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旧之余的话

感旧之余的话

陈寅恪先生《寒柳堂集》有为他的学生徐高阮重刊《洛阳伽蓝记》写的序文一篇，序作于一九四八年，是时陈先生已病目，助教汪篯君（清华三八级历史系，后“文革”中故）据口述笔录。徐君重刊本迟至一九六○年才初版刊印，两岸相隔加之六十年代后期陈先生的遭际，料定陈先生并未能亲见是在他指导下徐君最后定稿的出书，这是很可惋惜的。而此中也牵涉到徐君自身在师从陈先生受业所经过的一段曲折过程。由于中学时代起就抱着狂热理想的追求，徐君在进入清华（一九三三年）之后竟不能专心学业，以致未能如期卒业。直到抗战军兴，三校南迁，在蒙自临时讲舍时，才认真地听讲。徐君自言“中日战事方殷，余避地滇南，尚在学校，略从陈寅恪先生受业。因尝闻讲论《伽蓝记》传本文注羼混之实，及原书补注之体。后余得依托史言所者年余，间以病索居，遂取此记，重别文注，手写一编，聊以自课”。这即是徐君从事校刊的经过。

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在校刊上存在的问题，扼要的说就是原书除正文外，还有作者的自注，而今存最早的明如隐堂本自注已羼入正文，无复分别，虽然旧有吴若准、唐晏二氏厘别文注，但由于不明原书补注体制，多凭臆测，没有能恢复原著的面貌。徐君依陈先生合本子注之说（专文见《金明馆丛稿》二编）进行校定。虽然有着这样的假设论证在先，但在实际区别文注时，是需要着精微的辨别能力，同时还要有着对于文章体裁的高度鉴赏力，这决不是容易的事。而徐君终于完成了这一作业，他发现杨衒之原作是一部变体繁富的作品，而且经过厘别之后（即非如前人的割裂颠倒）文章也粲然可读。这些必是他在十年辛勤校订中所曾感受的莫大的乐趣。

杨衒之《洛阳伽蓝记》是一部志兴废哀时难的书，而徐君重校此书的抄稿，由蒙自而昆明、而重庆、而香港至上海又复他携，历经战争烽火和时势的大变，其命运恰似原著一样令人生慨。

大约在完成了《洛阳伽蓝记》这个作业之后，徐君又有《山涛论》的撰写，全文长约四万余字。而作者处于何种作业精神写这一篇考据与传论相结合的文章，对于我们完全是一片漆黑。但传论本身所具有的魅力即在于读者能于此中看到作者如何从众多的史料中演绎他的观点，他的发现，如何把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放在晋室禅让前后那个长期的权力争衡的背景上。

作者说竹林七贤并不是一群只爱清谈的文人，倒是魏晋之际一个很有锋芒的朋党，他们的消极狂放是对司马氏专政谋篡的一种抗议。换言之，他们所显露的低微色彩，与代表大族阀阅的司马氏正处在对照的地位上。这里很容易使人想到的是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这篇历来传诵的著名文章，却是最常为普通读者所误解，误解之一是认为绝交书乃为山涛而发，是对于山涛品格的诋毁，好像他背离了七贤的旨趣而依附于司马氏。事实并非如此，作者说绝交书是山涛吏部郎任命公布之后，嵇康在信里也说山涛举他自代事已成过去，因此嵇康实际上是假借已没有实在意义的谢绝事件对当前时势而发的一份反抗的宣言。这样，作者使我们清楚地看到绝交书背后的真正的历史背景：禅代的迫在眉睫和刚刚发生的高贵乡公之死。旧式的读这篇名文多少是把它的真意遗落在历史的迷雾里。

《山涛论》所要推演的历史主题，是入晋以后的历史表明禅代并不是政争的结束，魏末相对抗的两个势力在晋武帝（司马炎）一朝还要演出新的不断争衡。山涛正是这一争衡中作为一个名士阵线的长老和组织者而存在着。然而这一条历史线索却不是那么明白地留在旧史里，而且它也不全是由于史官的缺失，因为争衡本自具有深密不容宣露的性质，或者是敌对的一方处于不公开的地位上，这样就使许多史料错乱颠倒或者好像在什么地方遗失了似的，这才是作者施展他的才能的机会，他必须具有重新探测估量的能力将历史的真相揭示出来。这是《山涛论》所做到了的。读者或许要问作者为什么不师从导师的步伐从事考证，而采取一种新的史论的方式。我想在尊重史料和论证上，他都没有背离他所受的教导。在四十年代中期我注意到他对郭沫若古代历史论著的某些篇章发生很大的兴趣，并在兼课的学校中向学生讲授过。这可能是他用传论而不是做单纯考证的原因之一。读这样的传论跟读文学的传记是不同的，因为后者可以用夸张的手法，但是《山涛论》给我们读后的欢悦则在于作者使这一片隐晦的历史事件显露了它的曙光，而此时我们也会为作者的非凡的才能而赞赏。这就是学者给予的评价：“徐文史料驱使之熟练与运用之巧妙使我叹服。”（周一良教授语，原书未见，据朋友转告）

徐君并不是那种多方面兴趣的人，他的特点是极具有独立思考的习惯，一旦喜爱一件事物，便异常认真地对待，并且深入其中。他只有短暂的一段时间受教于寅恪先生，现在所完成的作业虽然不能算怎样的巨大，但已证明了他的可贵的专注精神。再如其他方面，他只上过两年的法文课，却能译纪德《日记》，文字异常优雅，恰能传达纪德所特有的那种冷峻而又精练的文体。他极爱狄更斯小说，但也是与众不同的，因为他选择了一本不常为人称道的小说来翻译。四十年代早期与他在昆明相处的日子，彼时我正深耽于西洋音乐的欣赏，他毫不为所动，可是分别之后，我在他遗留下的日记中发现他在抗战胜利狂欢时去听了意籍梅百器指挥的最后一场音乐会，他深为那晚的《意大利交响曲》和《海顿主题变奏曲》所感动。无意中布下的种子终于在他身上显露出来。六十年代的最初二年，他认识了胡适，并有些交往，他替胡适把英文讲稿译成中文。胡适死后他担任编辑胡适著作中文部分的目录。然而现实是残酷的，资历和辈分的限制，他并未能进入胡氏交游的核心。

徐君亲告我他有两位远祖《清史稿》中有传，我查了一下当是康熙间徐潮、徐本父子，浙江钱塘人。近代银行家徐新六是他的叔祖辈。徐君说他的名字是他祖父命名和取字的，寄寓意于阮元，故名高阮，字芸书，又号慕达。但这样高的期许，并没有使他走上人生的坦途，相反身后是萧条的。一个多彩的生命，却包裹在孱弱的躯体之内，早年理想追求的破灭，一度使思想至于褊急，而情感又曾受摧折，所有这些都并没有阻止他的生命力顽强地表现出来。这正是他留下的最永恒的怀念。同时我相信在寅恪先生众多受业弟子中，他只是属于中期中的一个，但从他生活过的许多方面来看，又是最为特殊的一个。与徐君别在四十年代末，别后但来一书才数行字，云何不取周学普译《歌德对话录》一读。光阴荏苒，徐群殁已十余年，秣陵追答莫由，此文但志怀思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