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奴”现象是官场生态的一种恶变

“家奴”现象是官场生态的一种恶变

家奴，是封建制度下的一种人生状态，因为家贫或其他原因，被迫或自愿签下卖身契，在富人或权贵家庭当奴隶的人，所有一切都由主子主宰，只听命于主子的驱使安排。“家奴现象”是封建专制的产物，反映出一种变异的非人道人身依附关系，是人格的一种侮辱和残缺。在《红楼梦》一书就有“欺幼主刁奴蓄险心”“正家法贾珍鞭悍奴”“守官箴恶奴同破例”“狗彘奴欺天招伙盗”等章节，专门描述了家奴性格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恰如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为了一点点犒赏，不但安于做奴才，而且还要做更广泛的奴才，还得出钱去买做奴才的权利，这是堕民以外自由人所万万想不到的吧。”随着民主社会和制度的建立，开创了人人平等的新型人际关系。然而，“家奴现象”并未随着旧社会、旧制度的灭亡而寿终正寝，轻意地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不断变换形式继续存在顽抗，官场家奴奇观就是鲜活例证。近年来，频频发生的秘书领导之间、大小官员之间共同腐败窝案愈演愈烈，不断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并由此引发了人们对秘书与领导、商人与领导、部属与领导人身依附关系的热议。在这些“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官场地震中，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出，老板用钱收买官员，官员则拼命地为老板赚钱。某些党政一把手提拔重用对自己俯首贴耳、言听计从的人，这些被重用的人在大捞非法利益的同时，为上级奉送攫取的不义之财。官场家奴的主要特征是不讲为政之德，不设贪腐边界，唯命是从，唯上是从，一切以领导的认知和意志为行为准则，把正常的上下级关系异化为新型的“主仆”关系、不正常的人身依附关系。姑且不说春秋时期自阉以求宠的竖刁和杀子做肉羹以求宠的易牙，汉文帝时德才俱无专靠给皇帝吸吮脓疮而得宠心的邓通，也不说现代高官程维高、成克杰的秘书李真、周宁邦违反党性和做人原则，专出馊主意投领导所好以谋取私利，就连一名基层普通的小小会计，也以沉重的代价上演了官场家奴的悲情一幕。北京市环境卫生工程集团经营发展部部长于小兰，在任第一清洁车辆场财务会计时，因为董事长给予了两套住房，并先后提拔其担任财务科长、总会计师，为了感恩，对老板言听计从，不惜冒着犯罪的危险，将3600万元公款转入小金库。当老板突然病逝后，竟遵照“遗嘱”隐瞒不报，并开始转移财产，事发后被判处死缓，以坐穿牢底的方式向老板“谢恩”。官场家奴现象何以不绝，死灰复燃？湖北省天门市原“五毒书记”（吹、卖、嫖、赌、贪）张二江在任时曾与人合著了一本《下级学》，一语道破了官场家奴现象的秘密，自誉“创立下级学宗旨，是使人们成为优秀的下级，在于深讨、帮助并使每一个下级获得成功，而且争取最大的成功”。其实，该书完全背离了党的性质宗旨和干部路线，其要害是如何溜须拍马，阿谀逢迎，投机钻营，丢弃做人做官做事的原则、是非、标准，把公权私有化、“生活化”，以权谋私，是一本集古今中外奸佞术之大成的“奴才学”、钻营学、蛊惑学，是毒害官员的精神鸦片。张二江本人以自己的亲身实践经验和理论基础，为人们提供了官场家奴现象的活标本、活教材。

有句流行语说得好，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官场家奴现象说穿了其实就是利益关系、利用关系的翻版。拉拢是为了利用，紧跟也是为了利用。“朝中有人好做官”的说法不绝于耳，正是由于任人唯亲的做法延绵不断。“上好之焉，下必趋之”之风盛行，正是官场生态的异化造成的恶果。“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凡卖官者是贪官，买官者当官后必然也是贪官；凡是作风霸道的贪官，扶持带出来的亲信，一定大都是混球。“官场家奴现象”既是权力作风不正的衍生品，又是突破防线的重要诱因和表征。当官场家奴现象泛滥时，不仅官员容易滋生形成种种阴暗的、不健康的心理结构，促使领导者自身判断力和人格魅力的自信膨胀，而且使得党、国家和各级政府建立形成的反腐机制容易丧失“自治能力”，助长官风民风不良现象的蔓延滋长。官场家奴现象作为封建社会的产物，之所以在今天人人平等的民主社会具有一定市场，不断有家奴式的官员产生出来，封建专制流毒的侵蚀，相关制度的缺失，特别是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意识和用人唯亲的不良倾向，都是其催生的社会条件，根治官场家奴现象，就是要从根本上铲除其滋生的社会基础和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