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清华园感旧录

续清华园感旧录

中国新文学时期，很有一些有成就的诗人，并没有达到他们创作高峰时，就从诗坛上隐退了。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陈梦家，这个新月派的后起之秀，得过胡适的赞赏，几乎昙花一现地从诗坛消失了。虽然转向古文字的研究也取得巨大的成就，但诗人这个称号已不再属于他了。诗人不能靠写诗养活自己，中外皆然。英国近代诗人奥登（W.H.Auden）曾这样说过。由于他的名气，他的有些小诗登在名杂志上，当不以字数计酬。但他还同时为多种杂志写书评，写杂文。这可以部分说明新文学中不少作家放弃写作而转求其他的谋生途径。朱自清和闻一多也是最早从单纯的写作进入学院校园从事教学和研究的。有一本小册子是研究朱、闻的，说到清华园，作者说那是丧权辱国（庚子赔款）的产物，有玷于这两位四十年代以后被当作烈士一般看待的作家。这位作者说得有点过头了，正是清华园那个安静的环境，朱、闻完成了他们的一些学术研究，当然在以后颠沛流离的战时岁月，他们也从未离开过书桌。清华园接纳了转向学术研究的作家，但几乎在这同时清华内讲授的西洋文学也开始对创作界产生影响。这是非常有趣的新文学史研究中的一个课题。因为在前期新文学作品中，无论哪一种都看不出有来自这一方面的影响。三十年代中由叶公超教授指导赵萝蕤翻译的英国艾略特的《荒原》在上海出版。当时并未引起很大的注意，但这正预示着中国新诗将要发生的变化，终至于四十年代有一批年轻的新诗人的崛起。在这之前，《雷雨》的发表产生了更为轰动的后果，但人们尚未能敏锐地觉察到这是一个新的开始，即学院传授的文学影响到创作界。同是出身于清华的《雷雨》的作者，在他之前清华已有过多位文学和戏剧方面优秀的卒业者，他们的成就和知名度是众所周知的，这里从略。我想说的是在后期即一九三九级的外文系的一些人，他们成绩的优异并不下于前辈，可算是最出色的一个班级。我与他们不同系，但由于一种机缘，使我和他们中几位都有过交往。如今健在尚在北大任教的有泾阳李赋宁君，其他则是已故的王佐良、许国璋、查良诤（即穆旦）及周珏良等。李赋宁和许国璋是全国闻名的语言学方面学者，李君桃李满门，而许国璋英语更是全国知名。王佐良君所涉面较广，他是有广泛的兴趣同时又是那种有极高的语言文字能力的人，大约很早就在英国的文学杂志《THE LIFE＆LETTERS》上发表文章。友人告诉我曾是他们老师的钱默存先生说过佐良的英语写作胜于前辈的一些人。王君近年治英诗，曾听说他晚年喜读蒲伯（A.POPE）的诗，一个人晚年爱读的诗往往是他对人生最后沉思的一种反映，中国有所谓为学之晚得，晚得也就是历经年代之后对于人生对于学问以及对于文学的终极的感悟。王君晚年之喜蒲伯，可以想象这不是带着炽情的读诗，而是宁静的心境的反映。然而王君惟其善属文，故文多流畅可读，因而有时亦不免于journalistic的味道，此其小疵而已。查良诤于我虽相知稍晚，然而却相知最深。其实一九三七年我们随校南下，曾同在蒙自临时校舍，现在尚留有那时印象的是曾看到他和他的好友北大的董庶君两人一起读柏拉图对话集。五十年代初他留洋回来北上之前曾有一次晤面。后来他学俄文，译普希金诗。抗战中查君曾随远征军去缅甸，一九四六年亦即胜利的第二年，查君以穆旦笔名发表在李健吾主编的《文艺复兴》上一组诗，是写在莽苍的原始森林中阵亡的将士的英灵，诗表现着庄严深沉的悼念，这是一组哀歌，是中国前此新诗中所没有的。我当时读后深受感动。有两种因素使在四十年代出现一批新的年轻的诗人，一个是战争的痛苦和磨炼，另一个是西洋近代诗歌这时好像产生了神奇的影响力。三十年代初译过来的艾略特的《荒原》所种下的种子这时开始开花结果。于是加之里尔克、奥登等人的作品被更多地介绍过来。这样崛起的一批新诗人，他们和前一代以抒情为主要特色的新诗显然划下了明显的分界线。而查良诤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个，天不使他永年，未能使他再展才华。但这个本来可以使中国新诗走向新岸的开端却在时代的变易中夭折了。这样，从某种意义上说，学院传授的文学对创作产生的影响也宣告终结。同时也可以说学院旧的传统同时进入断层状态。以后是更长的寻觅创作的道路。八十年代初人们根据当时若干人诗编成的合集，并不代表相同的诗派，其中也不是完全同一辈的人，而且客观上对于后起的诗也未产生什么影响。更后的新诗人，是在对于生命和生活极端痛楚的深思中脱颖而出，那种气势又和四十年代人迥然不同了。总之一九三九级（亦即十一级）的清华外文系是出色的一批人，他们发扬了良好的传统，但传统也在他们之后终结。我与他们不同系不同级，这里也不是越俎代庖自作评述，我怀念的是友情。

清华一九三七级是自有清华学堂以来最后一个班级在校园卒业。所有的毕业生各奔前程一如往昔。但暑期才开始，便响起了卢沟枪声。这又是清华所经历的从未有的大迁徙大分化。一部分未卒业的学生随校南迁，另一部分——他们都是具有最坚强信念渴求变革者——则奔向前方，投入抗日的队伍。这里我要特别提出我所知道的最早为国捐躯的两个清华人，他们是工学院的黄诚和与我同在社会学系的凌松如。黄诚也是学生救亡运动的领袖之一，他有一副沉着的面貌，凌君则是四川人，平常生活极朴素，可是他有着异常顽强的意志，一望而知是怀着坚定信念的人。这两个年轻人都在战争的最早阶段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这样，当许多人都在地处西南的昆明继续完成学业时，另一部分与黄诚、凌松如抱有相同理想者即奔向前沿，奔向圣地。这些纯洁的后继者与黄、凌不同的是他们经历了历史的更多的层次。数十年光阴荏苒过去，人们历尽时代激流的冲击，然而作为曾在这个校园读书的人，大都已到耄耋之年，却依然怀着难舍的眷恋之情。有的人挥笔说当年榜上有名，全家如何欢喜，拍照留念云云。可是近事却又历历在目难以置之度外。于是写成往事回忆，这些记实性的文字把读者带进了一个像阿丽思梦游的奇境中，但它不是阿丽思的美丽的梦，而只有现实的颠倒，朋友变成路人，人们发现情感背叛了自己，但理性又不足以产生反思，于是代之而生的是中和的情绪，这就是感伤与怀旧，但无论怎么说，这是一个勇者，惟其勇所以才有真诚。历史家说历史是为后人写的，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何一不是供后人看的。这样，纪实者的故事就像西洋传说中那只唱最后哀歌的天鹅（A fter many a summer dies the swan），哀宛美丽。朋友告诉我冯芝生友兰先生（清华老文学院长）晚年和他的高足冯契（一九四○级）一次谈话中，说到应当怎么样的问题，冯契答得很坦白，他说：“你怎么想就怎么写吧。”学生给了老师以巨大的勇气。于是今天我们有幸读到三松堂的文和自叙。这恰如一位西方哲人说的，一种高洁和无限的自豪感使他理所当然地摒弃了令他困惑的污浊、恐惧以至于忏悔。睿智克服了人性的弱点，从而获得升华的力量。但这是作为下一代的我们所不克达到的意境。于是最终还是带着怀旧的心重返校园，想对昔日的讲堂小桥投以最后一瞥，终于还是却步不前，当年以何等的豪迈走出静斋，如今却不能如智者那样拥有一颗旷达的心胸。清华园并非无风波之地，每一条小路都有遭遇的故事，这些熟悉的土地，谦逊地流淌它的热泪伤痕，这是我从一首年轻诗人写的清华园的诗中看到的。“名园北监仍多士”，这已是数十年前的陈迹了，无须回顾。对于曾在校园内相识或从未有交往的众多老学长，我依然怀着崇敬的心想着他们，因为他们使我懂得应当怀着怎样的心去尊重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