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租界论述

在全国的租界中，上海租界开创最早，历时最久，范围最大，规模最为完备，对于上海乃至全国所产生的正反两方面影响也最大，而其影响所及，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方面，可谓无孔不入，既深且远。因此，上海租界和有关租界问题历来就是众所注意的焦点。

正是由租界研究肇始，揭开了真正具有学术价值的上海史研究。本世纪二十年代，随着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特权、捍卫民族利益的呼声日益高涨，不少中国专家、学者开始关注租界问题，他们不是从情绪、感情出发，而是以较严谨的科学态度从政治、法律等角度着眼，论证了租界的形成、发展历史，以及它的不合理、不合法性质。这一时期，陆续产生了以王揖唐的《上海租界问题》，徐公肃、丘瑾璋的《上海公共租界制度》，蒯世勋的《上海公共租界史稿》等为代表的一批上海租界研究论著和报告，这些成果直至今日也还是我们研究租界的基础。近十年来，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外交往、中外关系又日益成为社会生活以及经济文化中的重要方面。在这一契机触发下，上海租界问题在另一层意义上重新被学术界注意、研究，租界史研究又成为热点。虽然对于租界的评价和历史作用的认识，意见并不一致，但近年来租界研究的可喜现象是对具体研究对象的进一步深入，例如对上海租界的“永租制”、房地产经营、市政建设、社区社会、市民文化等问题，都产生了一些专门研究的论著，这种研究将会使人们改变对历史进行简单判定的做法，而变得更具有历史感。这类研究成果，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也有现实意义。

一八四二年八月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战败，被迫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允许五口通商。一八四三年十一月八日，由英国公使指派的首任驻沪领事巴富尔（George Balfour）带着翻译麦华陀（Walter Henry Medhurst）乘小火轮由广州到达上海，翌日上海道台宫慕久议定十一月十七日上海开埠。巴富尔在城内设立了领事馆，十一月十四日他发布公告宣布上海开埠。随之，各国商船陆续进入上海港，不少外国商人、传教士也来到了上海。上海开埠后，清政府指派两江总督、江苏巡抚会同上海道台共同办理上海“夷务”。但当时总督璧昌和巡抚孙善宝视“夷务”为畏途，堂而皇之地上奏道光皇帝，把责任全推给了上海道台宫慕久。为英国人在上海居留租地之事，宫慕久和巴富尔经过了两年的谈判。虽然关于英国人在通商口岸租地居留的原则在一八四三年十月订立的《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虎门条约》）已做了规定，但具体的实行办法仍需地方政府与当地英领事馆交涉。在上海，两年谈判的结果就是一八四五年十一月《土地章程》（Land Regulations）的公布。

《土地章程》划定了英国人的居留区域，即在上海城外南以洋泾浜（今延安东路）为界，北以李家场（今北京东路）为界，东面的界线为黄浦江，西界当时未定，翌年定为界路（今河南路）。租地方法由租地人直接向中国业主商议，然后由双方分别呈报上海道与英国领事，并由“华官与领事会同遴派中英正直人士四五名，估定房价、地租及移运屯地等费”，由出租人与承租人订立契约交割，送呈道台加盖钤印正式生效。租界内容许外商进行简单的市政建设和市政管理，实行华洋分居，并由英国专管，其他国家的商人要进入租界内租地建屋须经英国领事批准。《土地章程》的颁布，意味着上海租界的开辟，而在当时的外交形势下，上海租界的形式至少是令清政府满意的。因为所租的土地规定中国拥有领土主权，中国政府保留了该区域内的土地管辖权、司法权、行政权，以及对居留区内外人的决议的最后审核权。清政府自以为得计的是实行“华洋分居”的办法。议和钦差大臣耆英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中提出“华洋分居”之策，为道光所许，而成为基本国策，自以为划地为牢，可免华洋杂居，滋生事端，殊不知后来事实的发展，却为租界的滥觞，丧权辱国，此开其端。同时，所划定的外人居留区在当时是“一片泥滩、三数茅屋”的未开发区。英国人选择黄浦江边这块不毛之地作为侨民居留地有其战略考虑，英国公使璞鼎查认为这块地方“东面有宜于航行的宽阔河流，其余三面有可供防御的河浜”⁽¹⁾。开始，外国人都嫌租界内荒芜不便，不愿搬入，他们都希望住在城内，直到一八四九年起才逐渐移入租界。清朝具体谈判此事的宫慕久，后来被人称赞为“力持大体、抚辑中外”⁽²⁾，不久便由道台升为按察使。

一八四四年，清政府又与美国和法国先后签订了《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美、法也取得了与英国同等的在华权益。很快，美、法两国的驻沪领事接踵而至，他们也向上海道台提出了租地的要求。时任上海道台的吴健彰要他们居留于《土地章程》规定的范围内，并要他们向英国领事交涉租地事宜，试图将华夷纠葛转化为夷夷纠纷，达到以夷制夷的目的。果然，美国领事与英国领事之间发生了“升旗”争端。但矛盾很快就转化了，英国方面作出了和解的姿态，表示可以放弃租界内的“专管”局面而代之以“权利均等”。美国领事金能亨（E．Cunningham）故意将租地的契约直接送吴健彰请其钤印。而美国圣公会主教文惠廉（W．J．Boone）已悄悄在苏州河北岸地价较廉的地方广置地皮，建造房屋，扩展美国在沪的势力，并向吴提出交涉，要求将虹口划作美租界。交涉旬日，吴健彰只是口头同意，没有订立协议，亦未划定界址。金能亨便威胁要请求派军舰来沪，吴只得屈服，承认了美国的租地权。而法国领事同样也要在上海取得一专管区域，吴健彰仍然采用拖延的办法企图搪塞。当麟桂接替吴健彰后，法国领事敏体尼（L．C．N．M．Montigny）达到了他的要求。这样南至上海县城护城河，北到洋泾浜，西起关帝庙诸家桥，东至广东潮州会馆沿河这一片土地就被划为法租界。美租界虽未正式划定界址，但它实际上已包括苏州河北岸虹口的一大片区域。一八四八年十一月英国又利用“青浦教案”向清政府施加压力，将英租界北界由李家场推进到苏州河南岸，西界由界路（今河南中路）扩大至周泾浜（今西藏中路）。上海的租界时代就这样形成了。但事情还只是刚刚开始。

从一八四五年十一月《土地章程》的颁布，到一九四三年八月租界“收回”，其间经历了一个世纪。租界的面积从最初划定的约八百三十亩土地，到二十世纪时已扩展到三十二点七平方公里（其中公共租界〔英美两租界合并而成〕二十二点六平方公里，法租界十点一平方公里）。⁽³⁾租界由开埠初城外的一片荒地，发展成近代上海城市的中心区域，它不仅伴随着上海城市近代化的整个过程，而且也奠定了（同时也制约了）上海城市的现代化发展。租界是帝国主义掠夺中国主权的产物，其所作所为，自然是为列强的侵略与掠夺罪恶服务。但是，上海租界这段百年历史，其利弊得失却又十分复杂，许多认识只有放到具体的历史中才可以讨论，才有意义。写作本文，亦图按此以行。

上海租界从开始到结束，无论是就其区域，还是言其制度，都在不断地演变中，这也是上海租界不同于全国其他租界的一个显著特点。因此，对上海租界进行总体评价和认识是必要的。而具体研究这种演变的各种因素和影响则是一项值得去做的学术工作。

鸦片战争使中国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发生了直接的联系，尤其在中国开放的通商口岸中，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列强各国力量的消长、纷争，各国关系的调节都对这些城市的社会、政治、经济产生影响。上海租界的一些重大格局的形成，如开埠初期英、美、法的三家鼎立，英、美租界合并为上海国际公共租界（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of Shanghai），以及租界在日本侵略军的刺刀下“归还”汪伪政府等，都是由国际局势变化为背景而发生与发展的。

上海租界是晚清中外交涉的一个结果。外交事务在晚清已经成为国家事务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新局面，而清政府并没有能及时地意识到这一变局，他们仍然按照处理传统的藩国邦交夷务的老习惯来应付眼前出现的一大堆新麻烦。虽然弱国无外交，但这并不意味着清政府只能在外交中一无作为，处处呈消极被动状态。清政府的颟顸无能，使许多主权、利益日益丧失。这种情况到后来稍有变化，当国内社会矛盾达到激化的程度，特别是太平天国起义爆发直接威胁到清政府统治时，清政府又开始调整外交政策，主动与列强相勾结。而由于清政府统治集团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与国家、民族的利益相悖，借帝国主义势力维护其统治利益这一政策的执行，必然导致在很大方面出卖了国家、民族利益。清政府对外政策的变化对上海租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值得注意的还有另外一方面。上海租界开辟以后，首先遇到的是大量的中外直接交涉事务，外交活动在实际中已经变得非常频繁和必需。许多具体的事物并不是政策、原则所能限定，只能适应实际的变化，回避也回避不了。而清政府外交的变化，往往是从这大量具体的交涉事务中开始的。像在太平军进攻上海之际，上海地方政府与租界当局（其背后是列强政府）经过谈判达成的“中外会防”的协定，与当时清政府的外交态度是不甚一致的，“夷夏大防”仍是一条界线，而“长毛”危及了帝国统治，“宁赠友邦，勿与家奴”亦是古训，借师助剿便成国策，而当上海“借夷助剿”奏效，清政府不由产生了极大的振奋，促成了清政府对外政策的转变。从“夷务”到“洋务”也由此肇始。以后在上海办理“夷务”、“洋务”的官员，往往成为清政府中重要的外交人员。李鸿章带着他的淮军初到上海时，无不受到吴煦、杨坊这些大买办的牵制，显得猥琐不堪，而淮军且被上海人叫作“叫花子兵”。但当他渐习洋务，又掌握了洋枪队的时候，便成为不可一世的洋务大员了。因此，考察上海租界的中外交涉及其对清政府外交的实际影响，将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有待研究的课题。

从根本上看，上海租界的发展动力来自那些从租界中获得直接利益的人们。上海租界的存在并非仅由几个条约规定而然，而是由许多实际的利益者争取、造就的。租界的制度只是这些利益的体现，而不是相反的。

当外国商人最初进入那被划定的“租界”时，他们发现那里不仅是荒地，而且他们被“华洋分居”的原则阻隔在中国社会文化之外。于是，基本建设成为最迫切的事务。就在租界开辟的次年，一八四六年英租界的外侨就成立了一个“道路码头委员会”（Committee of Roads and Jetties）。这个委员会开始只有三个人，负责征收捐税和建设道路、码头等简单的市政管理。（历史的可悲在于：这样一个委员会以后竟发展而成为独立于中国主权之外的洋人政府组织！）由于租界不受制于清政府的政体并且与华人社会隔离，因此由外滩开始扩展开来的是一个完全西式的“洋场”。环境的改善，社区的建立，使生活、经商有了基础和保障。很快，租界内洋行矗立，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上海外侨的财产，为数已值二千五百万镑。⁽⁴⁾当太平天国起义威胁上海的时候，按一般国际惯例，外国侨民应当撤离。但上海外侨的利益已经同上海联结在一起，不仅是已积累的财产，而且他们同时向战争双方——清军和太平军走私军火，牟取暴利。在战争状态中，这些利益必须靠武装才能保护。一八五三年四月，租界宣布实行“武装中立”，成立上海商团（Shanghai Local Volunteer Corps），并在租界内构筑“防御工程”。租界成了相对和平、稳定的区域，而租界之有军队，亦自此始！

随着太平军在江南战事的扩大，特别是一八五三年九月上海发生了小刀会起义，大批华人因躲避战乱涌入租界。一八五四年在租界内居住的华人不足五百人，到了一八五三年剧增到二万以上，而且增长势头日益猛烈。于是，租界中的外国侨民，纷纷把土地转租给华人，或者建造房屋租给华人居住使用，致使租界地价陡涨。由于江南地区处于战乱之中，除军火走私外的其他贸易活动陷于停滞状态，许多外商便转为地产商人，从事土地转手买卖，租界内房地产业迅速崛起，成为一项重要的财源。原来《土地章程》中规定的租界内土地不得租与华人和不得架造房屋租与华人，以及华洋分居的原则被打破了。这种状况引起了英国领事的不安，时任英领的阿礼国（R．Alcock）为了维护完整的殖民地形式，反对华人进入租界，但他的意见遭到了外商的反对。一位当时“最有势力的英侨”对阿礼国说：“您是女皇陛下的领事官，职责所在，自然不得不为国家谋永久的利益。可是我所关心的，却是如何不失丝毫时机，发财致富。我的钱如果没有更有利的运用方法，自然只得将地皮租给中国人，或造房子租给他们，以取得三分到四分的利息。……我们是挣钱，尽我们的能力，挣得越多越好，越快越好。”⁽⁵⁾在租界内外侨的压力下，一八五四年，《土地章程》修改了。原章程中规定的租界的土地华人之间不得租让，不得架造房舍租与华人以及外商将土地转租他人不得盈利的条款全都被推翻。租界人口的急剧增加，市政建筑规模的扩大，使管理成为一个较严重的问题。一八五四年七月，租界外侨召开租地人会议，决定统一行政，趁此设立了工部局（当时称作行政委员会Executive Committee，后来改称Municipal Council，直接叫作市政委员会了）。工部局的董事由租地人会议选举，它是租界的最高行政机关。同时工部又组织巡捕，设立了巡捕房，担负租界内警察任务。

在进入租界的华人中，有许多是江南一带的富绅以及钱庄主、商人等，他们把巨大的资金带入了租界。同时，大批难民的涌入，使租界集中了大量的劳动力，加上房地产业的勃兴刺激了城市的开发，因此，租界在很短的时间里奇迹般地繁荣起来。尤其与战乱中江南的凋敝形成对照，上海的兴旺显得愈加突出。同时，华洋杂居改变了租界内的人口结构。以前租界内主要是外国商人为主，社区生活十分单调。⁽⁶⁾华洋杂居以后，华人中各类成员都进入租界，使社会、文化、娱乐各项事业都得以开展，一个较完全的城市面貌渐渐呈现出来。

上海租界迅速繁荣的景象，使租界内的外侨也感到瞠目结舌，他们被这梦幻般的奇迹惊呆了，急切地渴望抓住这种发财的机遇，并且永远地享有。尤其当租界内的外国军队分别同清军和小刀会起义者、太平军较量了以后，他们以为自己已经有了足够的力量。一八六二年六月，在上海外侨的怂恿下，一些外侨头面人物提出了一个将上海变为“自由市”的赤裸裸的侵略计划，即成立一个由上海外侨完全控制的独立国家。这个计划提出以后，引起了轩然大波，连英国政府也感到这些人利欲熏心，过于狂妄。英国公使卜鲁斯（Bruce）在给英国驻沪领事的训令中指出：“上海英租界，其土地既非转让与英国政府，亦非租赁与英国政府，仅议定在某地方内容许英人自便取得土地，俾得聚居之利益而已。英人如此取得之土地，仍为中国之土地，须照常缴纳地税。”⁽⁷⁾其实，工部局的成立，就意味着上海租界的统治权由领事开始转入上海外侨手中。英国政府对此早已不满，但这也从一个方面加剧了上海外侨建立“独立自治区”的情绪。当时，上海外侨的主要喉舌《北华捷报》热切地讨论起“独立自治区”的方案，其中一些言论，倒道出了他们的心态，他们认为：“上海这一带地方，既然拥有如此丰富的物质要素，其人民又能辛勤劳动，如果将其置于一种统治之下，既有能力保护和平的居民，又有能力惩罚强悍的分子，它将变成一种何等壮丽的地方！”⁽⁸⁾但是，英国政府怎么会甘心把自己用炮火打下的利益拱手让给这些商人独享呢？其他国家政府也不会答应。美国公使般林盖（Anson Burlingame）也训令美驻沪领事熙华德（G．F．Seward）对“自由市”计划表示反对。加上英、法之间的矛盾使法租界退出工部局，另组公董局独立管辖法租界。上海“自由市”的企图就此破灭了。

尽管，独立的“自由市”的计划没有能成功，但上海租界自治的倾向在实际中日益得到加强。随着上海城市近代化规模的扩大和完善，工部局的机构由简而繁，由总而分，成为包括了警备、工务、财政、卫生、教育、交通等各项事业，并且拥有军队、警察、监狱等，成了一个较完全的市政管理机关。法租界的公董局，总董都是由法国驻沪领事担任，其对法租界干预之权力很大，但是法国政府还不得不承认法租界是“完全独立”⁽⁹⁾的。费唐报告认为上海租界制度有两大基础，一为自治（Self-Government），一为法治（Rule of Law）。租界内的纳税人享有两项基本的权益：一为安全（Security），一为自由（Freedom）。对于这种笼统的说法的欺骗性，前人已经有过许多的揭露和批判。由于租界涉及了许多不同的利益，使之互相制约求得平衡，上海租界以“国际化”、“世界商市化”著称，这种特殊的存在及其相对安全、自由的局面，使上海在很大程度上避开了近代中国的纷乱，保持近代上海社会、经济、文化等有一个持续、稳定的发展过程，上海城市在从太平天国起义到军阀混战等几十年的国内混战中较少受到破坏。即使一八八三年中法战争爆发期间，法租界当局也不敢破坏“中立”的原则，仍宣布租界“守局外之例”。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时，“东南互保”计划的提出就是以上海租界中立原则为援例和由头的。租界的这种中立状态，直到一·二八事变时才被日军打破。近代上海社会的相对稳定，促成了经济、文化的积累、繁荣，这也是上海的近代化发展比较充分的原因之一。在十九世纪末期到二十世纪动乱的世界局势中，稳定的社会环境，深为人们广泛重视，近百年的上海一直是远东投资环境最好的地方。

对于历史研究来说，我们不能假设一个上海无殖民化而近代化的过程，并把它同已经存在了的近代上海历史比较，从中得出结论，这种做法是没有意义的。在清代社会还处于中世纪状态时，当清朝统治系统内还没有出现近代城市的管理体系时，上海城市的近代化，就从租界移植西方近代城市的发展模式开始，逐渐完备起来。随着上海城市近代化的拓展，由租界肇始的这套近代化城市模式的影响不断地延伸。其一，在租界范围内逐渐地扩大。其二，华界纷纷仿租界之制，积极建设，开发近代型的城市市政。一八九五年，上海旧城厢内设立了南市马路工程局，学习租界的做法，开发市政，自辟商场。从此改变了旧城厢的面貌，使之过渡到近代化城市。一九〇〇年，上海、宝山两地绅商也创办了闸北工程局，大力开发租界以外的地区，使上海的城市发展规模更加完整。上海的这些行动，成为清末“预备立宪”中地方自治的先行，影响及于全国。

凭借帝国主义在华特权而建立起来的上海租界及其一套制度，主要目的在于维护和体现外国政府在华利益和租界外商的利益。但是，华洋杂居以后，大量的中国人参与了城市的开发和生活，而且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日益增大，租界的整个社会生活已经不是外侨所能操纵的了。

近代上海的经济，在租界开辟初期主要由外商控制。外商所开设的各种洋行，几乎垄断了上海的进出口贸易，并且通过进出口贸易调节着上海的经济生活。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华商迅速加入了上海对外贸易的行列。到处活跃着“兴旺而又富裕的中国商人。这些商人所从事的商业活动和西方商人的经营范围同样广泛”。⁽¹⁰⁾如果说在对外贸易中，华商尚需与外商合作的话，那么在其他领域，到十九世纪末，华商在与外商的竞争中已逐渐取得优势，经济势力开始超过外商，成为上海经济的支柱。二十世纪初，华人（包括华侨投资）在租界内的商业中已占全面优势，以先施、永安等大百货公司为代表的华商势力，在规模和经营上都远远超过外商创办的汇司、惠罗等百货公司。一位研究近代上海经济发展的美国学者认为：“一八九五年以后，华商私营企业家在上海工业发展过程中，扮演了引人注目的角色。一九二〇年以后，按西方模式创办的现代华商银行，作为上海的主要金融机构，可以比得上外国银行。”⁽¹¹⁾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租界内的中外侨民在形式上没有什么隔离，外侨只有在俱乐部等少数社交场所还保持比较纯粹的西方式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这种西式生活方式和文化在整个租界社会生活已被融化掉了。由于租界内华人占了绝大多数，而且成为租界社会文化中最积极的创造性因素，所以作为近代上海文化特征的海派文化，不是一种西化或殖民地文化，而是由中国人创造的，融合了中西文化的，适应于近代上海城市生活的市民文化。

随着华人在租界各项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日益加强，华人要求保障自己的权益和“挽回利权”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华人参政运动于焉勃起。一八六三年就有人提出工部局内应加入华董的建议，虽然这个建议未被通过，但华人参政的努力始终不懈。一九〇二年上海商人为适应当时同各国进行修订商约谈判的需要，成立了上海总商会。此后总商会在处理上海事务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总商会实际成为租界内最大和最重要的代表华人利益的团体，与各国驻沪领事、在沪商会办理华洋交涉。在当时的条件下，总商会为维护华人的权益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一九〇五年和一九〇九年，上海华人曾掀起了两次要求工部局增设华董的高潮。一九一九年，公共租界内的华人提出了“无代表不纳税”的口号，要求参与租界政务的处理。一九二〇年租界内“纳税华人会”正式成立，其宗旨为“发达租界之自治、谋公共之利益与平等之待遇”。“纳税华人会”多次就租界税收问题与工部局交涉。尽管租界内的外侨不愿意有华人来分享他们的政治权利，但他们也深知，没有华人的积极合作与参与就不可能保持上海的繁荣和发展。一九二一年五月，工部局华人顾问委员会正式成立。一九二八年四月，三名华董、八名华人委员加入工部局，以后又增加了二名华董、四名华人委员。法租界公董局则在一九二一年一月改选时就增加了五位华人为临时委员会委员。虽然，华人进入租界的最高行政机构这一天似乎晚了一点，但它成为一个象征，表明华人在租界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任何人也难以忽视的。

其实，工部局作为租界最高的行政管理当局，其直接统治范围也是有限的，主要及于市政和治安。工部局无法决定整个租界的社会生活。上海租界，由于华洋杂居、五方杂处的情景，使其发展更体现出近代大城市的特征：各种民族、各种文化相互融合，相互作用。上海租界是个复杂的、利益多元的社会，因此这个社会形形色色的市民团体组织十分发达。这些团体包括经济、社会、文化以及政治各个方面，从西侨俱乐部、华人同乡会之类的联谊组织，到监理公会等宗教团体、青洪帮等黑社会，林林总总，各式各样。这些团体一方面代表和保护各类不同阶级、阶层人群的利益，同时又在社会上发挥与其他团体协调的作用。对于上海这个“世界商埠”来说，其中最有影响的当是商会和同业行会等经济组织，这些经济组织在上海社会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发达的市民团体，形成一个自然、有序的城市社会的运作系统，使整个社会生活全面、均衡地展开。这是近代城市的一个很重要的“自治”特征。近代上海这种“小政府”、“大社会”的情况，也是上海能够“独立”于近代中国的纷乱之外的一个重要因素。

正因为如此，近代上海在国际上具有重大的影响，并不是在于租界的这一套特殊统治制度，而在于上海所呈现出的生机勃勃的社会生活和繁荣的城市面貌。在世界近代城市的发展中，上海迅速崛起并且走在前列，这也是中国近代化的一个成功典型。

并不是签订《土地章程》的巴富尔和宫慕久决定了租界和上海城市的命运，上海城市的发展也大大超出了最初建立工部局的外国侨民领袖们的想象。在大批华人涌入租界、加入城市开发的行列后，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上海城市的面貌已经悄悄被广大市民所影响。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四日的《密勒氏评论报》（China Weekly Review）有一篇文章在评论上海租界时讲到：“即使外国侨民从他们的现代化房屋搬走，回到家乡，它（上海）将依旧是一座大城市。”中国人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的主宰，这在二十世纪开始已经是很明显的了。

从封建中世纪走向近代化，近代中国经历了极其辛酸而又艰苦的历程，上海近代城市的发展的确是一个缩影。租界作为帝国主义以炮火为后盾，强加于中国人民的侵略产物，不能不激起中国人民的民族义愤感情。但上海租界的历史与整个上海的近代化和城市开发建设几乎联系在一起，中国人民在这一过程中又付出了勤劳和智慧，显示出中华民族在那样严重的危机面前，所具有的顽强的生命力和自新能力。

从全国范围的租界来看，从《南京条约》到《辛丑条约》，清政府在不同时期，向不同的国家开辟了大量的租界，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以及租界开辟地的条件各不相同，各地的租界差异很大，其影响和作用自不可同日而语。就这一点来讲，上海租界有其特殊性，它与杭州拱宸门日租界、重庆王家沱日租界等有很大的不同。天津租界则分有八国之多，就其影响言，亦不可与上海租界同日而语。

在中国迈向近代化，接受中西文化碰撞的考验过程中，近代上海犹如一条巨龙的龙头，它首先走出了中世纪的迷雾，首先经历了中西文化的冲突和融合。毕竟，中国人民从近代上海看到了，享受到了比在中国其他地方要多一些的近代文明的利益。这也为以后中国人有信心建设近代化，渴望走向现代化提供了依据。同时，近代上海租界的历史以及中国人在其中受欺压、被屈辱的事实，也真切地告诉人们，国家主权得到捍卫、民族利益得以维护，这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是何等重要。这两点启示对今天的改革开放、建设四个现代化都是有意义的。被迫开放，百年历史，显示了极其复杂的内容，直面今日，主动开放，总结过去，瞻前论今，上海和上海人重任在肩。

一九九一年七月十六日

（原载《近代上海探索录》，上海书店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八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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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Lang，Shanghai Considered Socially，P. 16．

(2) 《同治上海县志·名宦》。

(3) 据上海通社编《上海市年鉴》（一九三五年）。

(4) 蒯世勋《上海公共租界史稿》第三二六页。

(5) R．Alcock：Capital of the Tycoon，Vol. Ⅰ，PP. 37～38。译文见《上海公共租界史稿》第三四八页。

(6) 参看李天纲《从“华洋分居”到“华洋杂处”——上海早期租界社会析论》，《上海研究论丛》第四辑。

(7) Further Papers Rel．Rebellion，1863，Ⅱ，P．853．

(8) 一八六二年五月三日《北华捷报》。

(9) 梅朋、傅立德《上海法租界史》第三二六页，上海译文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

(10) 勒费窝《怡和洋行——一八四二～一八九五年在华活动概述》第四七页，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出版。

(11) 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第一〇四页，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