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重塑上海城市形象论

李天纲为《重塑上海的城市形象》文（载《上海文化》一九九三年第一期），读后深有同感，因作续貂之篇。以所谈已不限于目可见的形象，故名之曰“广”。而就我的专业，回望过去，也许还有话说；议论当前，则力不从心，是以乃流于多翻旧账。自知此失，仍然嚼舌，则因历史未必无用也。

人们习惯把上海叫作大上海，今昔皆然。这个大，并不专指地域之大。又常说，上海是个海。这个海，并非就说失足不能自拔；更不是今日最时髦的改业从商。海之一字，对于上海历史的发展诚然重要，苏州河（吴淞江）、黄浦江，加上更重要的出海口，背对内陆，腹地广阔，条件优越，渐成以港兴商，以商兴市。于此，论者多矣，也并不是这篇文章所要说的。

“泰山不让寸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此是不易的物理与人理。把这句话迻易成更早的古训，就是“有容乃大”。其理千古如新，用以论人衡事，以至察国家之兴盛，莫不皆然。北京大学在本世纪一十至二十年代之所以成其大，就在蔡元培之大。蔡元培之大，在于他的兼容并包学说，容得下一个中外古今。这也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事。以一个大字冠诸上海，恰当不过。上海城市的性格，最是有容，最担当得起这个大字，名副其实的海纳百川。

内陆地主文化发达的城市，性格早经固定，生活亦成习套。茶馆品茗，多至三市；酒楼赋诗，心存魏阙，似怀天下之忧，实则是待机而沽，无所作为的状态表露无遗，于是留下了马路之中踱方步的幽闲之状，一切都显得那么呆板，那么停滞。商业城市，似乎多了些闹声，其实也只是沉闷中的点缀。无论前者和后者，这些城市，就总体而论，多只是一种狭窄，一种不足以容他的性格与心态。

上海人来自四面八方。“阿拉上海人”，这“阿拉”本就不是上海话。宁波人带来经商的本领，苏北人带来勤劳，广东人带来勇猛坚毅，四川人带来聪明机智，与山东高头大马巡捕俱来的是强悍之气，徽帮与扬帮带来的，除了各自不同的经营之道，更多了几分翰墨气，……如此等等，上海吞而融之，兼容并蓄，形成了上海性格，或曰广义的上海文化。国内移民城市非只上海一个，上海独能慷慨地接受无法统计其数目之多的移民，上海从不排外，天生没有那种小家子气。而各地各帮的移民之间，大体能融和无间，没有或很少其他移民城市那种常有的争斗，关键也在上海能够容和融移民。有容乃大，此其一也。

其二，上海曾经是国际大都市，各国侨民住上海者最多时达数万人（没有很准确的数字，有的记载说六万多人，有的记载多或少于此数），这是过去少见的现象。诚然，上海曾经是实行落地签证的城市，来去方便，是个客观原因。也还有另一原因，二战时期，全世界许多国家排犹之时，上海容纳了人数众多的犹太难民。但是，根本之点，却在于上海这个地方，能使各国人谋生，赚钱，发展，生活过得舒适愉快。他们不只愿意来，更愿意居住下去。

与外人俱来的，是西方的生活方式、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再加上上海有所谓两租界，西方的（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议会精神，在两租界完整体现。这些，都必然影响于上海，影响于上海市民，亦影响于上海地方官府当局。从物质层面到精神层面到华界制度表现，都产生了巨变。拙文《市民意识与上海社会》对此有所论述，此处不赘。人所熟知，上海是西方文化输入的窗口，中西文化碰撞，首战于上海，胜负初分，西方文化乃经由上海而辐射于全国。初战既定，其孕育的上海文化，非中非西，亦中亦西，既不能以浅薄庸俗而鄙薄之，如从前京派之视海派然，亦不能视之为中国文化的代表而高山仰止。其实，它可以“五彩缤纷”四字概括。举例说明：以美国洛杉矶迪斯尼乐园为代表的文化，与以亨廷顿图书馆（其实它除了极佳的图书馆，还有收藏丰富的博物馆和硕大无朋的各种形式精美庭园）为代表的文化并存，雅俗皆具。此亦有容乃大。上海文化庶几近之。

距今四十七年前初从内地到上海的时候，第一个令我目瞪口呆的现象，是上海人行步如飞，马路上都是那么急匆匆的，似乎是天将塌，又像是天即将降大任于斯人，非立去办大事不可的样儿。这种状况，与内地人悠哉游哉在马路当中踱方步的形象迥异；内地人只有在警报拉响，预告日军飞机将来轰炸的时候才会急行。接着，我投入工作，每天必去的地方，距所居处真是近在咫尺，逐渐发现，即使如此，也非急行如风不可，去晚了，我所要得到的必后于同业，工作的损失必大。由是，才明白上海人把走路叫作跑路实在有道理，不跑不行，不跑必落后。跑，是上海这个城市生活的节奏，跑路是上海这个城市的外在形象。这节奏，由于上海城市竞争机制而产生。由于这快节奏，由于讲效率，这个城市乃表现为生意盎然。生意盎然，可以说是上海城市的内在形象。

想举一些事例来说明，但为列举，不作分析。

经济是上海的命脉，经济的浮沉首靠信息。上海的经济信息，一是快，二是全。商家自有信息机构与渠道，这自然不够，上海各家报纸，无论中文与西文，也无论报纸的性质各有所侧重，要必有经济版，而经济版的编辑，多为研究有素的经济学者。当时私家通讯社众多，其中专业经济的通讯社不在少数。各业竞争，靠手段，靠关系，靠经营手法，最重要的则是靠信息的快速灵通。各条具备，方能言竞争，方能一显身手。至于交易所的紧张繁忙，今日上海成立甫三年的证券交易所的景象，倒是颇为相似了。

上海是文化中心，不拟谈文化中心形成之故及其表现，只想说一点我所见的出版新闻事业的表象。历史悠久的商务印书馆，在中国文化事业上贡献极大，新知识新思想的输入，不能忘了商务之功，严复《天演论》之后的几部译作，都由商务出版。商务以满腔热忱和为数可观的经济上的帮助，支持众多学人出国研究和读书及从事著述，蔡元培只是其一，仅只翻一翻香港商务影印出版的《张元济蔡元培来往书信集》（附与其他友人来往书札），就可以列举一批人。商务“日出一书”，其效率之高惊人。有了一番事业心，便能奋发有为。不要以为商务保守，拍摄第一部有声电影短片的是商务。陈原先生告诉我，中国首先用电扇的是张元济。出版机构各相竞争，各出心裁，百花齐放。福州路文化街的出现，不是偶然。即使是所谓皮包书店，区区几个人，出书速度也高得惊人。

上海大小报纸有数十家之多，各种名目的通讯社即起即落，落而复起，为上海的生气平添春色。各新闻单位之间，不竞争无以图生存。记者采访习称为跑新闻、抢新闻。不跑而坐，乃成无闻；不抢就没有独得或值得先发的新闻。报纸记者多者十余人，少者数人，每人每晚写稿总在千字左右，非如此不能过日子。报馆如战场，其紧张状态，足使今日从事新闻的年轻人惊为怪事。还有一事，报纸要早出，抢时间最为要紧。上海人没有下午看报纸的怪事，下午看日报，已是读历史材料了。今天上海的报纸，往下顺延似乎隔了几天看也无大碍，如求之于昔，这张报纸早已关门大吉。现在香港的日报，每份港币三元五角，到了下午，在报摊上则是两份不同报纸合在一起，也卖三元五角。即使如此，买的人也不多了。昔年上海望平街，天未明已是报贩云集，报纸一到，其抢发抢领之热烈高速紧张气氛，可以说是上海醒来的第一声市声。各家报纸抢赶沪宁早班第一趟列车，更是一场战斗，连总编辑也管这件事，总要提醒大家不能脱了火车的班。

竞争，效率高只是一种现象，实质则是敬业精神。上面略举新闻与出版的情况，推而广之，上海各行各业的表现亦皆如此，放眼一看，整个城市忙忙乱乱，闹闹哄哄，齐奏出一种市声。进而求其实质，正是敬业精神的表现。

老子不为天下先，已成为一部分中国人尤其官场人士处世的哲学。上海，则愿为天下先，敢为天下先。所以如此，诚然有上海所处地位的优越条件，时代的关系，租界的影响。然而，上海人的有容，敏感，勇于吸收新鲜事物，则是能够利用客观条件的必不可缺的因素。无论对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都是如此。

我曾经在一篇论文中，列举了上海开埠之后数十年间市政创兴和先进公用设施始用的年代，文繁此处不录，其所说明，其时上海的一些先进公用设施已居于世界的前列。所举事例，其时自然只能是在租界地区所出现。租界积年开辟道路，修建桥梁，建筑码头，营造房屋，改良交通工具，改良饮水，改革照明，荒郊渐成闹市，租界当局作了许多市政管理的规定，市民从不习惯到习惯，遵守规定，市政井然有序。先进的租界刺激了落后的华界，有识之士奔走呼吁，华界奋起直追，面貌渐变。特别应予一提的，是以李平书为首的南市绅商所倡办的上海地方自治运动，开始于一九〇五年（清光绪三十一年），结束于一九一四年，发端既在全国之先，且在清廷颁诏办理地方自治之前四年，而其收效亦显著优于全国。就因为北面有两个租界，多所仿效，乃得其功。

租界之兴，华界之追，从实践中引进中国从来没有的学说与认识，市民意识逐渐得以养成和增长，这是上海社会先进于全国的关键所在。⁽¹⁾地方自治运动之收宏效，华人参政运动之与日俱进，皆端赖于此。厥后，各种市民运动仍独步于全国，即以抗战胜利至一九四五年上海解放几年间为例，次数频繁，规模至大，皆多于及大于全国，尤为特殊者，舞女可以因禁舞而酿成舞潮案，集队向上海市社会局请愿，大打出手，终得胜利（一九四八年）。摊贩竟能联合一致，发起群众性的抗议行动，致使上海市政府不能不明令终止取消摊贩（一九四六年）。而一向生活比较稳定，思想较为平和的店职员，亦屡屡发为市民运动。凡此，都足以说明上海市民意识之高于全国。市民有权对有关市政举措作出自己的反应，而既经纳税，便有议政之权。

上海也曾经出现不为天下先的事。一八七六年，英商怡和洋行筑成吴淞铁路，“沪人诧为奇观，有乘专车游淞口炮台者，视为行乐之一途，以故收入甚丰”。两江总督沈葆桢本属开明派，对此力持反对，几经交涉，购回拆除，路轨运往台湾。英商建筑铁路自有一个侵犯中国主权的问题，但从中国方面来说，不是购回自办，而是拆除，亦属可悲。沈葆桢出此，是因为：“（他认为）铁路一事，虽为时势所必趋，然断不使后之人谓中国之有此，乃由江督沈葆桢而起。”⁽²⁾这只能说官场为保乌纱所采的圆滑，与上海人无涉，与市民意识日增的上海市民无涉。

从本文第一节和本节的叙述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上海之所以成其为上海，根基在人，在于逐渐具备了现代人意识的上海人。

我曾经说过，旅游者新到一个城市，除了市容，要了解这个城市的文化素质，或者说是形象，有三者可备参考：一是书店，二是博物馆，三是文化遗址的保存与维护。上海福州路文化街自然早已名实不符，而且其他闹市区的不少书店也都改换门庭，成为美食街、黄金屋之类。书店多少并不是最主要，更要看卖的什么书，丰富与否。以此衡量，这就更难说了。于是，只剩下了远望东京神田区林立的书店而兴叹，岂不可悲。上海博物馆有最好的藏品，青铜器，陶瓷，明清书画，堪称三绝，尤以青铜器为最，惜乎原馆址是个旧银行，不适保藏和展览。新馆之建，大家都寄予厚望。新馆建筑应该精美绝伦，富有特色。纽约的曼哈顿博物馆建筑雄伟，藏品之富之精，让人进去就不想走出。甚至美国一些大学的博物馆，如史丹佛，如普灵斯顿，亦至佳美。澳洲墨尔本博物馆的建筑，别出匠心，堪称当世一绝。至于文化遗址的保存，上海成绩本差，这在过去本不足奇。历史久远，越不爱惜和珍重自己的历史。更可忧者，经济大潮之中，随意拆房，伤及本不该拆的文化遗址，令人憾然。我们国家有文物保护法，而无文物立法之权，于是，规定管规定，拆除自为之。

上海这些年较注意为历史人物造铜像，本是好事，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准则，就会乱套。谁的家属捐钱就给他的先人造像，难免失去历史的本意。交通大学内塑像，光有盛宣怀，而不首及于张元济、唐文治、蔡元培，属于无章。最近才知道，上海有个名人公墓，此事甚当，但何种人入此公墓，亦应有符合历史公正的标准。凡此种种，不必多举。

谁都赞成上海应该更加繁华，前若干年上海太冷清了。但上海之失去昔日荣耀，并不单因为冷清。反过来说，要重塑上海，并不就只是恢复昔日繁华，甚而过之。繁华只是表象，要就其内在，研究上海人，研究上海现象，研究广义的上海文化，这样才能有更深层的理解，更可行的办法，收更佳的效果。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原载《上海文化》一九九四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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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前举拙文《市民意识与上海社会》。

(2) 以上两引均见伯熙编《老上海》第一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