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每出一本集子，心头的第一个感觉总是：“这大概是我最后的一本书了。”年近八旬，血气已衰，实在没有精力多写。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每翻旧作，絮絮叨叨，翻来覆去，无非是那一套话，不免生厌，这样的文字写它做什么。于是，放下笔来，落个清闲。待过一段时期，髀肉复生，闲且惫矣，又复技痒，涂涂写写，所积渐多，便又有了“最后一本书”。此所谓积习难改也。
一生与文字结缘，积习确也难改。出身的家庭，决定了我对文事的态度，以为这是神圣的事业。及后稍长，读书渐多，“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深映心底。于是，一生所为，不外书生意气，笔墨生涯。求学时期起，就喜欢舞弄文墨，且以此自高（真是少不更事）。尔来六十年了，始终没有脱离文字生涯。宋赵彦卫《云麓漫钞》盛赞唐代传奇，以为是“文备众体”。“文备众体”是极高的赞誉，近古大家唯梁启超可以当之无愧。我一因为职业的关系，二由于不更事而好胜，倒也尝试过各种文体，今天看来，全是瞎胡闹。文体之分，愈到现代而愈繁，甚且趋于扑朔迷离。今天有些文体，包括所以表现其体的文字，我是愈来愈看不懂，自然也是无法备其体的。我写的文字，实是以旧法划分，为文为笔，有韵无韵而已。今人读之，如以为不成体，我甘受之。
即以这本集子论，题目是散文选，对我来说，只能是愧领。散文是什么，文体家可以做出各种论断，我实是未明其所以。年轻的时候，读大家散文，心向往之，自己也就着意而为。写来写去，只成咬文嚼字，装腔作势。自省愚钝，也就废然而止了。现在我无心为散文，每有所作，心里便无一个散文文体的概念，选家不察，往往以散文目之，道理所在，非我所能明。同样一种情况，我写历史论文，因为胸中没有论文的架子（这和学术论文的规范化要求是两回事），写来便觉自如，至于是否野狐谈禅就不管它了。归根到底，“修辞立其诚”五个字最重要。不管文长文短，不论是什么体，不拘是学术论文抑或散文随笔，有所为而发，出之以诚，总成敬业之端，可能言有所中。我所献给读者的，也只是这一分诚心。
集中文字，为“文革”后二十余年的选录，大部分已入他集，余为新近之作，未曾入集。本想选一些早年的文章，一以难觅，二是颇悔少作，乃罢。纯学术文章不入此集，可参安徽教育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唐振常卷》。昔年曾自许心愿，为免写历史论文积久而手僵，便决定治史之余，写一些非学术文章，多是散文随笔之类。然此类文章写多了不免手滑，自戒不宜多写。近年这个约定有所变化，主从之别，渐成颠倒。这也足见老之已至，所以这本书当是“最后一本”了。
集中文分六类：“读书”，“识史”，“怀人”，“忆旧”，“叙文”，“记游”。“读书”意明。“识史”实际是读史札记。“在历史中求史识”是治史者的第一要务，此处用“识”字首取此义，兼取“不贤者识（读若志）小”之意，志其所得之小者。“怀人”所选诸篇，是对已逝的老师、长者和朋友的追念。“忆旧”是旧时生活的零星回忆，多未入集。“叙文”选了几篇为友人作品写的序文，叙序同音同义。其间掺入一篇《流年大吉“算军粮”》，乃是写自己今年出版的几本书，叙者述也。此文于八月二十八日发表，是集中最新的文章。“记游”选少量文字，以备一格。
感谢浙江文艺出版社不遗在远，感谢几位朋友热情敦促，才有了这“最后一本书”。
一九九九年八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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