目、评奖、职称所左右，也无需为稿费、津贴而折腰。虽然只能利用业余时间和精力，却能专心致志，细水长流，精益求精。

正因为他有专业眼光，所以所写的对象，不论是近代史上风云煊赫的大人物如李鸿章、翁同和、康有为、恭亲王奕訢，还是以往史家留意较少的张佩纶、珍妃、赛金花；不论是像戊戌变法、公车上书、丁戊奇荒那样的大事，还是军机处的陈设、坤宁宫的装潢、帝后的膳食之类的小处，或者是从圆明园、孔庙、大克鼎到八大胡同、西堤、塔之类可大可小的题目，都能融入当时的社会和文化，当作大历史的一部分来写。

无论是哪个题目，姜鸣都会尽量找到合适的史料，以充分的事实来说话。如果说这方面是史家的常识的话，那另一方面只能说他得天独厚——他到过所有涉及的现场，作过细致的调查考察，有的还去了多次。这或许有偶然性，早在1968年，他只有11岁时，他母亲就给他安排了第一次北京之行，书中还收录了一张当时他摄于圆明园废墟前的照片，可见从一开始就当了有心人。而这一二十年间，他又能多次往北京寻踪访古，使他了解了不少一般老北京都不了解的掌故，记录下了一些目前已经消失的景观。所以这些不仅能纠正以往某些人仅凭书本或印象而产生的错误，又能娓娓道来，使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缩短了读者与史实间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差距。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姜平没有自己的见解，实际上，他对以往影响很大，甚至被视为定论的说法提出了挑战，他前一本书取名为《被调整的目光》就很明白地显示了他的取向。但他都是通过具体的史料和调查结果来复原史实，而不是像某些人那样“以论带史”——先下结论，再用经过精心选择甚至曲解的所谓“史实”来证明。这一点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我一直主张要将历史研究与研究成果的解释和运用区别开来，在研究阶段应该首先将历史事实查清楚，然后才能作出正确的解释，才能掌握如何运用。如果连历史事实都不能尊重，还谈得什么唯物主义？哪里还有辩证的前提和基础？

姜鸣的文章写得很精细，细节也不放过。姑举一例：在《难与运相争》一文结尾处谈到恭亲王奕訢的相貌，以往有“仪表堂堂”，“仪表甚伟，颇有隆准之意”的说法，他却认为，“从传世的照片看，奕訢长得一点也不漂亮，面目中还带有点苦相”。对《恭亲王奕訢大传》作者引何德刚“恭亲王虽甚漂亮，然究系王子，生于深宫之中，外事终多隔膜”为证，他指出此处的“漂亮”是指“行事的手腕和气度”，而不是指相貌。

茅海建对本书的评价是：“很海派，也很京味；很专业，也很好看。上海人眼中的京华掌故，史学行家写的散文作品。发旧思而生新意。”我完全赞成，就用这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