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清明的慨叹

过清明的慨叹

按说，过清明不该有慨叹。

过清明应该有快乐。“满街杨柳绿丝烟，画出清明二月天。”在经历了北风凛冽、满目萧索的漫长寒冬以后，草木开始复苏，大地重现生机，“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面对此情此景，人们当然会其乐融融。

过清明应该有希望。“清明前后，点瓜种豆。”农业生产一年劳作的嚆矢，此其时也，人们开始在广袤的原野上播撒新的希望。

过清明应该有思念。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清明从来就是一个好日子，也因此，对祖先的祭祀大礼，就理所当然地要在此时进行。尽管这种祭祀有皇室宗亲、上官大夫的“庙祭”，也有平头百姓、市井小民的“野祭”，但其中所展现的，却都是那种怀念祖先、追忆祖先业绩的情感诉求，和愼终追远、心念旧恩的崇高情操。清明祭祖的习俗早在秦、汉以前便开始形成，至唐、宋蔚成风气，一直延续到今天。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清明一步一步由原先单纯表示天象物候的节气，演变成为包含着丰富文化内容的重要民俗节日。

而在所有的清明祭祀活动中，最被人看重的，是对中华民族共同祖先黄帝的祭祀。

《史记》里，司马迁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汉元封元年，汉武帝“北巡朔方，勒兵十余万，还祭黄帝冢桥山”时，曾向手下发问：“吾闻黄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手下答道：“黄帝已仙上天，群臣葬其衣冠。”如今建于桥山顶上的龙驭阁，就是传说中的黄帝驭龙升天之处。所以，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不管正统的汉武帝抑或所谓篡汉的王莽，无论开创帝制的秦始皇还是推翻帝制的孙中山，甚至还有入主中原的蒙古族、满族统治者，无不对黄帝崇敬有加。20世纪在中国曾举足轻重的两大政党国民党、共产党，虽因政见不同兵戎相见，但对黄帝，他们却有着同样的敬仰之情。1942年，蒋介石曾恭写“黄帝陵”三字，在轩辕庙刻石立碑。在这以前，毛泽东也曾亲自撰写祭文，由林伯渠在国共两党共同祭扫黄帝陵的仪式上恭颂。

黄帝是民族记忆最生动的教科书，黄帝是民族亲情最醒目的凝聚点，黄帝是民族团结最悠久的象征，黄帝是民族振兴最深情的呼唤。改革开放以后，当中国人从践踏民族历史、无视民族文化的倒行逆施中挣脱出来以后，黄帝至高无上的地位重新得到了认可，一年一度的黄帝陵祭祀大典，牵动着全世界十几亿中华儿女的和华裔子孙的目光和心灵，黄帝陵就像一块威力巨大的磁石，吸引着万千中华儿女和华裔子孙从天南海北前来拜谒。

……

既如此，“过清明的慨叹”这一命题，又是从何说起呢？

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学者葛剑雄曾公开发表文章，提出黄帝陵祭祀活动应由民间操办，且不得动用国库资金。我是同意这个主张的（限于篇幅，原因就不讲了）。不过，面对现实，眼下的黄帝陵祭祀活动，怕是还得由政府操办、还得花国库的银子。同样是面对现实，眼下但凡政府出面办事，尤其是办祭祀黄帝陵这样特别名正言顺的事，大把花钱常常是在所难免。于是我想，黄帝陵的清明祭祀活动，能不能在继续保障隆重的前提下尽量节约？再者，我们陕西的友好邻省河南，从几年前开始，在据传是黄帝生日农历三月初三（也就是传统的上巳节）举办拜祖盛典。看来，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对黄帝敬重有加；这叫作炎黄子孙，人同此心。但我觉得，祭黄帝陵也好，拜祖盛典也罢，并非规模大、花钱多，就是心诚情深，否则，穷人不就只能当不孝子孙了吗？活动的规模要适当，花钱的额度要控制，省下资金去帮助陕南的贫苦农民（去年我几次去陕南，对当地一些农村的贫穷状况，印象深刻）、去加强对非法使用瘦肉精违法行为的监管（我多年消费双汇产品，受害肯定不浅）。如此行事，倘若黄帝天上有知，也一定会连声说好！

每年的清明节和上巳节，尽管日子相距不远，但总还隔着几天，所以，就算两家都憋着劲儿地在祭祖和拜祖上比规模、比规格（当然，我希望大家都没有这样的不当想法和做法），也不是“同场竞技”，事情还好办点儿。但不巧的是，2011年清明节和上巳节都在4月5日这一天。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该去哪儿参加活动？CCTV该转播哪儿的活动？想来盛典的主办者绝不会对此掉以轻心。作为草民（同时也是公民），我衷心希望有关方面在“活动”时恪守一定的底线，别做得太过分、太不像话，否则，人们有理由慨叹：你们举办盛典的目的，真的是像宣称的那么崇高吗？

过清明应该有快乐、有希望、有思念；不该有的，是慨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