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二）

“疑古”这个词是由动词“怀疑”和名词“古史”复合而成的一个词，它的意思应当是指对古史的真实性表示怀疑。这种怀疑，落实于治学，往往以“辨伪”的方式表现出来。所以，如果将讨论的范围限定在“学术”范围内，我们可以说，“疑古”也就是“辨伪”。又因为怀疑的对象——“古史”实包含着有关古史记载的文本典籍和古史本身两个方面，因此，“疑古”或者说“辨伪”一词也就包含了对有关古史记载的文本典籍真实性的怀疑和对古史本身真实性的怀疑这两方面的内容。

疑古思想之在中国，其悠远的源头至少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以前的先秦时代。《论语·子张》中子贡发出的“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的感叹，《孟子·尽心下》中的“尽信《书》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的提示，《韩非子·显学》中的“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殷周七百余岁，虞夏二千余岁，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审尧舜之道于三千岁之前，意者其不可必矣！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的论述，这些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有关疑古思想的表述。这其中不仅有如孟子的对记录史事的典籍的怀疑，而且也有如子张、韩非的对史实本身的怀疑。

在我国，疑古思想的出现虽然甚早，但疑古思想形成为思潮，出现如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说的那种因“环境之变迁”与“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的现象，那还是近三百年间发生的事。在中国近三百年的学术思想史上，疑古思潮出现过三次：明清之交一次；清初一次；五四前后即中国现代史上一次。在这三百年间，时代的鬼斧神工开凿了一条坎坷不平、地貌独特的历史河床，先前疑古思想的涓涓溪流在这里汇集了、涌动了，澎湃汹涌为疑古思潮的滔滔大河。它奔腾着、跳跃着、咆哮着、歌唱着，它曾经那样富有生命力地、一往无前地行进过，并曾经对它所流经的那一段岁月的社会现实产生过巨大影响，以至于当疑古思潮的历史潮音已经平息近半个多世纪以后，人们仍然会发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呼吁。这说明，疑古思潮已经把它的风貌深深地烙在了人们记忆的底片之上，将它的精神融入了中华民族的品格之中。今天，当我们站在世纪之交的门槛回首往事，当我们站在疑古思潮河床的下游向它的上游眺望，油然而生的敬畏感使我们战栗、赞叹，也使我们朝乾夕惕，陷入沉思——对业已逝去了的祖辈先贤们所创造的历史遗迹折腰赞颂，一咏三叹，这是每一位史学工作者必然流露的真实情怀与职业习性。“往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是一个民族不可或缺的记忆。因此，对于中国近三百年间所曾经发生过的疑古思潮进行系统的总结，其意义与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在中国近三百年间的疑古思潮发展史上，直到五四以前，疑古思潮的历史虽然精彩纷呈，但对疑古思想乃至疑古思潮的历史总结却显得平淡而薄弱。在这期间，明清之交的阎若璩、陈确、胡渭，清代早期今文经学家庄存与、刘逢禄、宋翔凤，以及晚清的龚自珍、魏源、廖平、康有为、崔适等，他们虽都曾在疑古辨伪学上有过大贡献，但他们的著述，都还只能算是疑古的著述而不是对疑古思想的总结。与清代乾嘉间的崔述相前后的另一位疑古大家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和崔述的《考信录》，对疑古方法和疑古学发展史上某些学者的学术成就曾经进行过片断的总结，但以内容所占的分量与比重而言，严格说起来，这些也都还只能算是疑古的著述而不是对疑古思想的总结。

五四以前，既然对疑古思想的总结都还谈不上，那也就更不用说对疑古思潮进行总结了。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历史需要“远眺”而不能“近观”。那种能够产生“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历史美感的必要条件是历史观察的距离感。只有当疑古思想形成一种思想界的“群体趋势”而发皇成疑古思潮，并且这股思潮已经行进过一段历史的河道，它本身，或者说它的一部分已经凝固成了“历史”，只有到了这时，才能够对历史进行眺望，对疑古思想乃至疑古思潮进行总结。在这里，时间所拉开的空间上的距离感，使得历史的总结不会因为时间太短、距离过近而出现观察上的“死角”或“盲点”。

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的狂飙席卷中国大地，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全面清理，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疑古思潮就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勃然而兴，成为制约思想界总体走向的一种社会思潮。所以，以对社会现实所产生的影响和冲击的程度而言，在疑古思潮发展史上，又以五四前后即中国现代史上的那一次疑古思潮的涌动为最大、最深。到了这时，疑古思潮本身已经历了二百五十年的发展历程，时间既已足够长，后辈们所掌握的历史资源既已足够富有，当时又正处在疑古思潮如火如荼行进着的当口，需要总结历史的经验以服务于现实。只有到了这时，对疑古思想乃至疑古思潮进行历史的总结才有了可能；也只有到了这时，对疑古思想乃至疑古思潮进行总结的可能性才变成为现实性。

五四以后对疑古思想乃至疑古思潮的总结工作，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搜集、整理历史上有关疑古思想和思潮的史料；二是撰写关于疑古思想和思潮“史”的著述。

顾颉刚先生既是“古史辨”疑古运动的主将，又是对疑古思想乃至疑古思潮进行历史总结的先驱。1920年顾先生自北大毕业，留校任助教。这年冬，他开始校点胡适嘱咐他整理的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顾先生又是最早想到要写一部“辨伪学史”的学者之一。因想要做辨伪学史，顾先生因此又想到首先应当作一部《辨伪丛刊》，将历史上有关疑古的史料搜集起来，以十万字为一集。顾先生最初拟收入的历史上的辨伪著述就达五十种之多。从1921年起，顾先生开始陆续标点宋濂的《诸子辨》、胡应麟的《四部正伪》。这时，顾先生将其整理《辨伪丛刊》的想法写信与胡适、钱玄同，进行了反复的探讨。胡适、钱玄同在给顾先生的回信中不仅对顾先生给予全力支持，而且对如何编辑《辨伪丛刊》，包括《丛刊》的体例、内容、时限，“伪史”和“伪书”的分别等发表了详尽的重要意见。可以说，顾先生搜集辨伪学史料的工作，是与胡适、钱玄同的支持、鼓励分不开的。

从20世纪20年代初到1935年《崔东壁遗书》问世，这期间学术界曾经掀起过一阵“崔述热”。1921年，受胡适的嘱托，顾颉刚决定标点崔述的《考信录》，整理《崔东壁遗书》。在整理《遗书》的过程中，1923年，胡适辑集了《大名县水道考》等崔述佚文；1928年，顾颉刚在居粤期间得到崔述夫人的《二余集》；为尽可能全面搜集有关崔述的史料，1931年，顾颉刚、洪迈亲往崔述故里大名县访问，并作《崔述故里访问记》；1932年，洪迈从燕京大学图书馆中得到崔述的《知非集》；1934年，顾颉刚从友人处得到崔述弟崔迈的佚文共七卷综七万言。以上这些新搜集的史料，最后全部被辑集到《崔东壁遗书》中，使《崔东壁遗书》成为有关崔述史料的一个最完备的本子。

新文化运动中的疑古先驱所搜集的史料，其完备、周密、系统的程度是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所无可比拟的。我们今天能够顺利地进行中国近三百年疑古思潮的研究，主要还是依靠五四以后疑古先驱们为我们准备的现成史料。这一筚路蓝缕之功应当永远铭记。

关于撰写有关疑古思想和思潮“史”的著述，约略又可以分为两端：一是对某些具有疑古思想学者的个案研究；二是对疑古思想和疑古思潮发展历史作通贯的叙述。

从对某些具有疑古思想学者的个案研究来看，胡适写于1925年的《科学的古史家崔述》是一部有影响的著述。1922年顾颉刚先生作《郑樵传》，对郑樵的疑古思想颇多发覆。

梁启超、钱穆分别写于1926年与1931年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有关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研究仅有的两部同名专著。这两部专著并行于世，独步一时，在当时即被目为“双璧”，其所焕发出的旺盛生命力，七十年后仍属学界翘楚。任公先生以清儒对晚明学风的“反动”为切入点，横破诸家，娓娓道来，有截断众流之势；宾四先生则以理学在清代的延续为突破口，述学理的内在衍化，如剥茧抽丝，一线相悬；又如涟漪石投，层层展开，其内在理路历历可循。我的这部书受两位先生的恩泽不浅。虽决然不敢以“韦编三绝”自诩，但任公、宾四先生的两部专著，对明清两代具有疑古思想的学者如阎若璩、陈确、胡渭、崔述、庄存与、刘逢禄、宋翔凤、龚自珍、魏源、康有为、廖平等人治学的论述，却是我反复阅读细心揣摩的。以笔者的私愿，倘若两位先生能够凭借他们的如炬之目如椽之笔，依着两位先生的深厚学养，为我们留下一部《中国近三百年疑古思潮史》，那将是学界何等的幸事！惜乎两位先生未能瞩目于中国近三百年疑古思潮的通贯研究，在他们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对上述具有疑古思想学者的论述，亦仍然局限于“个案”而未能形成一部“疑古史”。

在“古史辨”疑古运动中，对疑古思想和疑古思潮作通贯研究的著述不多。1926年曹养吾先生写了一篇七万言的《辨伪学史》（收入《古史辨》第二册），对疑古思想作了一次成系统的总结。1935年，顾颉刚先生在燕京大学《史学年报》上发表了《战国秦汉间的造伪与辨伪》一文，在此文的“附言”中顾先生说：“去年春夏间，逼着自己作一篇序文，要把二三千年中造伪和辨伪的两种对抗的势力作一度的鸟瞰。”这说明，顾先生原是有志于作一部辨伪学史的。可惜顾先生此文只论及先秦以迄于秦汉间的疑古思想发展，秦汉以下的部分尚付阙如。直到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准备重新出版《崔东壁遗书》，顾先生始增写了秦汉以下的部分，且与原先写就的先秦以迄于秦汉的部分合并，作为《崔东壁遗书》的《序言》。

从40年代开始，疑古思潮渐趋消歇。在此后的近半个世纪中，我国学术界治学的视角，几乎很少对准过疑古思潮研究这一学术领域。近年来，学术界有了一些有关疑古思想的研究，或者说与疑古思想的研究多少有一点关系的译著、专著或论文。例如，1995年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蒋庆的《公羊学引论》，1997年东方出版社出版了陈其泰的《清代公羊学》，1998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赵刚翻译的美国学者艾尔曼的《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对清代今文经学的疑古思想均有所涉及。但这几部书从政治方面用力较多，在学理方面着墨较少，而且他们也还没有将疑古思潮作为研究的重点；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了新加坡国立大学邵东方的《崔述与中国学术史研究》，该书对崔述的研究着力甚勤，但这是“个案”的研究而非疑古学“发展史”。此外，吕思勉《论学集林》中的《读崔东壁遗书》⁽¹⁾、刘起的《古史续辨》⁽²⁾、徐旭生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³⁾、李学勤的《李学勤集》⁽⁴⁾中的有关篇目等，对于疑古思想的发展均有深刻论述。与内地相比，中国香港、台湾地区及国外学术界对疑古思想的研究起步要早，成绩也要大。例如，施耐德（Schneider，Lauence A）（梅寅生译）的《顾颉刚与中国新史学》（Ku Chieh-kang and China's New History）⁽⁵⁾、余英时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⁶⁾、许冠三的《新史学九十年》（上、下。见其中卷三“方法学派”中的第六章“顾颉刚”：始于疑古终于信）⁽⁷⁾、王汎森的《古史辨运动的兴起》⁽⁸⁾、林庆彰的《清初的群经辨伪学》⁽⁹⁾、彭明辉的《疑古思想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¹⁰⁾、逯耀东的《胡适与当代史学家》⁽¹¹⁾等一批专著，对于中国近代的疑古特别是五四以后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以及顾颉刚、胡适等疑古大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此外，王健文的《一个寂寞的史学家——典范变迁中的崔述》⁽¹²⁾，杜维运的《民国史学与西方史学》⁽¹³⁾等一批论文也述及了崔述的疑古思想和清代疑古思潮中的某些问题。然而，就总体来看，这些论著对于近三百年疑古思潮“史”的发展所作的梳理仍然是片段的。而且，将疑古思潮置诸学术史的大背景下研究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些论著也还有不尽如人意处。要之，综观近年以来内地与港台的学术界，对于近三百年以来疑古思潮的发展作通贯研究的著述仍告阙如。而如前所述，对近三百年疑古思潮的发生与发展作历史的总结是一项有意义的学术工作。有鉴于此，我把“近三百年疑古思潮研究”作为本书的专攻方向，正是想庚续40年代以后几乎中断、而且至今仍显薄弱的疑古思潮“史”的研究传统，希望为这一学术领域的繁荣贡献一点点绵薄之力。

40年代以前以及近年来学术界所取得的疑古思潮研究成果，基本上是我今天进行“近三百年疑古思潮研究”课题的基础和起点。在充分享受祖辈先贤留下的历史资源时，对于先贤们在这一学术领域的开拓中所付出的辛劳与取得的成就，我要表达的谢意与敬意是由衷而深切的。但与此同时，对于先贤们的研究成果我也仍然有些许未餍心理之处。因此，在这部书稿中试图在如下四个方面有所增益或者说有所突破。

首先自然是对时限的不满足。从20年代开始纵横捭阖于中国学术思想历史舞台上的疑古学者，他们正忙于“创造历史”，对于他们亲身参与、亲手创造的那一段疑古思潮史，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加以总结。而在中国近三百年疑古思潮发展史上，这一段历史又恰恰最为重要。这不仅是因为这一时段内的疑古离现实最近，因而对现实的影响最大，而且因为这一时段内的疑古，它直接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历史学研究领域内的重要性，决定了现代疑古思潮研究在本书将要涉及的学术范围内所占有的重要地位。因此，本书对这一段疑古思潮的历史运动进行总结并以此为研究的重点，是“近三百年疑古思潮研究”课题的应有之义。

其次是对个案研究的补充。今文经学中的公羊学派是疑古思潮发展史上的重要篇章。从庄存与、刘逢禄、宋翔凤这样一些清代早期公羊学家，一直到龚自珍、魏源、廖平、康有为的晚清今文经学家，将他们放在“疑古”的学术范围中作个案的研究，并进行一番探源竟委的梳理，这是我在本书中试图实现，也是40年代以前的疑古学者的研究所阙如的。在清代今文经学的个案研究中，对清代今文家的治学方法论加以剖析无疑又最为重要。“春秋重义不重事”，这是清代今文家奉若神明的方法论骨干。这里的“义”是指与“政治理想”、“价值判断”息息相关的“微言大义”，这里的“事”也就是“史”。重“义”不重“事”也就是重“论”轻“史”。“春秋重义不重事”这一古老的《公羊》义法虽然起自汉代，但对这一义法进行方法论上具体而微的阐发，并将其全面运用于治学，运用于疑“古”（文经），那还是清代今文家，那还是刘逢禄、魏源、康有为等人。庄存与首先祭起这一湮坠近二千年的今文义法，刘逢禄对此复进行了“文予而实不予”、“实予而文不予”的强调，即认为根据治学主体的自我判断与选择，可以并且应当对历史事件及人物作出某种价值评判而不必顾及史实的真相。这样，清代今文家治学中“史”的意义就大大淡化了。至康有为，他对“春秋重义不重事”作了“春秋在义不在事”的一字之改，遂将“事”也就是“史”从治学中彻底剔除，从而为臆断史实、附会经说，以学术议政干政找到了一个方法论上的根据。清代，特别是晚清的今文家，对他们的治学进行政治意义和学术意义的二分评价，我认为是应该的，也是可行的。

再次是学理的建立。学术思想的运动、发展和变化，有它自己的一个“自在生命”。也就是说，学术思想沿着它固有的生命轨迹运动、发展与变化，是受制于它本身的内在规律的。而“学理”正是学术思想的自在生命与内在规律的灵魂。我认为，只有从学理着手去探求学术思想的运动、发展与变化，才能够真正进入它的堂奥，也才能够扪及学术思想跳动的命脉。举例来说，我注意到，从晚明开始，一直到乾嘉年间的近一百五十年中，弃“虚”蹈“实”是学风的一个总体发展趋势。这种学风的形成，滥觞于东林士子对理学的清算运动，这一运动在明亡清兴以后的清朝初年达到了高峰，乾嘉诸老即沿此清初余波而起形成了乾嘉考据学。在这一百五十年间，辟“二氏”（佛、老）——尤其是清除羼杂于理学中佛教的“形上”思辨之学，又是学术界最初进行理学清算的“把柄”与津筏，由此形成了从晚明一直延续到乾嘉年间对形上思辨学风的厌恶与摒弃。然而，从“致用”——更准确地说是“资治”，即学术服务于政治——的角度看，恰恰是理学，对于纲常名教与现存制度之间的关系问题，曾经进行过最严密的理论阐述。在社会制度尚未发生根本性变革以前，理学的生命力终不会枯竭。因此，即便处在理学清算浪潮之中的清朝初年，在究竟应当如何处理理学的问题上，学术界已经有了不同看法，这其中已埋下了日后汉宋之争和汉宋兼采的端苗。从清初迤逦而下至于乾嘉年间，汉宋兼采之风潜滋暗长，始终不歇。清代的今文经学即在这一学术的内在矛盾与运动的背景下悄然再生，在湮坠近二千年后终至于死灰复燃。戴震、凌廷堪等富于哲思的乾嘉学人在批判宋学的同时却又不自觉地袭用着宋学重义理的方法论。基于这样一种视角，我对近三百年疑古思潮的考察，即以理学清算为入手处，而又以对辟“二氏”的学术追踪为切入点进行，对汉学与宋学二者相互关系问题的透视也始终交织于这一学术考察的全部过程。总之，环绕着学理内部的矛盾运动而次第展开学术思想的生命轨迹，这是我努力遵循的一条原则。

最后是观点的“纠偏”。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诞生的疑古运动，在全面清理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反封建”那一层重要的社会使命是学者始终肩负的。在反封建的社会需要制约下，“打倒孔家店”虽是势所必然的社会趋向，但疑古运动中出现的某些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偏激观点，却也是今天应当实事求是地加以指正的。例如，主张“把线装书丢进茅厕里去”，甚至要求废除汉字采用罗马字等，都是这种偏激观点的体现。表现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疑古运动中又有“宁可疑而过，不可信而过”，以及时人所批评的“默证法”等罅隙。“科学”的口号，当它负荷起某些它无法承载的社会政治重任时，往往会质变成一种政治运动的工具，而渐次失却实事求是的本体精神。在时过境迁半个多世纪以后，对疑古运动中出现的这些过激观点予以“纠偏”，这也是本书稿的应有之义。

廿八载之劳，一旦书稿杀青，“恂恂而未能出辞，惴惴兮怵惕”。我真诚地期待着方家的指教与点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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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吕思勉：《论学集林》，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2) 刘起：《古史续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3)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4) 李学勤：《李学勤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5) 施耐德：《顾颉刚与中国新史学》，台北华世出版社1984年版。

(6)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

(7) 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8) 王汎森：《古史辨运动的兴起》，台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1987年版。

(9) 林庆彰：《清初的群经辨伪学》，台北文津出版社1990年版。

(10) 彭明辉：《疑古思想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台湾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11) 逯耀东：《胡适与当代史学家》，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版。

(12) 王健文：《一个寂寞的史学家——典范变迁中的崔述》，《历史学报（成大）》（18），台南，1992年12月，第153—172页。

(13) 杜维运：《民国史学与西方史学》，收入孙中山先生与近代中国学术讨论集编辑委员会编：《孙中山先生与近代中国学术讨论集》第二册，台北，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