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报才刘克林

一九六六年“文革”方起数月，我“靠边”在食堂与陈虞孙同洗碗。一日，众人相继离去，原《大公报》同事何德龙大厨师（我们称他为御厨。倒不是因为一九四五年重庆《大公报》请毛主席吃饭是他烧的菜，毛主席还向他敬酒。而是他在《大公报》日常只为胡政之老板烧菜）忽然悄悄踱到我身边，说了一句：“刘克林自杀了。”我大惊，问他“真的吗？”他说：“真的。”说完急步而去。何德龙时住老西门原《大公报》宿舍，京中《大公报》时有人往来其地，其说当可信。陈虞老说了一声“太可惜”，我却忍不住泪下，虞老急止之。夜晚回家，才得放声一哭。

同学，同事；成都、香港、上海、天津，相交历二十四年，往事历历，全在眼前，斯人撒手去了，苍天何其不仁！

克林在学校时，是著名的学生运动活跃分子，口才便捷，善作激昂慷慨富鼓动性的讲演。他冰雪聪明，各门功课都念得很好，常得高分，又写得一手漂亮的好文章。因此，在学校里是个出名人物。

克林籍隶湖南，出身海军将领家庭，生长北平，说得一口漂亮的北京话。抗战时期入川，毕业于自贡市蜀光中学，继入昆明西南联大地质系肄业。以不宜于昆明气候，常流鼻血，于一九四二年转入成都燕京大学新闻系二年级读书。开学之日，学校举行晚会迎新，文娱节目中有类似今日常见的智力测验之举，克林以其才思敏捷一举夺魁。我惊其慧而倾慕之。这是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同宿舍两年，又同读一些课程于一班，同参加校内外一些活动，接谈渐多，乃成知交。

在大后方，成都学生运动早于昆明与重庆而发生与发展，爆发点为一九四四年十月的市中事件，由此而引起成都市大中学生示威大游行。但其发端，则不能不溯源于同年早些时候举行的成都各大学国事座谈会。时当国民参政会举行之后，要求民主的呼声有所升起，成都各大学学生联合邀请在成都的各党派与无党派参政员举行了一次规模盛大的国事座谈会，内容为介绍国民参政会会议情况，学生自由发言提问。会议举行于华西大学体育馆，满坑满谷，座为之满，不少学生只能站立在会场。各参政员政治立场不一，发言各异，为国民党张目的御用参政员的讲话，被学生驳得站脚不住；张澜先生发言，高张民主大旗，指斥时政，赢得全场热烈掌声。张先生操川北语言，称“个”为“块”，念“国”为“刮”，他左一声“这一块刮民党”，右一声“这一块刮民党”，引起全场会意之大笑。这次会议实开成都学生运动之先声，为此后大规模学生运动奠定了基础。会议的主席即是克林。他时为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主持大会，井然有条，发言更是精辟，偶作插话，或一语破的，或画龙点睛，充分显示了他的才能。自此以后，声誉大噪。

另举一事。成都学生中有一个称为“民协”的秘密组织，全称应是民主青年协会。初只数人，后渐扩大，成都解放前夕，据说已发展成上千之数，其成员且分布于川中各县。“民协”在成都乃至四川的学生运动中，起了巨大的作用。一九八五年，中共成都市委举行“民协”史讨论会，来者甚多，追念发起者开辟草莱之功，许多人提到了克林。克林是“民协”发起者和最早的几个成员之一。举以上二事，以代表克林在成都学生运动中之一斑。他才思之敏捷，可于一事见之。一次，学生自治会出墙报，同学李中（现名李慎之）把他反锁在自治会办公室内，留了几个锅盔（四川称烧饼为锅盔）夹肉，限时限刻完成。下午开锁，不但墙报编排抄写整齐，连刊头图案也都有了。慎之最近自北京来信，还谈起这件事，他以十六字赞克林：“才思敏捷，倚马成文，采写编论，无所不能。”我然其说。

克林也曾参加过学生戏剧活动，他演《日出》的方达生，国语虽佳，怎奈动作生硬，以一次而定终身，此后再也未曾参加。几十年间，朋友相与说同学少年之事，他总夸大其词地说是，我把他“开除”了，否定了他的演剧才能。我笑而不言，他更高兴得大言以夸诞。此种笑语，过去曾是同学少年辈中一大乐事。

克林于一九四五年毕业后即入重庆《大公报》为编辑。前此一年暑期，他和谭文瑞已同入这家报社实习三月。克林面黑，文瑞面白，报社编辑部人称他们为“黑小孩儿”与“白小孩儿”。今番重去，一切从零开始。一年之后，我离校去上海入《大公报》，道经重庆，克林传授经验，说是初为编辑，得经得起性格的磨练，一段时期，他编的稿子，他的上手往往看也不看就扔入字纸篓。后来我的经历果如其言。克林和我说这番话的时候，早已通过了这番磨练，成为独当一面的方面人物——要闻版编辑（这在任何一家报纸，都是最受重视的编辑，《大公报》为尤甚），此后直至他离开《大公报》，职务上有所升迁，而大部分工作都是和要闻编辑结不解之缘的夜班生活，加上写言论。他对报纸工作的贡献，也就主要表现于他在编辑工作上的创造性和所写一篇篇能经考验的言论。

虽然我们是同在一家报社工作，毕竟西东异地，间通音问，只能道其大略，不复能如昔日之指天划地，畅说今古。于是，我们多是在“报上见”了。我每见重庆《大公报》要闻版的精心标题，心知为克林呕心之作，不禁色喜。一次重庆学生举行示威大游行，头条大字标题曰“堂堂之鼓，正正之旗”，此正义之声，精当之评，历四十多年犹在脑际回荡。

一九四八年三月，《大公报》设香港版，克林奉调前往。同年十月，我亦赴香港版工作，抵达之时，克林偕唐海与我弟君放接我于启德机场，相见欢甚。几年的夜生活，克林人发胖了，面色黑中带黄，显得不是那么健康。从此以至于一九五三年五月，我和克林一直在一起工作。

在香港，我初编本市版（所谓港闻版），多抢劫、走私之类的新闻，与克林所编要闻版无涉。后改编二版，即所谓次要闻版，与要闻版紧密相连，我的命运乃操纵在克林手中了。每到午夜以后，克林所编版面重要稿件涌到，就要向二版侵略；如果他的版面缺稿，就要从我这里抢劫。不管是哪种情况，都得要闻版截稿以后，二版乃能定稿。我和他之间的争夺战每晚不休。相对而言，谭文瑞所编国际版独立性较强，但有时也和要闻版有稿件牵连之处，自然，侵略者还是克林。我每以此事为苦，然一周之中，我替代克林编要闻版一次，这时，我也成了侵略者，乃知其间甘苦。争夺一番之后，诸事已定，等着看大样，小室之中，只剩下值班编辑主任（其时由杨历樵、李侠文、萧乾、朱启平四位轮换，王芸老留港期间亦曾轮值）、克林、文瑞和我，往往以广东特有之咸脆花生佐啤酒，胡吹一通，怡然自得。

在香港这段生活，实处于过渡状态中，等待上海解放。上海解放，我们都走得非常匆忙，船票不易购得，克林和我的家眷都只得暂留香港，我妻慧华迁去与克林妻玲珠同住，待我们在上海工作数月之后，两家眷属才绕道东北而经北平南来。

同在上海工作两年半，克林以编辑部副主任之职而仍编要闻版。我时做采访工作，时亦编报。编报之时，每周仍替克林编要闻版一次，一段时期为两次。克林在编辑工作上，以这段时期发挥得最见成绩，最有创造性。他才思敏捷，点阅稿件一过，即得要领，画龙点睛之题立现纸上，很少有捻须苦思之时。且时得佳句，掷地有声。尤其对于宣传鼓动性的题目，最为擅长。在这类题目下加一斜行的惊叹号（！）为克林之创举，他称之为“棒槌”。一个题目写就，往往斜划一惊叹号，不无自得地说道：“加个‘棒槌’吧。”此风一开，各报继之而效者多有。

编报临阵之时，往往对有的新闻要配上一篇评论。克林得《大公报》前辈报人之优良传统，是此中的高手，快手。他下笔神速，文采焕发，一篇优美的文章立地可就。至于日常预定的社论和其他评论文章，他在上海这段时期也写得最多。

克林又以演讲才能著称。上海解放之初，为配合形势，他常应邀作时事报告，每讲一场，备受欢迎。声名所至，邀者云集，以至他往往凌晨下班小睡片刻即起，上午一场，下午又赶另一场，回家小睡，又起来上班了。院系调整以前，上海《大公报》有四人应聘在圣约翰大学新闻系兼课，即克林、孔昭恺、潘际坰和我，毫无疑问，以克林所教的《社论写作》最受学生欢迎。

克林为人，豪放热情，与人交，推心置腹，绝不作虚与委蛇之言。心里有事，不作隐藏，肚里有话，一吐方快。朋友们都爱其真诚，喜其直爽。好饮，酒量平平，每饮常醉，醉后往往大笑不止。那时我们都年少不知爱惜身体，上完夜班，还时去一家通宵营业的小店喝酒吃点心，喝酒谈笑之间诚然愉快，可把身体都搞坏了。

新闻界本身在解放后面临的第一场政治运动是思想改造。克林自然是积极分子。报社几个头头是在全市新闻界大会上作的检查，编辑部内由克林第二个在全编辑部大会上作检查。在长达两三小时的检查发言中，他只有一个发言提纲，而一句句念下来，不加修改，即是一篇好文章。后来也的确这么做了，主管新闻界思想改造运动的陈虞孙盛赞克林的检查，将全文刊之于运动中举办的一份内部小报。今天回过头来看，他的这个检查（也包括旁人的），自然并不实事求是。当时都按规定要查出自己办报的主导思想，克林的主导思想是极端个人主义，他自然地把自己批驳得一无是处。平心而论，克林确非屈居人下之辈，刚强好胜，不甘于寂寞，不能受委屈，这也是他日后自杀之因，但一切都谓之曰极端个人主义，显属危言耸听的上纲之举。

一九五二年底，《大公报》迁天津，与《进步日报》合并，克林、张契尼、苏济生、谢牧与我，受命为前站先行。其时也，我们都颇为意气风发，全然不知世事之艰。在津工作数月之后，我转业南归，克林时为编辑部主任，仍上夜班。以后《大公报》迁北京，克林主持国际部，《大公报》的国际宣传，在他和契尼的共同主持下，极为出色，他也因此而常出国。他在这段时期写的《朝鲜通讯》、《日内瓦通讯》等专文，传诵一时。但我并不知道他的苦恼，直到一九五七年初相晤于北京。

克林在中学读书时曾经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组织关系中断，这是他曾经告诉过我的；多年来追求入党，也是我所知道的。我离津之后，不再明白他在这方面的情况。一九五七年初，我去北京，一个寒冷的夜晚，在他家作彻夜的长谈。他为我历述几年来迄未能解决组织关系的经过，以至于泪下。这件事使他苦恼极了。聆听之余，我劝他把全部想法对党组织作无保留的谈话，万无徒苦自己。他对我说，这两天立刻去找某某人谈。归上海数月后，忽得他参加新闻代表团去苏联前写于机场的短简，欣然告我，已获入党。我亦为之欣慰。

此后我们没有再见，通信也少。我只知道，他调到中宣部工作，经常随中央领导人出国，起草讲话稿；一段时期，参加写作“九评”文章，我依稀能够辨出“九评”中哪些文字是他的手笔。局外人或当以能参加此类工作为克林之荣，连我这个老朋友也以为其时他必是啸傲自得。到他死了以后，从朋友和玲珠的口中，我才略知他其时的苦恼。我不敢说“九评”的观点是否是克林的违心之言，因为其时大家的头脑也就是这么个水平。据说，克林在这段时期，精神极不愉快，身体也坏到极点，老友偶尔相见，感觉克林已失去当年的豪情。一旦得与机密，祸兮福兮，本来就难说了，更何况是在康生这样心机莫测的人的手下。玲珠说，克林那段时间常常彻夜不能眠，隔室自来水管漏滴的轻微之音，他也能辨。

朋友告诉我，中宣部造反派只是在整姚溱的时候，梢带而及克林，他就受不住跳楼了。玲珠则总以她当时远在宁夏未能照顾，致使克林萌此绝念为憾。其实，以克林性格之刚强，平生未曾受过诬罔的心际，发而为此绝世之想，是合乎其人的思路的。

克林死后举行过两次追悼会。第一次似乎还留有尾巴，我当时长歌当哭，为诗以悼。第二次在一九七九年五月，我去北京参加了。追悼会是中宣部为部中六人共同举行的，规模盛大，八宝山礼堂为之不容。克林在含冤去世的六人中最年轻，死时不过四十二岁。

克林子女共五人，他的死，也害苦了五个子女，而最受其苦者当为玲珠。靠了她的无比坚强，才使得子女和她自己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枉死二十有四年，墓木已拱，回首往昔，情尚不堪。

一九九〇年二月四日

（原载一九九〇年六月十七日《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