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李公纯青

李公纯青逝世消息传来，并不突然，甚至可以说早在意中。前此，京中旧友不断来信，为述纯公病状，告为肝癌，已有腹水。这自然意味着将不久于人世。五月二十五日，得信，知纯公果然在五月二十日逝世。在短短一封唁电中，实不足以表达我的哀思。好在老友张契尼已先此代我签名于在京《大公报》旧人写给纯公夫人谈家芳女士的唁函中。这封唁函由契尼执笔，节录如下：

惊悉纯公病逝，极感悲痛。哲人其萎，天丧斯文！

纯公平生，志行出处，学业文章，清流推誉。才足以济世，而淡泊于仕进；学足以立言，寄哀愤于论述。笔耕五十年，流风满天下。

我等与纯公共事有年，平生风义在师友之间。回思寒灯夜话，获益良多，忽闻闭影重泉，千秋怅望。

……

唁函对于纯公的为人处世，道德文章，评价极为精当。在充分表达同人哀思之余，又有句云：“伤大雅之不作，虽哀痛其谁陈！解人世之纠缠，得甘寝其何伤。”可谓哀而不伤，正得纯公本意。纯公早已写就遗嘱，谓死后不举行任何仪式，不登报，不通知亲友和子女（子女多在国外），遗体献作科学研究，其豁达如此！我写这篇悼文，在天之灵，当不以为然。魂其有知，尚请恕我。

纯公今世名人，一生所为，业绩永在。新华社发表的逝世消息，称他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著名政论家和日本问题专家。这是众所周知和公认的。又说他“是在台湾同胞中享有崇高威望的一位政治活动家”，“他积极参政议政，发挥民主监督作用，对国家的大政方针，积极献计献策”。这两段话自然包括了许多重要内容，纯公日常从不以自己所为告人，朋友们自然也不问及，但都感觉到他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由于他学识渊博，好学深思，对日本问题、台湾问题，数十年研究有素，自能见他人之所未见，发他人之所不能发，加以他总是坦率直言，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就更有其价值，更为领导和人们所重视。这些，自然非我所能道。从我所接触感受，我尊重他的长者风度，佩服他的学识文章，敬重他的坦诚待人，心仪他的淡泊宁静，尤敬他的光明磊落。

纯公籍隶台湾台北，是祖辈由福建安溪去台湾经营茶叶业，因而落籍的。他在台湾度过童年，不愿当日本臣民而到厦门读书，入集美学校，毕业后去南京，入中央政治学校毕业。一九三六年留学日本，翌年抗日战争爆发回国，入上海《大公报》工作，此后历经香港、重庆、上海、天津、北京诸地《大公报》，于一九五四年调离。

一九四六年七月，我入上海《大公报》工作，纯公时为上海《大公报》社评委员（即主笔），兼主持编辑《时代青年》周刊。他写的社评多为国际问题，特别有关日本问题社评，凡非王芸生所写，皆出于他之手笔。时《大公报》有许多周刊，每天轮流见报，编者多为社外名流，如周太玄先生主编《新思潮》，洪深教授主编《戏剧与电影》，章靳以教授主编《文艺》，戈绍龙医师主编《医药》，只有这个《时代青年》和另外个别周刊是由纯公及其他社内人主编。他写的社评，鞭辟入里，分析精当，洞烛机先，启发了无数的读者。反美扶日运动兴起之时，他和王芸老两相辉映，写了一系列的社评和专栏文章，传诵一时。他的文字修养极深，纯粹是中国文章写法，足当练达之评，且极注意文字的音韵，读之铿锵有声。《时代青年》则抓住时代的旋律，联系了广大的青年。当内战风云骤起之时，他在《时代青年》上，以几期的篇幅，发表了时事测验答案，其形式既开先河，其内容则表达了时代的心声，为人所注意，也遭到国民党当局之恨，组织人员投寄答案，为纯公识破，揭之于报端。同时，他尽力保护作者，遇有言词激烈的文章，他总为之易以假名，甚至告诉作者提起注意。国民党当局每有追查作者真实姓名和地址之举，他义正词严拒绝交出。这个刊物最后还是被勒令停刊了。纯公一向谦虚自处，一生所为，很少对人言。他初入报社，在香港工作之时，有一夜成名之说。后来，老友苏济生多次问他此事，他都笑而不答。问急了，他淡然一语曰：“不过一篇社论。那是过去的事了，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成了他被人问及自己事的经常答语。唯一的例外，是他时或稍以编《时代青年》之事见告，可见他对于这个刊物的满意。

纯公其时除了参加社评委员会和《时代青年》发稿，一般很少到报社，我们极少相见。一次偶然的机会，恰恰是在社外，得以相遇，然后才过往较多，时作长谈。刘文辉将军驻南京代表、四川民盟的负责人范朴斋先生一次邀请午餐，表述刘文辉将军希望与上海新闻文化界联系之意，我与纯公不期而遇于此。

饭后，我和纯公步行至南京路报社。且行且谈，内容今已忘记，但给我的印象，是增强了我对纯公的信赖。数日之后，我往访纯公于其东横浜路寓所，倾心作长谈。他分析形势，透彻精辟，这本在我料中。言谈间，处处表现出他博闻强识，于文学，于历史，都有精深的见解。并表示，现当中年，只以写时事评论为宜，到了晚年，他要写小说，他说是人到晚年写小说最适宜。这个议论不一定会为人所赞同，但其本意，是说人到老年涉世更深，看事可更透彻，亦是至理之言。历数十年之后，他在给我的信中，每以我放弃创作为不可取。我不知道他晚年是否真的写小说了，但以精力之不济，欲写恐已无从。在这次谈话中，他还为我详细介绍了《大公报》的人和事，使我这个新来者有所知而以自处。

和纯公真正熟悉起来，是在一九四八年到香港以后。这时纯公与杨刚大姐作为中共地下党员，与《大公报》诸领导运筹策划，自然作用极大。去港以前，他代表中共和王芸生先生多次谈话，邀请芸老经香港北上参加新政协，此事已见于纯公所写回忆文章，成为史料。杨刚大姐不久离港北上，在杨东莼先生到香港《大公报》以前，作为中共党员负责人，纯公多任其劳。他在《大公报》内所任皆大事，而于报纸之具体业务，过问不多。但是，他做到了依靠一批进步群众，上下配合，如脑之使手，运用自如。一次，夏公（衍）对刘克林、谭文瑞和我作长谈，归结为一句话，即一切听纯公安排。

上海解放以后，纯公又继杨刚而由天津南下领导《大公报》，日夜辛劳，厥功之伟，应留待写《大公报》史者去记述，非此短文所能记。我所不能忘记的是，身居领导，纯公的地位变了，他的为人处世则始终如一。他总归是一个书生，一位学者，他常说君子之交淡如水，那是指他反对无聊的应酬。解放前，《大公报》某公做五十大寿，在一家游乐场哄闹了一天，他很愤然，把请帖扔进了字纸篓。后来，在开社评委员会之时，寿翁向会上每人作揖致谢，轮到向纯公作揖，纯公淡然曰：“对不起，我没有去。”其性格足当狷介之评。但他对人则真诚热情，绝不说一句假话和官话，自然更没有一点架子。应该说，他对人充满了人情味。也许正因为这样，他有时不能适应于社会，甚至难免为一些“永远正确”的人所批评。他曾经对我说：“你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喜怒形于色。”我一生总记住他这句话，但恐怕至死也不能改变。反观他自己，其实始终还是书生本色，不足处今世之变。

后来他调离了《大公报》，如果要说做官，应该是高升了。担任了台盟中央副主席，还有人大、政协常委的头衔，成了出头露面的人物。诚然他做了很多重要的工作，但我总以为这和他的本性未见得相符合。调离之初，曾来一信，只对我谈了经过，告调去《大公报》代替他者为何人，字里行间，我看不出他的喜乐。

一九五七年之难，他虽未遭灭顶，终不免于波及。所被指责之罪，多与《大公报》有关。此后，他被闲置于外交部做研究工作，直至一九七七年重返台盟，仍任副主席。离休之后，任台盟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

近年去京，我总尽可能去看他。每作长谈，忧时感世之情表露无遗。身体衰老了，书生本色如故，读书为文，思考天下事。朋友为他整理旧作，编成文集二册，纯公定名为《笔耕五十年》及《望台湾》。一次忽然得他一信，谓一篇旧文引用了刘知几的《史通》，他要再加查对，在京未能觅得《史通》，他估计我应有此书，嘱为查核。我将他需要的一章复制寄去。文集编订完成，竟然没有地方可以出版。一介书生，哪里支付得起偌大的资助费？他对朋友说：“宁可不出版，不要去向人要一文钱。”这是纯公的本色。现在得知，出版之事已有着落，惜乎纯公不及见了。

晚年最大心事，是期望有人写作《大公报》史。1985年他违背不写回忆录的夙志，连续发表两篇回忆《大公报》之作，盖出于对历史负责而作。就其大者而言，这两篇文章，实是写《大公报》史最富价值的材料。本此意，逝世以前，不断对探望者殷殷道其希望《大公报》史能写成之望。

纯公尽管所患是肝癌，据说死时并无痛苦。从遗言里亦可见其坦然之心。然其忧国忧民之赤诚，总回荡于我的脑际。

一九九〇年六月四日写

六月十九日改订

（原载《上海滩》一九九〇年第八期）